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资源配置及要素流动的文献综述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作为两大承载的主体，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形态、关系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城市从乡村中剥离出来，形成两种发展模式。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城市化进程也逐步加快，城乡发展差距随着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不断拉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摆脱当时贫困的局面，国家实行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实施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价格策略以及城乡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农业发展，限制了城乡之间要素流动，集中一切精力促进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城乡之间要素流动限制放开，城乡差距也逐渐缩小。

城乡资源配置。国外较早涉及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与城乡一体化研究的是库兹涅茨（1955），他在继承刘易斯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二元结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库茨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也称倒U曲线），并将此运用于分析城乡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城乡资源配置从隔离不均到流通均衡是出现倒U曲线的原因。之后，哈里斯和托达罗（1970）提出了反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的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即著名的城乡劳动力迁徙模型），探讨了人力资本流动与城乡差距的关联性。Fan和Stark（2008）通过建构城乡一体化、人均收入和集聚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证实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制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降低了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

常野（2005）从此要素流动和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总结两者的理论演进。古典时期，由于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城乡关系从乡村孕育城市转变为城乡分离，要素分布从原来的均衡分布转变为农村要素单向流向城市。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有关要素流动的绝对比较优势思想。要素流动就是具有绝对比较优势的地区吸引了相关的生产要素流入，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形态。马克思的要素流动思想主要反映在对要素价值论的批判上，他认为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是决定了不同产业和地区发展状态的关键。新古典时期关于要素流动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素禀赋理论以要素区域内部的完全可流动性与跨区域的不可流动性为假设前提，建立了两个国家（地区）在两种要素的分布下生产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用来分析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后面两者都是基于城市病的出现，急迫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现实、引导城乡关系发展而出现的。二十世纪中期发展经济学兴起，同时兴起了增长极理论和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导当时失衡的城乡关系。针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的研究，谢培秀和戴培昆（2009）总结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1）东部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模式。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走发展村办集体经济，走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实施农村工业化及建设小城镇的发展之路。江阴市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模式：县（市）域中心城区呈现同心圆式扩张，主干道路沿线呈现出网格式轴向发展，重点建制镇、行政村附近呈现出跳跃式、点片状城市化社区崛起，形成一种城市建成区、城市社区与农村、农田相间的格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蓝图已初步显现。（2）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模式。一是参与本区域大中城市的“政府造城”运动，二是参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造城”和“农民造城”运动。但是产生的转移红利全部计入流入区的经济发展效益，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贡献。

杨晓娜和曾菊新（2004）指出，城乡要素已由城市流向乡村或由乡村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发展成为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网络化的双向互动，对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张国献（2012）更深层次的探寻了影响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历史根源、社会问题和体制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构建了促进我国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动力机制。

匡远配（2013）借鉴前人的研究，将城乡关系时空演化分为四个阶段： 要素凝滞期（1949—1978年）、要素内循环期（1979—1991年）、要素净輸出期（1992—2002年）和要素相互流动期（2003—2009年）。

农村要素凝滞（要素隔离）期： 1949—1978年。要素流动不足，1978年以前，我国配置资源的方式是以计划手段为核心机制，排斥通过建立要素市场进行要素的配置和使用，几乎所有的要素都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流动性均衡”，要素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样的配置手段导致城乡之间要素资源分配往往缺乏效率和公平性。

要素内循环期：1979—1991年。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要素城乡二元性和要素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内部流动并存。1978年之后虽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此时的城市对要素需求量比农村大，市场化程度要比农村发达，但是要素流动比上一个时期有了改善。农村居民多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或者以兼业的形式“钟摆式”的在城乡之间流动，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工业生产。1989—1991年，国家实施治理整顿，对经济进行“急刹车”式管理，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很大冲击，因此吸纳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导致要素流动速度减弱。

农业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要素净流出期：1992—2002年。这个时期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要素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流动。在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村要素进行非农化的转移和流动，这个时期城镇企业处于二次创业阶段，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有限，农村要素处于单向流动或者净流出的状态。

要素相互流动期：2003年以来。2003年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在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产业与功能结构的分工与重组，要素流动从原来的农村单向流向城市转变为城乡要素双向互动，促进了城乡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使得城乡之间关系更加复杂。

研究资源配置（要素流动）的方法。在研究城乡要素流动的问题上，很多学者都采用建立模型的方法，进行回归和检验，来确定纳入的解释变量中具有的正负影响效应。张传勇（2011）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研究要素流动，模型假设农村和城市两个主体，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在理论分析部分得出要素流动量越大，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就越大。刘明辉和卢飞（2018）利用省级数据，建立城乡要素错配指标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通过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于遗漏变量主要采取重要的控制变量，对于变量的双向因果关系则需要选取工具变量的思路进行处理，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选取更好的估计方法。模型估计的结论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生产要素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分别呈现正效应、负效应，因此，城乡融合发展要改善农业部门资源要素的配置。王颂吉和白永秀（2013）在二元对比系数与农业部门生产要素错配系数反相关，与非农部门生产要素错配系数正相关的理论假说基础上，分析了我国1978-2011年各省二元经济结构变化趋势。利用生产要素错配系数、二元对比系数以及其他解释变量构建模型，进行静态面板模型估计。匡远配（2013）在对要素流动如何引起收入差距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收入差距与要素收入流之间的模型，采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 Dickey-Fuller） 的 ADF 单位根检验（ Unit Root Test） 来分别对各指标进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发现，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与解释变量（劳动动力流出、资金流出、土地非农化率和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此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得出：资金净流出和土地净流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具有长期增效效应。劳动力流动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反而是结果，因为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市场化程度是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通过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

促进资源配置、要素流动的措施。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提出相应的促进要素流动的措施你。蔡昉（2005）从户籍制度的角度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取消人口流动的限制和户籍登记办法，更重要的是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以均衡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推力与拉力。在我国超强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曾海兵（2007）总结了我国资本、技术、人力、自然资源和产品的流动现状，并结合流动现状提出促进要素流动的手段。可以通过乡镇企业促进城镇化最后实现城市工业发展的城市化建设道路，缓解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状况，同时利用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地区发展。以制度改革创新为发展动力，以农村金融体制、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三方面为突破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要素有序流动的市场。张泓（2007）、赵彩云（2008）等学者指出，只有健全市场配置城乡要素的机制，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才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谢培秀和戴培昆（2009）从中央政府统筹区域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变革角度来讲，应当改革制约发达地区资本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的障碍，同时利用“看得见的手”加强西部财政支付的转移力度。同时，陈新（2011）在讨论资源要素配置的问题时提出，资源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向收益高的领域流动配置，由此导致的农村资源要素总体单向流出并且在流出过程中并没有体現资源要素的真正价值。因此需要政府强化“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建立资源要素配置的承接平台，畅通资源要素的流动路径，引导更多紧缺要素流向农村，让农村在要素流出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更大的价值。王颂吉、白永秀（2013）提出加快土地有序流转，调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消除地方政府对生产要素交易活动的不合理干预来促进要素流转。王亚红（2013）以河南省为例实证分析，认为河南省劳动力要素在乡村与城镇间的配置上仍有很大优化空间，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优化是必然选择。刘明辉和卢飞（2018）认为城乡要素流动受限的根源在于城乡要素市场改革滞后，而郭素芳（2018）认为制约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顺畅、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受阻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滞后等制度、政策的逆向安排，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城乡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以及农村缺乏吸引城市要素进入的良好环境，因此需要从这四方面着手，通过建立利益联结共享机制、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互补机制、政策组合效应的协调配套机制还有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机制等机制的建立促进要素流动。

乡村振兴是2017年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打破城乡分割、扩大城乡交往、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的方针，初步形成了城乡多种要素交流的市场。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非农产业的空间转移，既导致了农民增加就业和收入，也使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等衰落现象。为此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要求，以求扭转乡村资源不断单向流向城市的局面，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尤其是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习总书记指出，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张强（2018）指出，逆城镇化的本质是城市要素进入乡村地区，逆城镇化的根本作用是通过发达的中心城市各种要素的外向扩散，最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走向均衡。因此，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如何促进城市发展要素进入农村地区，是一个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题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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