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6月21—23日，“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隆重举行。会议由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协办，来自国内外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教学》《郑州大学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世界史》编辑部、澎湃新闻等学术期刊与媒体的100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先后致辞。江沛教授指出，环境史是近年来学术界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主要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关注人的生命质量，以及如何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从环境史的角度看，美国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环境破坏到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过程。当代中国“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口号的提出具有战略意义，这一双赢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历史发展中的教训转化成当今社会发展中的有利因素。江沛教授还提到，环境史学者既要具备全球意识，更要立足中国实际，并期待未来中国史和美国史领域的环境史专家能有机会共同探讨这一学术问题。杨栋梁教授谈到，此次会议的举办，是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基地（备案）的“十三五规划”项目之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学术意义还是现实意义来看都极为重要。纵观国内世界环境史学界，美国环境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历史》刊物上经常会看到相关文章的发表。徐再荣研究员表示，近十年來，环境史作为一个学科、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一个研究角度，其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此次会议的召开，充分说明中国环境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个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越来越多从事历史学和非历史学科的研究学者从环境史的视角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充分表明环境史学科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包容性和扩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徐再荣研究员期望学者进一步拓展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域的环境史研究空间。

一

大会主题报告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学功教授主持。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荣誉教授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先生在主题报告中，阐述了生态学观念的变化，即从强调自然和谐共生转向突出自然的混沌无序。他指出，生态学常常被人们理解为“和谐”（harmony）与“合作”（cooperation），这种理解主要出自尤金·奥德姆（Eugene P. Odum）。奥德姆将自然视为“生态系统”（ecosystem），认为该系统的各种有机体之间存在共生（mutualism）与合作的关系，并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状态，而过度干预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但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奥德姆所倡导的和谐有序的生态学逐渐被取而代之。后奥德姆时代的生态学强调自然演替中的竞争和扰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蝴蝶效应。混沌生态学日渐流行，这让人们深感困惑：混沌世界是否值得人们热爱和保护？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然？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混沌的自然世界，我们为何会担心对地球的破坏？“对自然的破坏”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在沃斯特看来，面对我们还不能充分理解的自然世界，人类应该充满敬畏之心，要尊重自然的复杂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要善待自然。

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莉萨·布雷迪（Lisa Brady）的发言主题是“无人地带：战争、和平和军事化的自然景观”（no man’s lands： war， peace and militarized landscapes）。她以广阔的视角讲述了冷战年代的军事景观如何在后来被确立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故事，如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弗拉茨核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家动物保护区，又如欧洲柏林墙这一栅栏创造的军事化景观为非人类的自然提供了栖息地空间，类似的还包括北朝鲜的美国海军军事基地、美国太平洋试验场和别克斯海军训练场等。

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全面考察了唐沃斯①的求学与执教经历，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突出建树与特点，及其以农业生态视角考察环境问题的范本——《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以下简称《尘暴》）的历史贡献。梅雪芹教授指出，唐沃斯是国际上公认的环境史学的开山鼻祖与领军人物之一。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夏威夷大学任教，之后于1989年返回家乡荣任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教授，曾教授环境史、全球环境史和北美环境史课程，课堂外的田野调查实践范围包括“寻找纽黑纹的港湾”、瓦尔登湖、康科德、波斯顿港口的岛屿、夏威夷岛等。梅教授通过回顾唐沃斯的早年学习和执教经历，意在说明以下三点：一是如何将身边的环境化作思考的素材，并融入自身的教学和实践之中;二是人文专业出身的学者可以通过自学、感知和体验自然来加强对自然的了解;三是环境史学者无论是在厌倦故知时，还是在被误解时，抑或是在遇上同道时，都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唐沃斯著述等身，获奖无数，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环境史学术组织的工作，如出任环境史学会主席、合力救活《环境史》杂志等。此外，他还致力于环境史的国际推广和交流，尤其对中国环境史的推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为中国史学界培养了第一位美国环境史博士生，还为国内众多环境史学者提供了巨大帮助。梅教授总结，唐沃斯在环境史领域的建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的建构，在对环境史的定义，对生态学在环境史研究中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农业—生态视角的建构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二是关于“生态思想史”或“自然文化史”的提法和建构;三是提出了“新西部史”的环境史模式。最后，关于《尘暴》，梅教授认为它选取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这一主题，围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进行论述，讲述了大平原地区生态系统如何随着扩张主义者的拓殖，从原本的基本系统平衡到“尘暴”发生的过程。《尘暴》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进行了全面揭露，其中既有人对人的剥削，也有人对自然的剥削。其历史贡献在于：为人们了解美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以及认同生态学这一新科学知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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