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歌谣起源问题研究辨析

2015年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歌谣研究述论”（KY2015LX436）。

摘 要：民国时期，傅振伦、邵纯熙、茅宗杰、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立足于当时的大量歌谣材料，以现代学术意识，从歌谣功能和歌谣创作两个方面就歌谣起源问题提出了个人观点，如情感说、劳动说、个人创作说、二重创作说。这些观点都是基于歌谣的某一方面而提出的，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们却满足了当时人们对歌谣起源问题的了解，拓宽了歌谣研究的视野和界限，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歌谣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歌谣；起源问题

作者简介：刘继辉（1983-），男，山东济宁人，文学博士，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歌谣研究、非遗保护研究。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5--05

起源问题历来都是学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因为追根溯源，能够让我们揭开事物神秘的“面纱”，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事物、更准确地把握事物、更有效地引导事物的发展。同样，对于事物起源的各种推测的探讨也有利于我们了解事物的多元发展，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歌谣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界的关注对象，也有许多学者尝试性第去探究歌谣的源头或歌谣产生的原因。而歌谣表现问题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歌谣起源的研究。因此，对歌谣起源和歌谣表现的梳理可以加深我们对歌谣性质与内容的了解，推动歌谣研究的深化和细化。

一、歌谣起源研究的现代意识

通常，我们在回答歌谣的起源时或歌谣的来源时，总是从歌谣的功能或作用及对歌谣产生场面的描绘性记载中去推测歌谣的来源。这是探究歌谣起源的一种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我们还可以从歌谣的创作机制的角度去研究歌谣的起源，即利用已有的歌谣资料从人的角度或创作者的角度去推测歌谣的起源。西方的现代文明告诉我们：自从与动物界彻底分离后，人类就不断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以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从而得以生存、繁衍后代。这引发了当时刚触及西方现代文学的学者的思考，他们从传统的客体研究角度转向对主体的研究。而对于歌谣研究起源研究而言，将歌谣主体的人的作用作为研究视角不得不承认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一种突破。在他们看来，究竟是什么人，运用什么方式，出于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手段，才使得歌谣得以产生、传播和发展？在现代歌谣学建立之初，这种研究思路曾得到一些人的认可，更有诸多学者就此展开对歌谣起源的探讨。其中，傅振伦的歌谣起源研究最具有现代学术意义，他是从现代学科体系发展的角度对歌谣起源问题进行研究的。

傅振伦在《歌谚的起源》一文中论述了歌谣的起源问题。“歌谣是一种无一定记载的民众所作的押韵诗歌，所以大多数歌谣的起源，除了从他的内容，有点痕迹可考外，可说是无处可考，至于谚语的起源，更难找了。”[1]他认为：“我们也只能从形式、内容去考求他们的起源，加以推定罢了。”[1]他强调了歌谣内容和形式在研究歌谣起源中的作用，他的论述却以歌谣主体的人为中心，歌谣的一切内容和形式都是为人的需要而不断地转变。因此，傅振伦从三个方面对歌谣起源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就是歌谣的创作者。歌谣的创作者是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创作歌谣的人；只有那些特殊身份、特殊职业和特殊经历的人才能够成为创作歌谣的人。他说：“据我个人看歌谣谚语的经过，创作歌谣的人，可说是”六种人：小学生、儿童、乞丐、说书的、杂耍游戏的人和妇女。

其次，创作歌谣的动机。人类与动物界的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每一次创造、每一项发明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在于满足人类某方面的需求。就歌谣而已，无论是较早的生活歌还是晚期的滑稽歌都是源于人类的需要。他认为，人类创作歌谣出现五种原因：“有些歌谣，是一般劳动界的人造的，用意不过，减少他们的劳苦，歌咏忘苦而已”，“有些歌谣是当无聊之时，信口吟咏，用以自慰，用以消遣，或用以写自己已受的痛苦和冤屈”，“有些歌谣是助兴的，这类歌谚多半是，与乐器相伴”，“有的歌谣是为穷人赖以谋生而作的”[1]和毫无修饰、不加润色、自然质朴的童谣。

再次，创作歌谣的方法或方式。歌谣是民众的作品，是一定地区多数人说熟知和歌唱的。但歌谣通行于某一地区必有一个过程、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可以说就是歌谣的所由成，也就是新歌谣的方法。”他认为新歌谣产生的方法或手段大概可以分为：抄袭或仿效、改变、仿效及联合、格式之仿效、扩大歌谚之范围之仿效、缩小古歌谚之内容和无意义歌谣的仿效。用他的话来说：

歌谣之所成，抄袭及仿效，仿效之法不同，可分——

（1）仿古谚语形式（如对偶式及句构造外表之形式）

（2）仿古意以造歌谚

（3）仿其他歌谚，而改变其形式而造者

（4）扩大歌谚范围或缩小其内容者

（5）无意义之仿古[1]

尽管傅振伦从创作者、成因和创作者用的方法三个方面回答了歌谣的起源问题，但是他论述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歌谣起源问题，而是现代歌谣的起源。这从他的论述依据、参考对象及解决方法等方面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在列举歌谣创作者时曾说：“据我个人看歌谣的经验”，这就说明他的参考对象是当时的歌谣研究现状，即现代歌谣运动以来的歌谣研究及他本身对歌谣的理解。他所认为的歌谣创作者如小学生、说书者、乞丐等下层民众是社会发展都一定时期的产物，而在歌谣产生的原始社会时不会存在的。至于后面所谈的“歌谣之所以成”和“歌谣之所由成”同样是社会发展后的表现。因此，傅振伦的歌谣起源研究是现代意义的起源研究，而不是传统的追根溯源的研究；但他的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于现代歌谣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立足当下，关注传统问题。

二、歌谣起源问题之歌谣功能方面

有人说：“艺术源于劳动”。这是因为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劳动将人类与动物界彻底地分离。这就造成凡属于艺术范畴的一切形式都源于劳动的观点；而且这种看法在中国存在许多年，似乎已经成为定论。“近年来，随着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已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歌谣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一直是中外学界探索艺术起源的途径。他们认为：歌谣起源问题的解决能够为艺术其他形式提供参考。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有关歌谣的起源说法可为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有关专家学者在论述歌谣的起源是，往往对其中某一类实践活动有所侧重，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探讨歌谣的起源，建立了不同的学说”。[2]P29赵晓兰在《歌谣学概述》中列举了有关歌谣起源的几种代表性的说法：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宗教说和劳动说。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一批深受西方文明影响又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就歌谣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只是反映了歌谣起源的某一方面的线索而非全部，但是了解这些看法对当前活跃学术思想、推动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情感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歌谣源于人类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情感波动的外在表现的方式，“是古代社会因为文化的低下，所以把歌唱来表现当时的情绪和故事，流行社会里，而形成了古代社会的即兴歌叙事谣”。[3]情感波动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需要不时地释放而保持人的心理、生理平衡，而歌唱正好符合了人类发泄的需要，成为“人类表现优美情感，高尚意志，活泼思想的唯一工具”。[4]P1邵纯熙在谈歌谣的分类时也曾指出：

人类的情绪，于不知不觉间，起了一种感想。遇着欢喜的事情，便唱出一种语调，表现欢喜的状态。遇着愤怒的事情，复唱出一种语调，表现愤怒的状态。如实则悲哀时表现悲哀，恐惧时表现恐惧，亲爱时表现亲爱，恶憎时表现恶憎，欲望时表现欲望。所以农人在田野间，高唱秧歌，渔人在江湖间，高唱渔歌。闺女小孩则在房屋里唱歌，游人旅客则在深林狂野唱歌。都是大自然的音响，以为志喜遣怒举哀示惧示爱泄恶排欲之具。消磨可喜可怒可哀可惧可爱可欲之事情。我以为歌谣的起源是如此。[5]

茅宗杰在说明歌谣的概念时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说：

本来文学的作物，多少由于情感的冲动而生，富于情感的人，受了外界的激刺，他的情感冲动于中，精神遂反乎平常。无论他是喜极是悲极，总要把他发泄出来，然后才觉得痛快。这正是所谓“不吐不快”。[6]

通过分析南方地区现存的由群体捣米而形成的“杵歌”，台静农认为生活带来了人情感的波动，而情感成为歌谣的原动力。他说：

原始人类主要的生产技术是渔猎、牧畜、播种，除了这些劳作以外，精神上的慰安，只有放情的歌唱。在辛苦的时候，拿歌来减轻疲乏；在喜悦的时候，拿歌来表示兴奋；在不幸的时候，拿歌来抒写悲哀。所歌唱的未必都有意义，至少他们的情感是一致的。感情是歌谣的原动力，而感情的现象如何，则界定人类的生活。[7]

事实上，歌谣源于情感之说早在我国的秦汉时期就已经被学者们所发现。他们通过对《诗经》的研习和当时大量的采风实践活动，充分地证实了歌谣是人情感发泄的外在表现方式。《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事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太史公自序》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情感之说不仅体现在民间歌谣上，而且也表现在一切文学形式上。也许中国曾誉为“抒情的国度”就缘于此。

（二）劳动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文学艺术赖以生产的物质基础，也创造了一切艺术形式；歌谣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们看来，原始人在劳动过程中“为了协调集体动作、提高劳动效率、减轻疲劳，交流感情、鼓舞劳动情绪，常常‘按照一定的拍子，并且在生产动作上伴以均匀的唱的声音和挂在身上的各种东西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当原始人把这种有节奏的劳动呼声和声响与包含一定意义的语言结合起来时，就产生了最早的歌谣”。[2]P33汉代典籍《淮南子·道应》曾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说明歌谣起源于劳动的声音，而最初的一些诗歌是劳动呼声的发展。对此，鲁迅先生曾说：

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8]

劳动起源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认为劳动创造了一切文艺形式，包括他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索开说：“歌谣的创作缘起是劳动。当人们劳动时候，要受到外来许多刺激，使生活感觉快乐或苦痛，甚至受了欺骗，在工作的疲惫中还是劳动；于是把这些内在的鬰积发之于声。吼叫、哭诉……此谓‘心声’又叫歌谣。”[9]在他看来，“歌谣是人类劳动生活藉以调解精神愉快的一种艺术”，“在没有文字之前，这种艺术就在原始人的劳动中继续创作着，继续传布而歌唱着。歌谣是艺术的源泉，先有歌谣然后才有现在各种各样的艺术，犹如树之根为原始艺术的歌谣，茂密的枝叶则为当今艺术之繁多了”。[9]

曾长期生活于陕北解放区的严辰真正地感受到劳动的力量、劳动人民的伟大。他通过分析当地的民歌真谛：民歌的特点是与劳动紧密结合，民歌直接产生于生产劳动。他在《谈民歌》一文中曾说：

民歌的特点，首先在于它和劳动的紧密结合，直接歌谣劳动这一点。劳动，创作了人类，也创作了人类的诗歌。而我们的民族，又是一个勤谨刻苦的爱劳动的民族，本来在这一方面一定会有不少的产品的。劳动的民歌就不一样，它们都直接从劳动中产生，表现了劳动的情绪，流露了朴质的健康的韵律。它们有的配合了劳动的节奏，为了协同集团的动作，像泥木工人的吆号声，打夯歌、纤夫的歌，搬运工人的歌等；有的是为了减轻疲倦，为了诉说身受的苦难，像采茶歌、船夫的歌、樵夫的山歌等；有的作为对牲畜的命令、催促、召唤，像牧童和农夫的某些歌是。[10]

歌谣起源于劳动之说之所以能够长期在我国学界被认可，甚至成为一种定论；是因为这种观点不仅来源于中国古籍的证实，而且它还受到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得以承认，而且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得到实践的验证。根据地军民的劳动热情以及大量描绘劳动生产和在劳动生产中所唱的民歌，深深地感染了一批文艺创作者和文艺理论家，让他们突然感觉到先祖们的生产生活也不过如此。除此之外，劳动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也的确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论证奠定了劳动起源说的基础。尽管现在的学术思想得以解放、学术空间得以扩展，歌谣的劳动起源说不再是“一枝独秀”。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劳动是歌谣的起源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源泉。

三、歌谣起源问题之歌谣创作方面

从学科归属看，民间歌谣一直都属于文学的范畴，其研究方法多采用纯文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视野也多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就文学领域而言，应该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两大部分”。[11]P13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在歌谣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秉承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惯制，指出歌谣应像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也是由人创作的，只不过歌谣创作者的名字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记录下来。基于此种理解，他们提出了歌谣创作论的观点。

（一）“歌谣起源于个人创作”说

《中国歌谣·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是朱自清歌谣研究中常被学界提到并赞赏的一部分，他通过中外歌谣起源研究的对比和“歌谣起源的传说”的论述表明了他对歌谣起源的看法。他首先提出“外国对于歌谣起源的学说”，论及“歌谣——叙事歌——起源问题”。他介绍了英国R·Adelaide Witham所著《英吉利苏格兰民间叙事歌选粹》中所引用的五种西方学界流行的学说：“民众与个人合作说”、“Grimm说”、“散文先起说”、“个人创作说”和“Pound说（即个人制作说）”；并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他说：“以上各说，都以叙事歌为主，但他们除了Pound外，都是以叙事歌为最古的歌谣；我们只需当他们是在论‘最古的歌谣’的起源看，便很有用，至于叙事歌本身，我相信Pound的话，是后起的东西”。[12]P14所谓“Pound的话”是指：

她说，主张民众与个人合作说的人，大抵根据旅行家、探险家、历史家、论说家的五花八门的材料，那些是不可考的…… 她说文学批评家的正统的遗迹（民众与个人合作说），人类学家并不相信。他们的材料，都使他们走向个人一面去。她说歌谣不起源于群舞；歌舞同是本能，并非歌由舞出。儿童的发展，反映着种族的发展，现在的儿童本能地歌唱，并不等待群舞给以感兴，正是一证……正统派的意见以为叙事歌是最古的歌谣。她说最古的歌谣是抒情的，不是叙事的。那时最重要的是声，是曲调，不是义，不是词句……[12]P12-13

朱自清曾说：“歌谣起源于文字之前，全靠口耳相传，一代一代第保存着。它并无定形，可以自由地改变，适应。它是有生命的；它在成长与发展，正和别的有机体一样”。而Pound的论述成为他自己的观点进行铺垫，即“他是认为歌谣起于个人的创造的，原始的歌谣其主流是抒情的而不是叙事的”。

其次，朱自清在“中国关于歌谣的起源的学说”中既引用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又巧妙地运用了现代的学术研究材料。他征诸郑玄的《诗谱序》、《虞书》、孔颖达的《正义申郑》和《毛诗序》、沈约“歌咏所兴，自生民始”等古籍文献，加以分析；指出：“以上都是论诗之起源的。歌谣是最古老的诗；论诗之起源，便是论歌谣的起源了”。他引述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史纲要·韵文先发生之痕迹》和《中国文学研究》的部分内容，重点讨论了史前时期是韵文在先还是散文在先的问题。“舞必合歌，歌必有辞。所歌的辞在未有文字记录以前是空间性的文学；在既用文字记录以后便成为时间性的文学。此等歌辞当然与普通的祝辞不同；祝辞可以用平常的语言，歌辞必用修饰的协比的语调，所以祝辞之不用韵语者，尚不足为文学的萌芽，而歌辞则以修饰协比的缘故，便已有文艺的技巧。这便是韵文的滥觞”。[13]P15朱自清既赞成了郭绍虞的看法，又有所批判和补充。最后他说：“郭先生着眼于诗；他只说古初‘先’有韵文，却不说‘怎样’有的。我们研究他的引证及解释，我想会得着民众制作说的结论，至少也会得着民众与个人合作说的结论。但他原只是推测，并没有具体的证据，况且他也不是有意地论这问题，自然不能视为定论”。[12]P20

再次，在论述“歌谣起源的传说”时，朱自清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还有许多歌谣起源的传说，虽是去古已远，却也可供参考。”随后他列出了历史上的“荧惑说”、“怨谤说”、“《子夜歌》传说”、“河南传说”、“淮南传说”、“江南传说”、“两粤传说”七个关于歌谣起源的传说，并加以比较和分析。尽管这些地方性的传说或带有神话意味，或源于政治的需要，或取出于孟姜女的故事，或是对山歌的起源；但是它们都在无形中佐证了朱自清对歌谣起源的观点：“在这几种传说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趋势，就是，歌谣起于个人的创作”。

朱自清在论述歌谣起源时可谓搜罗宏富、旁征博引。他不仅引用了古代典籍文献，运用了现代学术资料，而且还使用西方流行的学术理论；更可贵的是他用民间传说引证歌谣的起源。这一切材料都为了充分地证实他的观点：歌谣源于个人创作。

（二）歌谣起源的二重创作说

所谓“二重创作说”是指“个人草创，群众增减修改”，即“民歌的作者第一是个人，其次是群众；个人开始，群众完成”。它强调群众对民歌增减修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原作者的第一重创作，因为一首民歌能否在原始部落或族群中得以流传并不取决于原作者的创作而且取决于它是否表现了“某部落或阶层全体的情趣和信仰”。这是朱光潜在《诗的起源》中所重点论述和赞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解决诗歌起源问题的研究方法有两种：其一，历史学的方法，即“从文字记载追溯古代诗歌起源的情形，断定它的年代，寻求它的写定和搜集印行的经过”。[14]中国学者向来喜欢采用历史学（即传统考据学）的方法研究诗歌问题，但这种方法并没有取得既定的效果：“用历史的方法去寻求诗的起源，不但是据渺茫稽的史料下以偏概全的结论，而且含有两个错误的见解”，即“从文字记载中寻求诗的起源是容易得到真相的。最早见于书籍的古诗不一定可以做诗源问题的论证。”“诗的原始与否以文化和教育程度而定，不以时代先后而定”。[14]其二，以自然科学方法为主历史学方法为辅的方法。“从我们的观点看，历史学所搜集的证据远不如人类学和社会学所搜集的重要；因为古诗歌渺茫难稽，现代歌谣确鉴可据。我们应该以后者为主以前者为辅”。[14]其结论是：（一）“诗歌音乐跳舞在起源时是一种混合”，这种观点已被现代的原始部落材料和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所证实；（二）“在起源上，诗歌大半是群众的艺术”，因为“原始诗歌都不标明作者的姓名，甚至于不流露作者的个性。它们所表现的是某部落或阶层躯体的情趣和信仰。所以每个唱歌者都不觉得他所唱的是属于某个人的诗。在一个社会里流行的诗歌是社会的公有物……既然流行的诗歌成了社会的公有物，社会就有权去更改它，增删它。它是形式是不能固定的”。[14]

尽管“原始诗歌是群众的艺术”已成定论，但近代学者还是就原始诗歌的作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一是以民歌为群众的自然流露，谓之“群众合作说”；一是以民歌为个人的艺术意识的表现，谓之“个人创作说”。朱光潜认为，这两种看法“虽恰相反，实际未尝不可调和折中”。“在原始社会中‘群众合作说’与‘个人创作说’可以并行不悖”是指原始社会群体劳作时所唱的歌谣来源于“群众合作说”，而单人劳作时所唱的多为临时的自编歌则来源于“个人创作说”。“群众合作说”与“个人创作说”并行的第二种方式是“个人草创，群众增减修改”。朱光潜在文中重点论述了这个问题。在阐释“民歌的作者第一是个人，其次是群众；个人开始，群众完成”的看法时，他不仅引用了美国愷屈理基关于民歌起源二重创作说的理论，而且还用周作人《儿歌之研究》的浙江儿戏歌和董作宾的《看见她》的不同版本证实了这种看法。因此，他说：“歌谣在活着时都在生展流动。它所流行区域的民众对于它的生命的绵延，都有维持的功劳。民歌无论有个人作者没有，究竟是‘属于民间’的，是民间公同情趣的反射，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它是民众的艺术，虽然明知道极端的‘群众合作说’在今日为多数人所怀疑”。[14]这就说明朱光潜还是认同“民歌起源于二重创作”的观点。

结论：

民国时期，学者们在歌谣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摆脱了传统文学的起源认识，从现代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表现为从歌谣功能和创作两个方面回答了歌谣的起源问题。从歌谣的功能方面看，对歌谣起源问题产生了两种观点：邵纯熙、茅宗杰等是“歌谣情感说”的支持者，认为歌谣起源于人类内在情感的波动；而索开、严辰则赞成“歌谣劳动说”，认为歌谣源于人类日常的劳动活动。之所以会产生“情感说”“劳动说”等看法，是因为歌谣研究者所研究的歌谣种类不同而造成的。从歌谣创作方面看，朱自清认为歌谣起源于个人创作，而朱光潜则认为歌谣应该源于“二重创作”，即“个人草创，群众增减修改”。“个人创作说”过分地强调个人在歌谣最初产生的作用而忽视了歌谣集体性的特征和歌谣之所以受民众欢迎和爱戴的价值；“二重创作说”既符合歌谣作为人类文化和文学诞生的事实又充分地体现歌谣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从歌谣创作方面看，“二重创作说”应该更能说明歌谣的起源。无论是从功能方面还是从创作方面看，他们关于歌谣起源问题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极大地推动了歌谣的研究。只不过在以后的歌谣研究中，人们淡化了歌谣的起源问题，而重点关注歌谣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从而使得人们在歌谣起源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笼统而模糊的认识：歌谣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

参考文献：

[1]傅振伦.歌谚的起源[Z]，《歌谣》周刊.1925-4-19，第87号.

[2]赵晓兰.歌谣学概要[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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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茅宗杰.民歌与民众教育[J].《教育与民众》第2卷.193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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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迅.门外文谈[N].《申报·自由谈》.1934年.

[9]索开.劳动与歌谣[J].《西北工合》第4卷.1942年，第17-18期.

[10]严辰.谈民歌[J].《人民文学》第3卷.1950年，第1期.

[11]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朱自清.中国歌谣[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

[1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转引自朱自清《中国歌谣》，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

[14]朱光潜.诗的起源[J].东方杂志》第33卷.1936年，第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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