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我国精神文化的发展趋势与重大价值，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课题。经济、科技与精神文化的整合互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科技决定论与精神动力论的统一，是经济、科技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发展，其核心是经济、科技发展的根源、动因是从经济、科技自身去满足，还是要从人那里去寻找的问题。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才能提供经济、科技发展的人文动力，孕育人的精神生活。

关键词：精神文化；经济；科技；发展；价值

中图分类号：C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1－0001－05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前列与面向世界的高度，对我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决策与部署，不仅强调了科技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而且把教育、卫生等关系民生的文化事业，作为社会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对文化的价值与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给予高度重视，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胡锦涛用三个“越来越”概括了文化的发展趋势与当代价值，即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提高。同时部署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三个重点，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文化价值、文化建设重点的阐述，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

一

所谓精神文化，是指文化心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表现为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诸形式，主要包括哲学、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理论。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各自的功能或作用是不同的。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保证，精神文化是核心。物质文化决定精神文化，但精神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具有灵魂和生命力作用。因此，精神文化是人的精神食粮，孕育人的精神家园，决定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生活、精神本质，是人的本质属性体现；精神文化又是社会旗帜、“社会水泥”、社会规范，具有价值导向、精神源泉、民族凝聚的功能属性；精神文化还具有赋予民族国家国魂、集体单位群魂、个体思想灵魂的社会属性。所以，对精神文化，毛泽东称之为观念文化，梁漱溟先生称为“精神食粮”，文化学家刘永估称之为“意识形态”，葛兰西则形象地将意识形态或精神文化隐喻为“社会水泥”。

当代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之所以呈现出彰显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既为精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向精神文化发展提出了要求，推进着精神文化发展与价值彰显。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和改善后，当人们学习、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后，人们就会提出更高的需要，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因而，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是我国社会发展和人们价值追求的必然趋势。

但是，一些人却看不到这种趋势，只看到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竞争和自身的物质利益，只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位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看不到在经济、科技背后和渗透在其中并推动其发展的精神文化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受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价值取向的影响，有的人忘却人的精神诉求与人的本质所在，导致正确的理想信念缺失，精神动力不足，乃至良心、道德、人性丧失，出现了与现代经济、科技发展不相协调的以权谋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极不文明的行为，危害社会与他人；有的人忽视精神家园建设，荒芜了自身内心世界而“精神杂草”丛生，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却出现了无名的烦恼、心躁乃至精神疾病；有的人轻视精神的作用与价值，在面对社会激烈竞争中不知所措和所向，精神困惑与动力衰退使之在竞争中难以振作乃至沉沦于侥幸与迷信之中。这些状况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精神综合症，这种综合症是对有些单位与个人忽视、轻视思想政治教育与精神家园建设的惩罚，已经成为社会和人的发展障碍。

二

当代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经济竞争是有着内在关联的。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出现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发展，即主要是经济发展，各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经济竞争在全球展开的同时，文化热潮也在世界各国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文化国际化的激荡一并登上国际舞台。在席卷全球的文化热潮之中，许多国家以冷静的态度反省、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超越的姿态创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化，从不同层面开展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比较与借鉴。我国儒学文化、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受到许多国家与地区关注，我国精神文化不仅呈现一片丰富多彩、繁荣昌盛的景象，而且伴随开放的步伐，逐步走向世界。

应当承认，精神文化存在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般来说，越是竞争激烈的领域，越需要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也发展越快，其能动作用也越大。在我国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激烈的革命斗争与战争，既需要革命文化，也创造了丰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文化。正是革命文化，激励无数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飞机加大炮”武装的敌人，赢得了革命胜利。

在经济领域，经济的竞争与发展，不断推进企业精神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20世纪初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在企业采用定额奖惩为中心的“科学管理”理论，这一理论的精神文化因素不多，主要倾向于物本管理。从20世纪初开始，经济的竞争促使资本家寻求发展的条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论，认为文化需要处在需要的最高层次。美国管理上有名的霍桑实验，得出了人是“社会人”，不是“经济人”的结论，把人际关系、人的情感等人文因素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形成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这一管理理论则倾向于人的管理。到20世纪中期，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化，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学者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例证列举了许多长期以来为美国所忽视的因素，恰恰正是促进日本经济走向成功之所在，并在日本企业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了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即有明确的企业经营哲学；有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无形的行为准则；并有各

种各样用来宣传、强化这些价值观念的仪式和习俗。企业的成败，取决于企业文化这一非技术、非经济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企业中的每一件事。”也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学者赫钦斯为了开发与管理“软”文化，推广知识的价值，写了《学习社会》一书，最早提出了“学习社会”概念。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了《学会生存》一书，阐述“学习化社会”思想，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学无止境》，阐发“社会学习、团体学习”理念。20世纪末，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组织”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了克服由内部竞争可能引起的防卫和由利益差别引起的矛盾，要发展团队学习。团队学习从“深度汇谈”开始，让想法自由交流，“消除组织病毒”，克服思想障碍，“建立共同愿景”，也就是确立“全体衷心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将个人的愿景整合为共同的愿景”。“有了衷心渴望实现的目标，大家会努力学习、追求卓越。”显然，彼得·圣吉的主张，就是通过发展精神文化与开发精神潜能，来获得物质资源。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实质，是为了发展活力、动力、凝聚力、竞争力和创造力，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并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即“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很明显，软实力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军事力量，而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文化、外交等软要素。提高软实力，需要对内激励民众士气，整合民众力量，发挥民众聪明才智；对外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

从经济领域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可以看出，经济竞争与发展，总是促进人们去寻求其深层动因，总是需要物质与精神两个轮子协调转动。所以，我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并提出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强调要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是人的外在发展要求，“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即人们的内在发展。这种内在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是人们追求生命质量和现代文明的标志。物质生活的全面发展与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物质生活的发展是思想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思想和精神生活发展则是物质生活发展的精神动力并引导物质生活发展的方向。当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生活的全面发展与思想和精神生活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2002年党的十六大借鉴了国外“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概念，把创建“学习型社会”写进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根据我国的社会实际，赋予了新的内容。党的十七大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部分，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2009年在《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

经济竞争与发展，之所以需要精神文化发展和精神家园的建设，根本原因是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互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决定论与精神动力论的统一，是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其核心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因是从经济自身去满足，还是要从人那里去寻找的问题，只有精神文化才能孕育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为此，既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因为它起决定作用，又要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发展，因为它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对精神文化的决定作用，忽视精神文化的能动作用，那么，经济就缺乏甚至没有合理性驾驭，很容易把经济生活、经济发展的一切“现实”，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都作为能满足人需求的合理的“现实”来看待，也容易把精神文化作为经济的消极派生物，使其处于依附地位而丧失其自身的能动作用和文化价值。这种过分强调经济决定作用，忽视精神文化作用的倾向，不仅在理论上是巨大误区，在实践中也十分有害，其最终结果不仅精神文化遭受损害，经济发展也受到阻滞甚至破坏。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是决定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决定性是指精神文化的转换，即随着经济的转轨，按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精神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而不是经济可以脱离、代替精神文化。精神文化能动性的发挥，就是要建立一种不仅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而且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体系，而不是精神文化可以脱离经济这个基础而成为一种没有文化价值的空洞理论。所以，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整合与互动，精神文化对经济作用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就是直接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文动力，推动、保证经济合理、快速发展。

应当充分肯定，市场体制赋予社会竞争机制和人的主体性，使我国社会充满发展活力与动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社会面貌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之所以一些人注重经济、科技追求而忽视精神文化与精神家园建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认识原因，就是把经济、科技既作为价值目标，又作为自身条件，忽视了人的主观条件乃至忽视人本身，难免陷于以眼前、具体物质利益为满足的功利倾向，有的人甚至为了获得眼前、具体物质利益而不惜采取损人利己行为。二是竞争原因，就是竞争中所获得的物质、科技成果因其有形或能被量化、指标化，能够进行直接比较显示出差距，因而可以直接感受到其价值，而隐藏在这些物质、科技成果后面的精神动力与道德品质，则难以量化、指标化，因而难以显示差距而直接感受到它的作用。这就为价值取向的偏向提供了可能。因此，针对市场竞争条件下忽视精神文化与精神家园建设的功利倾向，只能通过理论学习，认识当代社会精神文化发展趋势与价值彰显来解决。

三

世界范围内激烈的经济竞争，必然导致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于是，在西方，出现了所谓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思潮，认为科学技术可以改变一切、决定一切，甚至可以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有的甚至认为科学技术就是现代的“神灵”，人在“科技神”面前，显得渺小、无力。按照这种理论就是，人创造了科技，结果人丧失了对科技的支配而不得不屈从于科技。这同人创造了上帝、金钱拜物教，又依附、屈从于神和金钱的情况一样，是人的内在精神，即人的主体性丧失。

科技的发展，既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结果，又需要人文精神得到新的发展。因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人创造、推动的结果，是人文精神孕育的产

物。所谓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社会继承和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全面发展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是人主体性的充分体现，是人自觉认识、掌握、超越各种现实客体的限定和制约，在与客体的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并按照自主的目的能动地改变现实客体的一种人的特性。在当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人们学习、运用、创造现代科技的矛盾与某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文精神丧失的危机，其主要表现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类创造了财富，但另一方面，已经和正在造成对环境、生态以及人类生存的危机。危机的实质是，不是人合理、自主地学习、使用、创造科技、驾驭科技，而是有些人丧失了对自身的自信与自主，成为依附科技的附庸。针对这种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指出：“科学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受人们支配的，它们服从它们自己的逻辑，而它们的逻辑是非人性的，”“技术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有害结果。它已经危害着，并且仍然在破坏着人与他的环境之间、自然与社会结构之间、人的生理组织与他的个性之间的平衡状态。无可挽回的分裂状况正在威胁着人类。”正是面临这种危机，国际科技组织和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人们要有科技之外的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即人的合理价值目标，对科学技术进行控制和合理使用，“帮助个人既控制自然与生产的力量，也控制社会的力量，并从而控制他自己，控制他们作出的决定的行为。”“科学和技术还必须帮助人类养成科学精神，因而使他能促进科学而不致为科学所奴役。”能够控制和合理使用科学技术的，只能是精神文化，即人的正确价值取向和道德。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学习、运用、创造现代科技过程中，人文精神缺失的深层原因，是一些人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把科学技术仅仅作为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当这种手段缺乏正确目标与规范驾驭时，这些人实际上卷进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恶浪。应当看到，追逐物质享乐，寻求感官刺激，人际关系冷漠，忽视道德规范等缺乏人文精神的现象，在西方一些国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其实质是由人所创造的物质与科技，反过来支配、驱使人们，使有些人在对它的追逐中，失却合理精神驾驭，导致道德缺失。对此，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教育顾问德怀特·艾伦曾严肃指出：“20世纪，高等教育自发地把如何使学生变得‘聪明’当作了主要目的。当今，知识量已经翻了好几倍。高等教育忙于应付令人头晕目眩的新知识，无暇顾及价值观和道德教育。”他警告：“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个是要使学生作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其实，针对西方社会单纯追求科学技术与物质利益，忽视人文精神的倾向，一些思想家早就提出过批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卢梭批评当时的社会说：“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进入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卢梭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康德的继承，康德针对当时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提出了“德性就是力量”的口号，强调了道德价值，论证了道德“至善”的“决定根据”，提出了主体性理论，认为人是认知的人、道德的人、审美的人，人在道德领域应当按照自己的理性为自己订立法则，即按道德律而行动，即“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在康德之后，新康德主义者R·H·洛采和A·里奇尔，把价值概念明确提到了哲学学科领域。针对西方国家科技主义所造成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严重后果，一些人文学者和重视人文精神的科学家，推出人文主义与科技主义抗衡，并在西方社会形成了人文主义与科技主义张力，在西方国家高校中，受人文主义影响的通识教育也逐步受到重视与推广。

我国是一个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国家，古代就有重伦理文化，轻科技文化的倾向，导致我国科学意识淡薄与科技基础薄弱。科技的落后，要求我们大力自主创新，发展科学技术。但是，发展科技同样面临着是孤立、片面的发展，还是坚持人与科技协调发展的问题；是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还是发挥我国文化优势推进科技发展的问题。说到底，发展科技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主体性，还是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使人丧失人文精神。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环境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正在伴随科技发展和一些人对精神文化的忽视，对社会和个人正在造成危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转化和开发我国的人文传统。我国古代人文传统的鲜明特点是，注重价值观的整体性，社会目标的统一性，天人合一的协调性，人的修养的内在性和人格境界的高尚性。尽管这一特点有古代传统色彩，但它受到了西方的关注。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会后，这些人类的科学巨匠庄重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智慧——和谐”。新加坡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治国之纲”。这一特色的人文文化，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发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根据科技文化与精神文化对人的发展同等重要的原则，邓小平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地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小平对红的解释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而应该说是红了。”邓小平关于科技人才必须又红又专的论述，坚持了科技与人文的高度统一。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站在民族振兴的高度，强调“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针对社会上忽视思想道德素质的倾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特别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重申文化的性质与方向：“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这些论述，都充分肯定了精神文化的现代价值。胡锦涛在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不仅专门论述了“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而且对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人文精神进行了概括：“心系祖国、自觉奉献的爱国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做自主创新的先锋，做拼搏奉献的楷模，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光辉业绩。”

但是，在科技学习、运用与创新过程中，人文精神的发展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一是有些人的“代价论”，认为发展科技、经济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或认为科技、经济可以为自己提供发展条件，无须精神文化；二是有些人的“无用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强势发展趋向，人文精神显得软弱无力；三是有些人的“过时论”，认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精神文化使不上劲。这些认识和倾向，既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向，也不符合我国的文化国情。所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已经绝迹的丑恶现象，精神文化领域以及人们的精神家园也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都是对轻视、忽视精神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报复和惩罚。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为指导，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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