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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研究述评

时间:2022-05-03 16:00:08  浏览次数:

摘 要: 从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这对关系入手,探讨基于绩效目标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和行动策略,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核心。既有研究或是集中于资源配置模式的探讨,或是侧重于绩效的研究,普遍缺乏基于二者关系的内在作用机理、规则的过程观察以及相应的实证分析;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缺乏运用质的研究方法考察内在规律;另外,在科学测算学生培养成本以及高校绩效等方面仍然是弱项,亟须未来研究着力解决。

关键词: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绩效;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1)03-0086-07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办学规模的扩大,资源短缺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受国家经济水平制约不可能大幅度增加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如何从制度上优化资源配置模式,使资源的流向更趋科学合理从而确保高等教育绩效提升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也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职责。本文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这对关系入手,对相关成果进行整合述评,旨在为新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一、 相关概念界定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社会对高等教育事业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各种不同使用方向上的分配。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总体教育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地区或学校,即宏观层次配置。这主要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校数量和布局的调整、高等教育市场的调控、教育投资渠道的拓宽等方法来进行。二是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既定的条件下,一个地区或高校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即微观层次的配置。这主要是高校自身通过扩大招生规模、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管理效能、更新教育内容、提高设备利用率等来实现的[1]。也即,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强调分配,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强调使用。也有学者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给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作出界定,认为广义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一切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的配置;狭义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高等教育的财力资源配置,即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俗称办学经费)[2]。本综述所指的高等教育资源主要是狭义上的经费资源。

所谓模式,是指遵从某种规则或规律反复出现的思维方式或表现,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指以一定方式方法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到高等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去,保证教育正常运行和教育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使用,以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要,包括个体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与合格劳动者培养的需要[3]。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资源配置方式方法的统称,体现了资源分配的基本逻辑。

关于绩效内涵的表述很多,代表性的观点有:绩效体现了效率、产品与服务质量及数量、机构所做的贡献与质量,含有节约、效益和效率的含义[4]。绩效是一项活动实施的结果,既包括实施这项活动所投入资源与获得效果的对比关系,也包括投入资源的合理性和结果的有效性等等[5]。虽然对绩效内涵表述的视角不同,但大多研究者都认同:绩效是实施一项活动基于预期目标的有效性。按照达到这种有效性的过程,绩效的内涵包括:投入是否满足经济性要求,运作是否合规和合理,行为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产出与投入相比是否有效率。按照预期目标所涉及的范围,绩效的内涵包括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绩效的本质是质量和效率的统一。在概念运用上,绩效和效率、效益经常被裹挟在一起出现界定不清的情况。理论上讲,绩效往往代表整体概念,效率或效益则属于局部概念;绩效表达着效率和效益的含义,但在内涵上又比之更宽泛、更丰富,除了效率、效益这些关键标准之外,公平、公正和社会公众的反映等往往也是绩效关注的重要标准。在现实中,由于使用上的习惯以及绩效所涉及的很多定性因素难以准确测量,很多学者往往用泛化的“效率”取代“绩效”,虽然不够精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学者们进行的大量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研究中,普遍认识到了其对高等教育绩效的重要影响,体会到了研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正如Larry所言:“发挥指导、管理和领导作用的人的最后‘管理工具’是钱。领导人和管理者分配、管理财政资源的方式可以决定目标实现的效率。有经验的高等教育观察者知道,对领导层和管理层目的的真正测试是其资金配置模式。”[6]这一段话清晰表达了资源配置模式的“政治”意蕴及其对组织效率高低的决定性影响。

(一)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对绩效影响的宏观研究

1. 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有政府和市场两种模式,基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当前所处的转型期,决定了当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必须也只能是“微观上以市场方式为主,宏观上以政府调控为主”的政府和市场两种模式的混合体。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克拉克、康宁等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市场、政府和学术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总体上都认同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多种模式的“混合体”而非“单一体”,其中政府和市场是两种最基本的配置模式,并对两种模式的性质、适用范围及其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探讨[7-8]。关于两种模式力量的对比关系,曾加荣、杨冬丽等强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和在当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应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市场模式发挥作用的边界,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杠杆作用,用市场力量推动资源配置绩效的提升[9-10]。此外,樊继轩、杨雅清、许丽英等人对市场机制与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也做了深刻的论述[11-13]。这些研究强调了转型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对于市场和计划二者的力量对比仅作了理论性的应然探讨,缺乏量化、实质性的分析。康宁、夏丽萍等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型的程度作出深入研究,尤其是康宁量化了这种转型程度,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计划和市场两种模式发挥作用的边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依据,具有启示意义[14-15]。

2. 拨款模式研究。拨款模式指资金分配所遵循的方式方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普遍采用的是“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方式,与以前采用的“基数加发展”方式相比,扩大了各院校使用经费的自主权,操作简单,在透明度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所进步。但是,这种模式的政策参数单一及其对规模的刺激和对产出或绩效因素的忽视,加剧了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以及地方院校之间的教育财政不平衡等,也招致了无数的诟病。基于此,学者们就拨款模式提出了改革建议。王善迈认为:高等学校经费拨款,应采用多重目标合理组合的拨款标准。包括公平目标、效率目标、效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将四种目标合理组合为量化的、客观的、可操作的拨款公式,并且定期调整,其中根据公平目标形成标准拨款基金,根据效率目标、效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形成浮动基金[16]。李福华认为将王善迈教授提出的多重目标合理组合的拨款标准数量化是构建新拨款制度的较好选择。其中,由于效益目标的难以衡量性以及学校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校的科技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并且学校声誉评价或排行榜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我们可以用学校声誉代替效益目标。某校拨款数额=公平拨款+效率拨款+声誉拨款+政策拨款[17]。侯瑞山、杨树林提出了“基本拨款加专项基金”的拨款方式。该方式在对拨款要素分类的基础上,在职工工资要素中引入了反映效率的指标如生师比、学生与教辅人员比、学生与行政人员比、学生与后勤人员比等[18]。刘黎莉提出实行基金制,认为这是对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改革[19]。总之,将产出或绩效因素纳入拨款公式中,以此推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是学者们改革当前资源配置模式的共同价值取向。由于受到实践的阻滞,这些研究目前还仅限于理论上的探讨,没有直接推动资源配置模式的转换,但相信其会为未来拨款模式改革提供理念指导和决策依据。

3.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及制度归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大样本印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由于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低效现象。如闵维方借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理论对全国616所高校(1995年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高校在资源总量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不高,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木桶现象”,认为应该通过调整结构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20]。李福华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1000余所高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我国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的整体水平不高,并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地区高等学校的资源利用效率均存在较大差异,现行拨款制度不利于提高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等结论[21]。周炜利用香港学者李崇高和武凝珠构建的一个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研究框架,以5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高等教育资源在高校间分配的不合理是造成高等教育资源效率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并主张通过改进高等教育拨款和预算制度以及促进资源在高校间的流动来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22]。这些研究从宏观角度描述了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低效现象,实证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给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数据,但缺乏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带来的绩效不高的现状,很多学者采用跨学科的视角比如管理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予以解释,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开辟了研究的新视野,具有深远影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绩效不高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因而把提升绩效的希望寄托于制度创新。杨秀芹指出我国目前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完善及市场、政府的调节、调控使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提高利用效率才能够得以缓解。要通过在修正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保障政府主导教育制度变迁的地位,以弥补教育制度缺失;通过教育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重构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与约束来提高教育制度创新能力,减少低效的教育制度供给;通过激励机制和非正式教育制度对于教育行为个体的干预来协调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化解因此带来的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23]。范先佐认为,教育的低效率主要由于教育的权利与责任安排的不合理,也可谓是产权与职能的错位,进而提出理顺教育产权关系,实现教育产权变革这一提高效率的对策思路[24]。胡赤弟把大学制度看做是教育资源产权主体之间的契约集,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学制度构建理论。同时,通过对教育产权性质、特点及其运行机制的系统研究,创造性地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重构了大学办学主体,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大学的“主导与合作”治理模式,并设计出利益相关者大学法人的内外部治理结构[25]。孙天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作分析工具,从体制成本、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组成大学运行成本的观点出发,揭示我国公立大学现行制度结构与大学组织绩效低下的关系,提出公立大学该如何节约运行成本的政策建议[26]。郭训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对计划和市场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如何有机结合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优化我国大学教育资源配置的对策[27]。

由上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拓展了研究的视阈,明确了资源配置模式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所需的制度环境。但这些研究大部分偏重于规范研究,欠缺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实证考察,因而限制了其在操作层面的应用,期待着未来的研究能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和实证研究的结合,使研究成果更富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对绩效影响的微观(高校层面)研究

1. 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模式研究。从掌握的文献看,研究者对高校内部效率的关注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对于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资源配置的研究探讨,因为时间不长,刚刚开始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研究,实证研究文献不多,多侧重从技术角度来研究大学内部预算编制本身的有关问题,比如高校预算编制的原则、功能和方法,部门预算改革,预算管理体系(体制),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政策建议等。其中预算管理体系(体制)问题,是中国学者着墨最多的领域,有学者还进一步对高校内部集权和分权的现状进行了调研。从“分级”体制下的预算体系,到院系两级预算体系,再到学院自主理财概念的提出和对高校内部集权和分权状态的调研,均显示了我国学者对大学内部资源分配状况的思考,这是所有中文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们敏锐地把握了资源配置模式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和经费渠道多元化形势下财政分权化的现状及趋势,他们也对大学内部财政放权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没有明确提出财政分权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质,也没有预测这种以增收为目的的分权化体系对大学使命和核心作业方式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分权到什么程度高校的绩效最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2. 对于高校内部资源使用效率的研究。分为三类,一类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评价高校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或有无;第二类是关于加强成本管理、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第三类是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对资源使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第一类研究侧重于运用计量模型或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描述资源利用效率的状态。刘亚荣运用DEA方法对我国高校办学效率进行研究,结论是:在55所综合大学中,46所学校DEA有效,6所非DEA有效;在132所研究型工科大学中,99所有效,33所非有效;125所教学型工科大学中,71所有效,54所非有效[28]。谢友才和胡汉辉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效率进行了定量分析,以大学为分析单元,将教育和研究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产出,将导师数、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和研究经费作为投入,研究发现:66所大学中,31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总体技术有效的,47所大学是纯技术有效的,而规模无效的大学中有32所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29]。陆根书运用DEA方法对教育部直属的48所高校的科研效率进行了评价,发现其中有27所高校的科研效率属于非DEA有效,总体上科研效率低下[30]。此外,陈通探讨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性,结果显示大部分西部高校处于非DEA有效和规模收益递增阶段[31]。随着绩效管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推进,以“绩效评价”冠名的研究日益增多,与以往的效率研究相比,绩效评价的指标更加丰富和严密,更多地注重教育的质量因素,评价的对象也从学校层面延伸到校内二级学院。

第二类研究是高校成本研究。成本是资源利用效率的体现,也是拨款的依据,因此成本研究备受关注。对于高校成本研究的现有成果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会计学术界对教育成本核算的研究,侧重于以会计方法进行教育成本计算,但由于计算方法过于复杂和专业,而且没能解决公共费用分担问题,所以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另一个方面侧重于利用统计资料和抽样调查资料对教育投资效益进行估计和分析,用建立模型的方法研究成本的变化趋势、行为特点等,偏重于理论分析,但由于影响成本的因素复杂,用于理论分析尚可,无法用于宏观决策。目前,我国理论界探讨教育成本管理的热点是高校教育成本的计算及补偿问题。以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魏新博士、陈晓宇博士、丁小浩博士等为主的课题组重点研究了高校规模、院系和专业规模,并建立了数学分析模型,研究了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方式及补偿机理[32-34]。北京师范大学的曲恒昌教授、李守福教授、杭州大学陈列博士等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的理论、结构、成本补偿和学费标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35-37]。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宏观的理论层面进行研究的,缺少以高校为主体的有关教育成本管理方面的系统研究。虽然很多人都认识到核算“教育成本”对于提升教育资源利用效益的重要意义,但研究人员和可供应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偏少,至今尚未形成普遍公认的教育成本计量方法和教育成本补偿模式,指导办学主体高等学校管理其教育成本的系统理论还未形成,更没有形成有关制订高校教育成本预算、进行高校教育成本计量和进行高校教育成本控制及管理评价等各个方面的细则、方法。这也是中国高校教育成本管理实践中不论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是资源的利用效率都相当低的主要原因。

第三类研究探讨了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对资源使用效率的影响。孙天华认为我国公立大学运行低效的原因在于没有按照真正意义上的科层组织建立有效的领导体制,没有在最上层权力中形成权力级差,使得政治与行政的“双子权力系统”结构摩擦系数较大,导致公立大学运作成本升高 [38]。陈上仁认为当前高度集权的大学组织制度影响了高校的成本行为:我国高等院校虽然是法人组织,内部管理制度普遍采取的是高度集权,职能机构数量庞杂,高校内部责、权、利界线模糊甚至重叠,导致交易成本有增无减,内部人控制日益严重。现有的大学组织制度,很难从根本上保证大学组织决策层用合理的大学理念来指导办学和配置资源。对于内部组织结构对办学成本行为的影响,提出重构大学组织制度,应该从现在高度集权式的国家设施型逐步走向分权式的独立法人型组织结构[39]。郭海将视角放在高等教育系统最基层的系科,通过观察其资源配置结构和行为策略,研究这些组织行为的外部因素和控制要素,对系科财政结构的状况、来源和效应进行了综合研究,为大学治理结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视角[40]。上述研究都认识到了结构是资源配置模式和绩效的“中介”和载体——资源配置模式通过影响高校的结构进而影响其绩效,从宏观层面给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抓手”,但对于这一影响的运作机制还欠缺微观层面的深度研究。

三、 关于高校绩效评价及绩效拨款研究

近年来,在国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随着对公共部门问责制的推行,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概念日益受到青睐。将高等教育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源配置考虑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验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否科学合理,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看在这种模式指导下的高校的绩效如何?作为资源配置模式的“试金石”和改革的依据,高校绩效问题备受学者关注。

1. 高校绩效评价与绩效指标研究。关于高校的绩效评价,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研究,这类研究较为宏观,主要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服务;另一类是高校内部的绩效评价研究,主要为高校提供管理信息和决策依据。第一类研究的出发点是考察政府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取得了什么样的绩效。因此,兼顾公平和效率是指标选择和体系构建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这方面,刘国永探讨了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基本价值选择、基本原则和方法;王敏、黄丽、吴建南等结合绩效评价的原理和高校的性质、职能等设计了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1-44]。这类研究虽然在指标选取的视角和评价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其指标往往是通用的,任一层级或地方的财政部门在进行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时候都可以以此作为选择和设计的基础。由于评价指标体系既没有针对特定的财政层级(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和学校类型,也没有落实到某一方面具体的评价内容,指标较为粗糙,缺乏针对性,仅限于为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于学校而言没有实际意义。

在高校内部的绩效评价方面,吕世彦及樊秀娣等分别结合中央财经大学和同济大学的管理实践,探讨构建二级学院办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目的、原则、指标选择和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45-46]。张亚伟等运用综合定量指标法对二级学院的资源配置与绩效进行了量化评价,构建了包括资源配置指标体系、绩效产出指标体系及可比性指标在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7]。闫华飞运用KPI(关键绩效指标),构建了基于教育教学类、人才培养类、科学研究类、社会服务类等关键指标在内的绩效指标体系[48]。王平心等运用DEA方法评价了校内二级学院的办学绩效[49]。这类研究偏重于高校内部绩效评价的微观层面,研究往往和具体个案相结合,指标体系因融入了案例高校的目标和特色而使其在推广上具有了局限性,即便是有一定样本量的实证研究,也存在样本量偏少而且有些研究的样本特征没有区分,致使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靠性难以保证,所以对其他高校而言只具有启示意义而不具有推广价值。在广大研究者运用绩效指标方法评价高校绩效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对这种方法本身发难。代蕊华详尽地论述了绩效指标的片面性、任意性、短视性[50]。也有学者对绩效指标在数据收集上受限制、绩效指标选择的复杂性、绩效指标可能导致的功利倾向等弊端进行了论述[51]。

总之,对于高校的绩效评价问题广大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根据我国高等学校的本质、职能等设计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各自为战,基于个人研究偏好和对大学目标的主观理解选取指标、设置权重,主观因素太浓,没有形成普遍公认的绩效指标体系。因此,加强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理论研究,扩充源自企业界的绩效的内涵,科学运用好的量化指标和定性指标,构建适合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选择适切的评价方法,引导我国高等教育朝着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我国的学人仍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2. 关于绩效拨款研究。在国内较早提出绩效拨款概念的是北京大学的官风华,他认为“绩效拨款指的是某一学校应得的拨款数以学校的绩效为基础,而绩效的表征指标,则通常是毕业生数和科研产出,这种拨款也叫产出拨款”[52]。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绩效拨款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认为产出或绩效拨款要比投入为基础的体制更为有效。基于我国还没有全面实现绩效拨款,所以关于绩效拨款的研究大多是国外经验的介绍和对我国的启示。主要分为介绍国外(主要是美国)拨款模式、各国实行绩效拨款情况以及关于拨款机构的国家比较[53-60]。上述研究数量很多,但大多是简单介绍国外具体做法,研究如何在中国进行制度创新和模式设计的很少;局部分析的较多,在整体上系统探讨的很少。但是不可否认,以上研究为未来我国拨款体制和拨款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四、 研究的未来展望

综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研究的既有成果,或是集中于资源配置模式的探讨,或是侧重于绩效的研究,当然也有学者基于教育经济学的既有理论对二者关系作了符合逻辑的解释和推断,揭示了二者的必然联系,但普遍缺乏基于二者内在作用机理、规则的过程观察以及相应的实证分析,因此总有些“隔靴搔痒”;研究视角还比较单一,应尝试着综合运用多学科分析视角、多层次讨论资源配置的结构和形态等行政性决策与大学的组织结构、激励机制、行为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常用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外,特别应该加强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通过专访、观察和实物分析等方法,通过与被研究者互动,将动态的资料进行归纳、解释,从微观层面去揭示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的互动关系。另外,高等教育的绩效由于自身的发散性和数据搜集信度和效度难以把握的客观原因的存在,仍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弱项。建立体现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特点的、科学的、得到普遍公认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普遍公认的学生培养成本的核算方法等,这些都是需要未来研究所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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