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与“创新”关系辨析

摘 要：本文对我国高等学校教学中基础与创新的关系做了论述。针对当前有人认为重视基础教育会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从而束缚创新的观点进行了辨析。该观点貌似从库恩的“范式”概念出发，实际上却违背了库恩的思想。因为即使按照库恩的观念，创新也需以旧学科范式为基础，是对旧范式的超越和突破，所以根本不存在“范式陷阱”。文章指出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念还存在严重缺陷，即他是纯粹从理论观念出发来考察科学进步的，完全忽视了科学工具和技术在科学进步中所起到的“生产力”作用。文章对高等学校的 “基础”做了界说，它包含专业基础和人的全面素质，基础是与时俱进的，是创新的根本。文章最后对基础教学如何促进创新提出了四点原则意见。

关键词：基础；创新；范式；基础教学；科学素养；全面素质

一、问题的提出

基础是建筑物的根底。基础不牢，大厦难保。人才培养也是如此。所以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综合大学教学，历来重视“基础”的宽厚扎实。急功近利行为的结果总是适得其反。1961年，当时教育部在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惨痛教训基础上制订的《高教60条》[1]，提出要“切实加强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教学”，“切实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这就是后来“加强基础”的缘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受社会上“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舆论影响，高校曾经出现过一片“读书无用论”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下，许多高校再次强调“基础”的重要，纷纷提出“强化基础”（如南京大学）、“夯实基础”（复旦大学）和“加强基础”（北京大学）等口号或教学改革的方针。这里所谓“基础”，主要指的就是专业培养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创新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引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创新，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的愿景。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也提出了“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这样，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就成为高等学校的一项主要任务，而基础成为培养专门人才的一种具体规格。

从那时起在高等教育界就开始发出了一些质疑，即重视和强调基础是否会引导学生过分追求已有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创新，以致造成“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问题。这似乎是提出“基础”与“创新”关系问题的开端。对此笔者当时并未表示具体意见，但认为造成两者关系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它对“基础”的认识和基础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承担着更大责任。就此笔者在《中国大学教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传统与高等学校基础教学的改革——从丘成桐先生一席话说起”的文章[2]，说明这种传统对中国高校基础教学，特别是对创新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意见。

笔者所以对“基础”与“创新” 的关系采取这种态度，是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创新”是对“守旧”而言的。而无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还是个人事业，“新”、“旧”不能成为价值标准，不一定新的都是好的，旧的必然是坏的。笔者对于北大西校门内旧有的一块日晷基石上的文字“保守与改造”十分欣赏，它说明事业成功有“守正创新”的两面性。即使在创新代表事物进步的情况下，创新也要有基础，这基础中最重要的就是“知旧”。只有知道“旧”的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纰漏、缺陷、不足与局限，为什么不能适应形势变化和事物发展的需要，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来。“不知旧，焉为新？”笔者在工作岗位上（北大校行政和国家教委科技委）曾处理过多起自命为“创新者”提交的申诉，要求我们“权威机构”请专家为他们“伸张正义”，允许他们的文章得以在科技刊物上发表，甚至对他们的作品予以嘉奖。可是仔细审阅他们的文章或作品，却发现往往是前人已尝试过多次而失败，终于被抛到科技垃圾箱的货色，以及在科学原理上早已被否定了的东西（如有几次类似“永动机”的“发明”）。我们常感叹这些“创新者”缺乏起码的科学基础和技术根底，以致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经费而完全做了“虚功”。所以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创新的基础，这是不要多做解释的简单事理。

可是，笔者近来在两次大学教学讨论会上听到有人提及“范式陷阱”的问题，意指强调注重学生“打好学科基础”、“掌握扎实基础”会使他们束缚于某一种学科“范式”跳不出来，从而阻碍创新。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再次挑起了“基础”与“创新”的关系问题，需要加以澄清。特别是当下，在保证大学基本教学质量，以使大多数学生在掌握学科基础、深入思考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让这种声音任其在高校教育工作者中间传播蔓延，将会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二、“范式陷阱”存在吗？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使用的概念。paradigm一词来自希腊语，通译范式，语义接近于“范例”，也是“范例”、“样子”的意思。库恩在该书中将这个词汇用得相当含糊，他在1969年所写该书《后记》中自己也承认它有22种不同用法，从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价值、理论和方法，直到学科教科书的全部基本内容，以致他晚年索性将其弃之不用[4]。但不管怎样，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根本标志，没有范式就不是“科学”，最多是“前科学”。因此提出“范式陷阱”的概念，是对库恩范式概念的彻底误解。库恩将科学进步区分为累积渐进式的“常规科学”和跳跃式的“范式转换”（“革命”）两种形态。他认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先在常规科学中按照一定“范式”解决科学问题，然后出现严重“反常”，原有范式无法解决而导致“危机”，于是旧范式被一种新范式替代（“范式转换”），发生“革命”。在该书中他似乎将常规科学看得无足轻重，只能解决一些知识领域的“谜题”，缺少“新颖性”，而更强调“革命”。他使用“革命”二字不同于当下一般将重大创新（如技术、产品）誉为“革命”，而确实是从政治革命比拟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颠覆了旧范式，这里似乎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过后来在1969年本书的《后记》中，他对以往“革命”的观点也已做了不少“软化”或修正，特别是对于“常规科学”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给了积极肯定，并且认为在这里也有不少“小”的革命。笔者猜测，他这本比较偏狭的著作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走红，可能正符合当时世界上以“革命”为时尚的思潮（那时欧美大学都发生过“学生造反”事件，或许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也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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