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高等教育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主要从财政角度审视了高等教育研究现状。主要体现在对公共高等教育产品属性方面，以及高等教育对公平的影响方面。从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公共高等教育的研究有待于从公共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利益归宿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高等教育产品属性；高等教育公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并为此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大力出资高等教育？国家出资高等教育是否有利于公平？本文现在将相关研究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高等教育产品公共属性的理论研究

随着公共财政改革及其理论的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专家和学者根据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学发展的需要，开始对高等教育产品公共属性的界定进行研究。因为产品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要不要对其进行提供。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理论界对这类研究的看法并不一致，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界定方法。按公共产品理论，历以宁（1999）、魏新（2000）和袁连生（2003）等认为高等教育是属于基本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而赵海利（2003）、廖楚晖（2005）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5）等则认为其是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政府应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以维持教育的公平性。曾满超（2000）、赖德胜（2000）则根据消费教育产品的教育收益率来界定教育产品的公共属性，并用于教育经济学分析之中。这种分类方法是根据人力资本理论（Schultz，1959等）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将教育收益率分为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认为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较低而个人收益率较高，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由私人提供，具有私人属性。

二、关于高等教育对收入分配作用的实证研究

教育对收入分配作用的研究则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明瑟，他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的离散程度越高，即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明瑟，1958）。后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扩展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关于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而足：有的研究发现教育扩展会减少收入不平等（如：Winegarden，1979）；有的研究发现教育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世界银行，2000，47页）；有的研究则支持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而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会缩小（赖德胜，1997）。至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关系，也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在某些时期，教育不平等的降低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在另一些时期则相反（韦罗索，1995）。

三、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

（一）国外研究

关于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公平，国外研究的比较早，且成果也很丰富。一些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份的高等教育利益归宿进行分析，由于国家和年份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Meerman（1979）、Castenada（1989）等分别研究了1974年马来西亚和1986年智利的高等教育利益归宿，得出是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而Foxley et al（1979）、Selden and Wasylenko（1992）分别分析了1969年智利和1985年秘鲁的高等教育利益归宿，则发现是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

（二）国内研究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公平，国内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限于从教育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真正把高等教育和财政学结合起来，研究高等教育支出后社会福利变化的很少，且结论大相径庭，其中最有影响的有（陈晓宇、闵维方，1999）根据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的抽样调查，得出与学费水平的逐年提高相伴随的是高等学校学生总体中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重的下降；而（蒋洪、马国贤、赵海利,2002）则根据2001年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的抽样调查，得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实施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因此，目前的研究还很难全面反映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受益分布。

还有一批中国学者注意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他们的实证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一问题的基本现状。叶欣茹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综合指数最高的北京是综合指数最低的西藏的25.44倍（叶欣茹，1999）。杜育红对中国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差异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1995年间，中国地域型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以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表示）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变动不明显，收益型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以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表示）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扩大（杜育红，2000）。米红和王德林通过1990年和2000年我国各省（市）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各省份都有进一步投入高等教育的能力，且对低水平类省份增加投入能缩小其同发达省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提高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平程度（米红、王德林，2003）。

四、发展趋势

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而在教育的各个层次中，义务教育是基础，高等教育是“龙头”，是带动和促进教育改革的关键。因此，政府在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上是否公平为大众所关注，同时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推广和大众化的进程，全国乃至地方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利益归宿发生怎样的变动，究竟是否朝改善社会福利、倾向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发展，将成为今后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廖楚晖.人力资本与教育财政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明瑟.人力资本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韦罗索.收入分配与教育[J].教育经济学百科全书,1995.

[4]魏新.教育财政学简明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陈晓宇,闵维方.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J].教育与经济,1999,3.

[7]杜育红.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差异的实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2,3.

[8]贾康,郭文杰.财政教育投入及其管理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9]蒋洪,马国贤,赵海利.公共高等教育利益归宿的分布及成因[J].财经研究，2002,3(28),3.

[10]赖德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2]历以宁.关于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的经营[J].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13]米红,王德林.20世纪90年代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变化的实证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2003,6(4),2.

[14]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5]叶欣茹.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现状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1996,5.

[16]袁连生.论教育产品属性、学校的市场运作及教育市场化[J].教育与经济,2003,1.

[17]赵海利.从公平角度看政府出资高等教育的合理性问题[J].浙江社会科学,2003,4.

[18]Casteneda,Tarsicio.,Innovative Social Policies for Reducing Poverty: Chile in the 1980s,mimneo (World Bank, 1989).

[19]Foxley,Alejandro.,Redistribu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Programmes:The Chilean Case,in collaboration with Eduardo Aninat and J.P.Arellano (Oxford:Pergamon Press,1979).

[20]Meerman，Jacob.Public Expenditure in Malaysia:Who Benefits and W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Selden,Thomas and Michael Wasylenko. Measuring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Peru,Prepared for the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Public Expenditure and the Poor:Incidence and Targeting,June 17-19,1992.

[22]Winegarden, C.R.,School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Economic,46,1979.

作者简介：林涛涛（1983－），女，浙江温岭人，财政学硕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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