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述评

摘要：农户经济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学派众多并互有采借。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的今天，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国内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兼顾各理论流派的理论争论与交锋，结合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国情，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其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与局限，以期为农户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小农经济；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农场户理论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4－０043－０6

一、农户经济理论的经典研究：斯密和马克思

斯密和马克思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斯密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马克思则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农户经济理论上，斯密和马克思尽管着眼点不同，但对其发展趋势的判断则比较一致，都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衰落和消亡，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

斯密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自耕小农制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理性经济行为会导致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的扩张，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为“‘斯密型’增长”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只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小农经济中，“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② 恩格斯则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③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必将发生内部分化，从而产生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无产阶级，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只能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农场所取代。

在后来的农民学研究中，斯密和马克思的农户经济理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农户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合理性并可能长期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在几个基本点上，后来的农民研究继承了斯密和马克思的传统：第一，市场化被视为农户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并可能导致其发展的因素被继承下来。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小农”立场被黄宗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研究者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经济理论成为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的农业生产能力趋于极限的今天，农民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呼声日益高涨，马克思和斯密的大农业思想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活，成为目前市场化背景下小农经济改造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争论及其综合

“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争论的焦点是“农民理性”问题，围绕此问题的争论发展出了西方农户经济研究的三个主导理论：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和“综合”小农理论。

1. 道义小农

“道义小农”理论明确反对西方经济学把经济理性普遍化的做法，强调农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其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因此不能用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逻辑来解释，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原则。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是“道义小农”理论的发端。恰亚诺夫把家庭农场看做农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受劳动者人数对消费者人数的比率（E/P）的影响并随家庭人口中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比例周期性地变动，同时，家庭农场只是用所消耗劳动的实物单位来表示其劳动耗费，其劳动产出由家庭农场在同劳动辛苦程度主观评价后认定。因此，家庭的经济收益可以从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和它所耗费劳动的辛苦程度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家庭农场的经济投入量和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④ 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基础上，恰亚诺夫否认那种资本主义大农场在前苏联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认为农户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倡导农业的纵向一体化。

30年之后，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批评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提出用“实体经济学”取代上述“形式经济学”。波兰尼认为，“市场只有在市场社会里才能运行”，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因此，必须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⑤。斯科特继承了恰亚诺夫和波兰尼的分析思路，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认为传统小农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其行为的主导动机只能是“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农民形成了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之间的互惠关系，形成了其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农民反抗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和国家政权入侵造成的生计危机的自然反应。

2. 理性小农

与“道义小农”相反，“理性小农”把农户看成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完全可以用解释资本主义企业的逻辑来解释。人们一般认为舒尔茨是“理性小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实际上“理性小农”只是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基本前提，其对话的理论并不是“道义小农”理论，而是“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改造。在构建其传统农业改造的理论中，舒尔茨阐述了他对农户经济的观点。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把农户看成是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趋利避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他指出，在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中，农民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懒散、愚昧和不思进取的，而是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同样的经济理性。他们实现了对现有生产要素的良好组合，“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⑥ 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是效率很高。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已用尽了自己所支配的技术状态的有利的生产可能性，仅限于对他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作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无助于增长。”⑦ 因此，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使农业称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提出从三个方面改造传统农业：第一，建立适用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用“居住所有制”取代“不在所有制”，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第二，为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造条件；第三，向农民投资，其主要途径是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健康水平。

波普金进一步深化了舒尔茨的理性小农观，在《理性小农》中专门探讨了农民理性问题。波普金指出，小农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其行为和精于算计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比较起来丝毫也不逊色，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以小农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最宜于用资本主义企业来描述，因此，传统农业的现代发展完全可以通过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农民为追求利润进行的创新行为来实现；相应地，小农的政治行为则可以看作是在整治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波普金的小农理论把理性小农观推向了极端，从而形成了与同一时期斯科特道义小农观的对立。

3. 综合小农

黄宗智在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争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小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指出，要了解小农，最重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⑧ 黄氏又指出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认为有大量生产剩余的经营式农场主更适合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挣扎在饥饿边缘的雇农和佃农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而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则更适合实体主义的分析模式。在综合小农说的基础上，黄宗智借用了Geertz提出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概念，提出了其“内卷化发展”的观点，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由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上来，把这种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称为“内卷化增长”或“过密化增长”，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中国农户经济的发展问题。

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理论争论及黄宗智对小农理论的综合构成了西方农民研究中的主导传统，也成为国内农民经济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强调“道义小农”的实体主义学派，还是强调“理性小农”的形式主义学派，都反对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农户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共存的观点，黄宗智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和农户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共存关系，吸纳了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学派的观点，而且对马克思的观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青睐。

三、新要素的引入：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

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形成较晚，但一经形成既获得广泛认可，成为农户经济理论新的生长点，其主要贡献在于在传统农户经济理论要素之外纳入了新的要素：风险规避理论纳入了“风险”要素，农场户理论纳入了“时间”要素，使得对农户的经济分析更加综合和深刻。

1. 风险规避理论

风险规避理论实际上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而是把风险引入农户经济行为分析的研究取向的统称，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农户决策行为。虽然对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有所吸收，但风险规避理论主要还是坚持了形式主义学派的“理性小农”观，把小农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行动者，只不过在舒尔茨和波普金那里，小农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获得利润；在风险规避理论这里则是如何规避风险。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小农的“趋利”方面，那么后者强调的则是小农的“避害”方面，其遵循的原则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

根据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划分的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三种类型是风险规避理论的前提。风险规避理论把农户看作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认为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冒险去提高收益，而是想方设法避免风险。这样，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对新技术的排斥、劳动边际收益下降背景下的多样化农业种植结构、较低的农业商业化程度等都可以通过风险规避获得解释，从而扩展了理论的解释范围。利普顿指出，贫困的小农是风险厌恶者，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追求利润，而是规避风险。对于一个挣扎在饥饿边缘的小农，追求利润显然是过于奢侈了，他们的行为是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遵循的规则是“灾难最小化”。人们一般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遵循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灾难最小化的逻辑。斯科特顺承了利普顿的研究思路，指出“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农民生活中生态学依存性的逻辑结论，表明了生存安全比高水平收入更优先”，对于已经被水淹到脖子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比生存伦理更重要⑨。斯科特把生存的权利看成是绝对性权利，是租佃关系中的“底线”，农户的行为选择也是以这一基本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户所追求的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因为较高的收益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基于此，斯科特认为东南亚农民反叛并不是源于贫困，而是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制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制度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和社会公正感，使其铤而走险。

2. 农场户理论

农场户理论的发展得益于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借鉴新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把“时间”作为限制因素引入农户经济分析中，深化了对农户家庭内部经济行为的分析。和风险规避理论相比，农场户理论更多地关注作为生产和消费统一体的农户的家计组织形式及其影响。Gary Bacher认为农户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体，在收入、生产函数和时间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并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认为农户在经济决策行动中实际上是把生产与消费决策区分开来，先决定最优生产问题，再在收入极大化前提下决定最优消费。Barnum和Squire把新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Z商品”引入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包括生产和消费的农户经济模型，认为农户经济行为就是“通过购买性商品（X-goods）和生计性消费品（Z-goods）的组合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并运用马来西亚穆达河山谷207户农户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政策变化对农户的农业产出价格、劳动工资率、家庭劳动力规模等都产生显著影响⑩。此后，Iqbal、Bekele、Hanslfgre、Taylor等把农户的消费和生产结合起来，研究了农户的借款行为、劳动力流动、农作物种植结构等问题。无论是把农户的生产和消费区分开来的“可分模型”还是结合起来的“不可分模型”，都是一种单一模型，其共同效用函数的假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到广泛质疑，更具解释力的“集体模型”应运而生。Block和Gronau的研究表明，很多社会经济变量对家庭工作和闲暇的影响是不同的，工资率、收入、教育及孩子的多少对农户的收入和支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对丈夫和妻子的时间配置模式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Chiappori将农户家庭视为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人，每个人的效用和劳动力供给在给定的市场工资水平下达到帕累托最优。Fortin和Lacroix在Chiappori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集体模型的适用性。随着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深入，农场户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广泛运用于农户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因素变化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并从微观走向宏观。

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在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论与综合的理论视域之外，把“风险”和“时间”纳入农户经济研究中，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风险规避理论把风险引入农户经济研究中，认为农业是一种高风险产业，农户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其行为遵循风险最小化逻辑；农场户理论则把新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时间作为一种约束性因素引入农户经济研究中，解释农户家庭生产与消费以及家庭内部的时间配置与市场工资率、教育、家庭人口等的关系，建立了更加精致的解释模型，这样，就提高了农户经济理论的解释力。

四、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农户经济理论

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中既有定居国外的华侨学者，也有关心中国问题的海外汉学研究者。他们关注领域非常广泛，尤以两个领域最为突出：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和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主要来自北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研究者主要以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也有人利用口述史和地方志资料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生活和社会变迁进程。就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来说，以前者居多，重点关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两个区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农业为什么没有发展”，基本上归因于农业技术革新动力不足、政府农业投入不足和农业生产规模细碎化。

卜凯1915年来到中国，在此后29年时间里组织了多次对中国农户经济的调查，先后出版《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部重要著作，被称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11} 卜凯对中国农户经济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成为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马若孟、张五常等都坦言其论著受益于卜凯的实地调查资料；第二，形成了基于中国农户研究的较系统的农户经济理论。卜凯试图证明的观点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户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与农村经济社会制度无关，而是农村技术落后所致，其解决办法是广义的技术进步。此论遭到以陈翰笙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关系。”{12}卜凯研究的缺陷在马若孟这里得到了改进。马若孟以日本“满铁”调查资料为基础，选取其中4个村庄的资料，探讨了农民农场结构、农村与集镇的关系、村庄组织、土地、赋税、借贷关系、农村与集镇关系等农户经济问题，形成了其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力作《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马若孟批评了村庄地权分配不均导致农民生活水平恶化和农场规模太小、农村人口太多、小农阶级太保守从而不能掌握新的耕作方法导致农业停滞不前的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农村财富的生产及其分配，这些关系在各方面的变化引起了一个独特的农村崩溃趋势，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向土地危机接近。”{13} 马若孟承认他的研究更接近卜凯的研究，他认为卜凯提供的解释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农村的基本问题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完全无关。他也比较赞同卜凯主张的对中国农村问题改进的办法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政府对农业提供帮助，从而使农民更加有效地经营他们的土地。

除此之外，白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赋税、土地租佃关系和农民反抗的研究，赵冈对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研究等都对中国农户经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对中国的传统农户经济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认为农业内卷化、社会分化和小农半无产化共同推动了农业商品化进程，并使小农的性质发生变化，佃农和雇农变得更像无产者，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一个内卷而又分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黄宗智区分了三种农村经济变迁：密集化，即产出以与劳动力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过密化，即总产出以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的劳动边际报酬的增加。在此基础上，黄宗智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商品化是一种“过密型商品化”，中国的农业增长是一种无发展的“过密型增长”。因此，中国乡村发展的核心是“要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改进，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14}在近期的研究中，黄宗智认为中国目前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是“去过密化”。在此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小规模农业”面临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三大历史契机，这将导致务农人数显著下降，并和农业结构转型一起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政府抓住机遇大规模投资、扶持农业，中国的农业将有望摆脱“过密化”和“内卷化”困境。

尽管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农民素质、技术水平等都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都大不相同，但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户仍然是农村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农村的人地矛盾、技术革新动力不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存在，农业的“依附性”产业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结论就不可能完全过时。特别是黄宗智、赵冈等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持续关注，这为研究当前中国农户经济发展和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五、国外对中国农户经济研究的适用性

国外农户经济理论提供了农户经济研究的基本框架、范式和方法，对中国农户经济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理论边界和适用范围，在解释一些社会现象的同时，也遮蔽了另一些社会现象。西方农户经济诸理论大多是在对亚非拉不发达地区前资本主义农业国家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局限性。在运用其进行国内农户经济研究时必须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泊。

1. 农民理性问题

西方农户经济理论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农民理性问题，即农民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应该把小农当成“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来理解。黄宗智的观点代表了一种综合的意图，他主张把理性、道义和阶级性都当成小农的一个面向，而不是小农的本质来看待，但在具体论证时则是把道义和理性作为小农的两个“理想型”，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是介于道义和理性之间的小农。这里争论的“理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理性，而是经济理性，即农民是不是一种趋利避害、精于算计的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相当于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在韦伯那里，理性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是和传统性行动、情感性行动相对而言的。所以，只要是具有明确目标的并经过思考的目的性和计划性的行动都可以成为理性行动。道义小农的行为虽然是“不经济”的，但未必就是非理性的，也可能是基于某种价值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的行为。正如科尔曼所指出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15} 林毅夫也认为，“许多传统小农的被证明是不理性的行为表现，恰好证明了传统小农在他们所面对的外部限制条线下的理性行为。”{16}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其追求风险最小化、家庭效用最大化、经济利润最大化都是理性的。实际上，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并不都是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也包括了非理性，甚至是无意识因素。西蒙把那种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行为中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存在，提出人们在决策时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寻求满意”。农户经济行为受到非正式制度和地方性知识的强烈影响，而且受到自身文化知识水平、信息条件、环境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西方农民学研究中大都以客位研究视角去探讨农民经济行为，显然无法完全理解农民的“满意”标准是什么，从而形成偏误。

2. 学科视野问题

农民经济学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出发，把农户看成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主体；或者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把农户看成是追求某种目标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在具体研究中，经济学还设定其它一些具体假定，如关于市场、劳动力、资源禀赋、信息条件、技术水平的假定等，这些假定是经济学数量化和形式化的基础。如果这些假定不成立，那么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经济行为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农户经济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结构的强烈影响。正如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只有在市场社会里才能运行”，因此，必须把经济行为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17}。受地方性知识、非正式制度和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户的经济行为同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具有更多的传统性和非理性特点，就更有必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农民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

3. 国外农户经济理论对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我国目前农村主导的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农户经济”，这和西方农户经济理论形成时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国外农户经济行为研究在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西方社会经济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决不能拿来就用，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这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农村目前正处在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期，正在从一个传统、封闭的农业国向现代、开放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转变；从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种双重转型过程使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历时性问题在中国表现为共时性问题，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纠结，这必然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上，从而表现出其独特性。第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城乡分治、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目前日益严峻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这一基本国情。第三，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对农业支持力度的加大。我国自2004年开始逐渐取消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逐年增加对农业补贴的力度、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农户经济形成时期完全不同。这些特殊的社会背景既是研究中国农户经济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其特殊性，对西方农户经济理论的借鉴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特殊性。

注释：

① 周飞舟：《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④ 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⑤{17}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1页。

⑥⑦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12页。

⑧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页。

⑨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⑩ 郑杭生、汪雁：《农户经济理论再议》，《学海》2005年第3期。

{11} 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 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3}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14}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页。

{15} J. S. Coleman,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0.

{16} 林毅夫：《技术、制度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页。

作者简介：饶旭鹏，男，1976年生，甘肃庆阳人，社会学博士，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5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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