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棣华宗教信仰与政治背景研究评价之辨析

摘要 宗教信仰与政治背景是百余年韦棣华研究评价的主要分歧点之一，该分歧点的症结至少涉及意识形态与学术语境走偏、理论分析缺乏深度两个方面。文章对前一个症结从意识形态是一种影响和制约主流学术语境的客观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可能得出对历史“评价”的某些共识、防止意识形态走偏是个永恒命题三个层次予以辨析；对后一个症结从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全过程的历史分析、对传教士和教徒的个人表现必须作具体分析、对韦棣华与基督新教实际关系的客观分析三种视角进行考察；另外还对韦棣华的政治背景增加了客观所为与主观意识层面的思维分析。

关键词 韦棣华 研究评价 宗教信仰 政治背景

韦棣华是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同时也是争议颇大的人物。经过系统梳理不难发现，不同时期不同派别对韦氏在华工作经历的基本史实还是比较认同的，研究评价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韦氏的宗教信仰与政治背景、韦氏参与创办的公书林和文华图专的历史地位以及韦氏争取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建设等几个方面。由于篇幅所限以及辨析深度的需要，本文先集中探索第一方面，余者将在另文展开。

1 对百余年研评分歧与不足症结之辨析

综观百年对韦棣华宗教信仰与政治背景的研究评价，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自1900年至1949年为第一时期。该时期虽由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相继执政，但韦棣华终生投身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事实却得到海内外图书馆、教育、工商、军政等各界知名人士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乃至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对于韦氏的基督教信仰及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均未受到时人的批评和指责。

20世纪50-70年代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受意识形态和学术语境偏激的影响，对韦氏的评价基本予以否定，其要害即韦氏与基督教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文革”前，国内有图书馆学专业的大学只有两所，其中一所大学的专业教材将其斥之为“彻头彻尾的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奋斗一生的急先锋。”；另一所大学的专业教材也充斥韦棣华系美帝国主义分子，按其所学，利用图书馆来为帝国主义服务等言词，此类言词一直延续至1980年该校为教学急需来不及做彻底修订的重印教材。

20世纪80年代为第三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开展，对韦棣华的研究和评价进入了争鸣时代。学术主流渐入研究层面，许多学者主张将作为美国公民的韦棣华与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分子和美国政府侵华政策区分开来；更有学者对只凭主观意念而强加于韦氏的“很可能带有宗教任务”、“韦棣华的一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显然是有其个人野心”等不实之词予以力所能

及但尚缺乏深度的理性批驳。另有少数人尚未挣脱前一时期走偏的意识形态与学术语境的惯性影响，仍纠缠于表面层次的政治教条，谈不上用全面、发展、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第四时期。这一时期涉及韦棣华研评的论文不仅数量多于前三个时期，而且就总体而言学术研究的成分显著增强，在评价之外还开辟了对若干史实的考证。

笔者认为，程焕文先生是同时期中国大陆学者研究此课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不过，若能在以下两个方面作点调整的话，其科学性和说服力将会大幅增加。其一，对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将韦棣华女士献身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归结为传教士之使命”的“幼稚”、“荒诞”之说缺乏深入理性分析。其二，对文化人物韦棣华与政治人物白求恩不宜作简单类比，如“韦棣华女士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尤其是她的精神，较之白求恩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说法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百余年对韦棣华基督信仰与政治背景研究评价的分歧与不足之症结至少涉及意识形态与学术语境走偏和理性分析缺乏深度两方面，本文将以此为线索予以进一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2对意识形态与学术语境走偏之辨析

意识形态与学术语境走偏不仅是这一子课题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而且是韦棣华研究总课题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欲将此项理论问题剖析明白，至少应把握好三个层次。

2.1 意识形态是一种影响和制约主流学术语境的客观存在

首先，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虽然“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科学理论是由马克思奠定的，但是作为社会的现实却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便客观存在。尽管随社会的变动和发展，意识形态也不断发生改变，然而它却须臾不曾离开或消失。

其次，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主流学术语境，并且不以时间和地点的变换而改变。在古代、中世纪是这样，到近代、当代也是如此；历来标榜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充分自由的所谓发达国家均无一例外，社会经济和政治尚处在发展中的国家也勿需讳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说过：“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比如，美国的中小学历史教材是由各州政府和立法部门决定，其政治史领域也要关系到青少年的价值观念。至于日本文部省为维护其政治需要而几度修改历史教科书之行径更是世人皆知。应当承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中，浓烈的反西方思潮必然充斥意识形态，因此“反西方”冷战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语境。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深受此语境的影响，那对来自美国的基督教徒韦棣华的不公正、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文革”十年及结束后若干年，“反西方”冷战语境的惯性仍未完全消除，因此在80年代还存在对韦棣华评价的激烈争鸣。随着意识形态和学术语境的变化，评价的分歧则越来越少，不少当年参与争鸣的学者也已大彻大悟了。

2.2 坚持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可能得出对历史“评价”的某些共识，著名的历史学家黄宗智还指出，尽管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意涵”但“我们依然能够避免掉入受意识形态驱使来进行学术研究的陷阱。”著名史论专家郑师渠在评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时，特别强调“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笔者非常赞同他们两位的观点，认为对韦棣华的研究是图书馆史的范畴，图书馆史又是历

史学的分支，所以，继承中国历史研究的史学（史料）、史才（研究方法）、史识（史观）兼备的优良传统与现代世界创新的统一，是破解韦棣华研评难题的有效途径。况且，除史学之外，该课题还涉及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教育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正确的现代研究方法是将复杂的历史课题深入到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探幽。换句话说，只要把韦棣华从过去意识形态和学术语境走偏的平台上移植到现在跨学科的学术认知平台上去考察和评价，传统的韦棣华研评就会呈现出科学的画面。

2.3 防止意识形态走偏是个永恒命题

前面说过，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它影响和制约主流学术语境，因此防止意识走偏就不是局部的、阶段性的权宜之计。要真正做到这一要求，笔者认为至少应明白并把握好两点。第一，意识形态是动态的。由于意识形态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所以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变化，其意识形态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改变，而并非静止固化形态。第二，要把握好正态之度。虽然意识形态是动态发展的，但任何时期都有它的正态之度，不足或过头都会走偏。

3 对理论分析深化之辨析

对特殊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或任务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决不能仅局限固守于被研评对象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而应当遵守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或者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蒂利所倡导的“大结构、长过程、大比较”理论。关于韦棣华宗教信仰的研评即与上述理论和方法紧密相关。

3.1 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全过程的历史分析

首先，要正确理解与韦棣华相关的宗教的基本情况。从历史长河来看，基督教是一种文化。广义基督教是对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三大派别的总称，狭义基督教专指新教（本文为叙述方便，将广义者称基督教，狭义者称基督新教，简称新教）。韦棣华所在的教会——美国圣公会属于新教。

其次，要正确理解与韦棣华相关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文化具有传播性，基督教自产生于罗马帝国犹太省（今以色列国一带）之后便开始了其海外传播的历史。经基督教史专家考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唐朝、元朝、明末清初、1840至1900年和1900年以后至今五个时期。基督教和新教虽然传人中国的时间长短不一，传教方式和效果也不尽相同，然而其面临的融合和冲突情况却基本相似。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所以呈阶段状而非一脉相承，其原因尽管复杂，但实质即是异质文化的融合和冲突。唐朝、元朝、明末清初三段传教的前期和1900年以后至今的时期，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处于相对融合阶段，是因为传教方的调适方略及中国政府的宽容政策等相关条件。而唐、元、明末清初三段传教的后期，两种文化逐渐由融合为主向冲突为主转化，最终都未逃脱被中国政府禁止传教的命运。

再次，要正确区分基督教在华传播与传教国强权政治的关系。如果说唐、元、明末清初以及1900年以后至今四个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是以教会自身为主的话，那么1840至1900年时期的传教则与列强的侵华活动密切结合，表现在传教权的获得、传教范围的扩展、传教权的保护以及双方的利益契合等诸多方面。美国学者刘广京认为，在欧美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时代，“毋庸置疑，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展过分地依赖于列强的外交活动，有时甚至依赖列强的军事支持。”到19世纪最后十年的帝国主义侵华高潮时期，此种结合更加不可分割，正如另一位美国学者埃德蒙.韦尔利所言，“在那个历史时期，世界政治与传教政治几乎完全混合在一起了。”传教事业与强权政治的联盟，导致中西文化冲突愈发加剧。此乃引发席卷全国、震惊世界之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上述基督教在华传播全过程的历史分析，可以明确，韦棣华来中国之际正值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最高潮，而此后韦氏在华工作的30年则又进入中西文化相对融合、却又面临非基督教运动新挑战的时期。

3.2 对传教士和教徒的个人表现必须作具体分析

科学的历史研究最忌将历史概念笼统化，提倡坚持在对历史概念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再坚持对具体概念进行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一般历史问题尚且如此，对基督教在华传播之类的复杂问题更应加强力度。比如，理应对基督教与基督教会、近代基督教与中世纪基督教、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列强、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来华差会与传教士等概念的联系和区别予以理清，再对研究的具体对象进行动态的具体分析。在此，仅以传教士概念为例。

首先，基督教的传教使命是永恒的，而传教士传教行为的方式方法却因时因地不断发生变化。用基督文化宣传、改造、征服世界是基督教永远不变的神圣使命。韦棣华来华时的美国传教团体也确实想把基督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其参与者美国基督新教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当时对此事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我很高兴地了解到美国十七个传教团体，包括浸信会、公理会、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以及十二三个团体，近来聚会，决定不从中国撤出传教士，而是加大力度把那人口众多的国家转化成基督教国家。”很清楚，韦棣华所在的圣公会也在这些传教团体之列。

尽管所有来华传教士的共同目标是“为基督征服中国”，然而他们传教行为的方式方法却不尽相同。以19世纪为例，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传教士采取宣讲教义、巡回布道和散发宗教印刷品等的“直接布道”方式，他们一般不看重甚至反对办学、办报等活动，史称基要派。80年代以后，一部分传教士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是传教的最大障碍，要使中国福音化，必须先建立一个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他们逐渐采取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和社会改革活动的“间接布道”方式，史称自由派。自由派在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其传教方略在19世纪末逐渐被重视，到20世纪初则成为传教士中的翘楚。如果说来华传教士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那么同时期教会学校数量的激增及质量、层次的提高，则是自由派“以学辅教”传教策略的特殊产物。韦棣华所参与并为之奋斗终生的“文华共同体”的缘起和发展皆与此种背景相关。

应当指出，在中国近代的教会学校中，美国占了绝对优势，其中高等教育所占比例尤为突出。16所教会大学中，除震旦、辅仁、津沽三所天主教大学不为美国人掌握外，其余13所新教高校中的6所为美国教会独自创办；7所名为美国与英、加等国教会合办，实则美国的影响是主要的。

其次，即便是在同时同地同一差会传教方略指导之下，对传教士和教徒个人的行为实践仍要作具体分析。到1900年，天主教在华的欧洲神甫达到886名；而新教的在华传教士到1905年上升到3445名。如此众多的传教士在中国经营近百年，并未取得自己满意的传教效果，反而引起了中国民众“最大的恐惧和仇恨”，致使反基督教的冲突到义和团时期达到空前激化。不过也有的传教士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可，德国新教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和本文主人翁韦棣华都是突出的代表。

1899年5月，年仅26岁的卫礼贤被派遣到德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本营——青岛传教。他之所以能做出与众不同的业绩，最本质的原因是其公正的人道观和与欧美大多传教士迥异的传教理念。他指出，“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行夺走的吗？难道这些欧洲列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强盗行径的翻版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他坚持独到的传教思想，主张传教士们最好还是先从办学和行医等工作开始，逐步为传播基督教义创造条件；主张传教士的传教动机和教徒的入教动机均须端正。独立的思维和人格使然，卫礼贤很快将自己的行为由传教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他的汉学著述颇丰，其中著作22部、译著12部、教科书9种、文章和论文近250篇，并担任北京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开拓性的卓越贡献，被誉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对于“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的客观具体分析将于下节展开。

3.3 对韦棣华与基督新教实际关系的客观分析

3.3.1 韦棣华的宗教身份

关于韦棣华的宗教身份，百余年来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一种观点认为，韦氏几乎是与八国联军同期来华，且与美国圣公会联系密切，因此，“很可能带有宗教任务。”很明显，此说不调查实际情况，仅凭主观推测，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和学术语境走偏的影响，时至今日，恐怕这类学者本人也会修正自己原来的观点。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韦棣华赴中国之前或之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徒，但是她到了武昌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文华共同体”以后，由于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突出贡献，或者也可以说她所做的一切因应了基督教“服务大众”的理念，1904年圣公会才授予其“世俗传教士”的称号。“世俗传教士”与传教士并非一回事，两者在隶属关系、传教使命等方面均有区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韦棣华就是传教士。早在1993年，谢灼华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韦棣华词条对她的开头定性语的表述是“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另外，在2011年出版的林美玫学术著作中，作者根据相当珍贵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生平简录”将韦棣华列为美国圣公会来华女传教士之一。再者，郑锦怀于2015年发表文章，利用当时美国基督教刊物的记载，得出“韦棣华于1899年12月15日抵达武昌，1900年1月1日开始接受当地教会的安排，进入思文学校执教，但直到1906年11月3日才正式成为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新论。

其实，有了前两节的分析，可知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教徒都不是帝国主义的标签，因此，搞清楚她的基督教身份只是具有史实意义，“并不能影响今天对韦棣华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近代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

3.3.2 韦棣华的宗教信仰

对韦棣华的宗教信仰也要给予具体分析，笔者强调至少应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韦棣华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对此无可厚非。有的学者批评“韦棣华一生的活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列举其至死还留恋着祖母的可贵遗产——黑礼服和《圣经》；她精心创办的公书林挂着“智识诸宝，咸蕴基督”内容的眉题；其亲手培养的学生沈祖荣赞颂她“有坚强的宗教信仰，所以有纯洁高尚的修养”、“女士特别亲爱学生，然教导之必以正规大道，……唯恐误入旁门邪径”等话语。不错，韦棣华确实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仔细查核还能找到更多佐证，但这对一个基督教徒来讲是天经地义之事，反之如果没有如此的信仰表现，才是确真的不正常。笔者特别赞成徐全廉先生对此事的评价，“有神论者搞科研和无神论者做弥撒是一种社会现象，绝不应因有神论否定其科研，亦不该是无神论肯定其弥撒。”

其二，应具体分析宗教信仰对其社会实践的影响。作为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必定对其社会实践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或为正面或为负面或兼而有之。重要的是，研究者应把握住其主导方面，而不能舍本求末。纵观韦棣华在中国的全部经历，可以作出其宗教信仰对其社会实践的影响是以正面积极为绝对主导方面的论断，这也是中国人民对韦棣华作出高度评价的理由所在，其客观史实连篇累牍，且主体基本能为持不同观点的各方共同认可，无需赘述。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韦棣华的宗教信仰对其社会实践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消极的影响。韦氏作为教徒和传教士，其宗教信仰对其学生肯定有着深刻影响，沈祖荣就是突出代表。沈祖荣曾在文章中表述：“要救中国万不能离乎宗教”，“要发扬我国文化，救济我国民族，一面当由文化着手，一面当由宗教着手。”此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已传进中国之后的1929年，虽然我们不能苛求沈先生改变早已形成的宗教信仰，但是这种由宗教信仰衍生出的经世之义绝不是当时中国民众的进步思潮，更不是精华。尽管上述话语并非出自韦棣华之口，然而此种思想却源于她的宗教信仰。

3.3.3 韦棣华在参与“文华共同体”过程中与教会的关系

韦棣华创办并经营的“文华图书科”和“文华图专”是其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贡献，也被教会视为在华的功德之一。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轻或重基本均受泛教会学校理念的影响，若具体分析起来则会产生新的思维。

其一，要真正弄清楚圣公会补助款占文华图专办学总经费的比重。彭敏惠论文《文华图专办学经费来源考》针对此事做了很好的工作。彭文按文华图专的发展时序对不同来源的资金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文华图书科的筹备启动经费（1920年以前）和文华公书林一样，主要是由韦棣华募捐而来，其渠道有三方面：一是政府、金融和文化机构的要人，二是美国教会和教友，三是支持女权运动的机构和个人，其中个人渠道是主要的；认为在文华图书科创办初期（1920-1925年），美国圣公会的补助为每年8000元，占可供开销的比例较大（约占其中的70.3%）；1926-1929年，文华图专开始获得每年10000元的庚款补助，即从华中大学争取到独立招生权；1929年文华图专在国民政府正式立案后，其资金来源更为广泛，教育部拨款和庚款补助占到了更重要的份额，其中1940年圣公会给文华图专的补助金额仅占全部金额的8.1%。总之，文华图专在各个时期，办学资金来源多样。美国圣公会的补助，在文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重要地位，在学校取得庚款补助后，尤其是在独立办学后作用逐步减弱。

其二，韦棣华在参与“文华共同体”过程中始终保持其独立的思想和方略。其创办文华公书林的书刊及馆舍建设费用金是自筹解决，建立并逐步完善和固定了不受教会管辖的“韦棣华基金董事会”，甚至连“文华公书林的地皮，乃是韦棣华从募捐款中拨款自购的地皮，而不是用文华书院的教会地皮”。

韦棣华创办的图书馆之所以取名“公书林”，即深寓“公之于众而非文华独有”之意，不仅为文华师生服务，而且面向社会，为武汉三镇广大公众服务。公书林从建成到抗战西迁实际上容纳了华中大学图书馆、文华图专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三个部分，其中公共图书馆占面积十分之七，而大学图书馆和图专图书馆仅占十分之二强。两校师生与社会公众具有同样的借书权利。

文华图专与所在教会大学校长瞿雅各长期存在分歧和矛盾。韦棣华将公书林视为“她的势力范围，她的独立王国。她不让大学校长干预她指甲大的事。甚至于筑起一道藩篱把图书馆（文华公书林）从大学院址划分出去。公开争权，争到了这样地步”。在坚持开架服务方面，双方各持己见，瞿雅各甚至以停发公书林经费为要挟，而韦棣华则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架方式，不屈不挠，义无反顾。其实，是否开架服务只是个由头，双方分歧和矛盾的实质原因在于办学的目的不一致。传教士建立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有基督精神的高级人才，并使之引领实现中国“基督化”。而文华图专热衷推行图书馆专门技术更甚于宗教。因此，两者在办学实践中也有许多分歧之处，诸如在学制上教会大学的发展趋势是从“专科制”到“本科制”，而文华图专却反其道而行之，从“本科制”到“专科制”，甚至为广育人才实行多种学制并存；在教师选聘上，教会大学以外籍、神职人员为主，文华图专以中籍、无宗教背景者居多；在宗教课程设置上，后者明显少于前者；在学生中受洗礼基督教徒数量后者大大低于前者等等。

1929年华中大学重新开办时，图书科虽还承认属于华中大学的一个科系，但也同时使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校名，并任命自己的代理校长和教务主任，标志独立倾向已经很明显。1931年韦棣华去世，其继承者沈祖荣始终严守韦氏“文华图专必须单独办理”的遗嘱，使该校正式结束了依附于教会大学的历史。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51年两校均划归公立期间，双方几度曾为合并之事谈判过，但终未成功。

3.4 对韦棣华政治背景的理论分析

百余年来，对韦棣华政治背景研评的分歧点主要集中于她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此事与其他宗教信仰一样也是一个比较复杂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此问题上，除前述对意识形态和学术语境走偏之辨析、全面考察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样适用外，还应增加主观意识与客观所为层面的思维，具体内容至少应涉及两个方面。

3.4.1 韦棣华没有参与美国政府对华政治、经济与军事侵略

19世纪末美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夺得菲律宾，同年兼并夏威夷群岛，由此形成北路可直指日本和朝鲜，南路可通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中路可进一步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扩张的态势。鉴于当时军事实力地位的限制、国内政争和反战舆论的制约以及在瓜分中国的餐桌上是迟到者等实际情况，美国政府与中国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列强的特殊外交关系，如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在10个月之内先后两次提出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一次的核心是经济上争取与列强的“机会均等”，第二次扩大至政治上的“保全中国”；同时在军事上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并索取战争赔款。迄今为止笔者发现的历史资料表明，虽然韦棣华是于义和团时期来华，但她没有参与上述美国政府的任何活动。应当指出的是，在同一时期参与列强侵华的传教士和教徒则大有人在，或出谋划策，或参与谈判，甚至直接充当军事向导或参与抢劫。韦棣华在华工作期间（1900 -1931年），中国政局虽激烈动荡，但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基本保持发展。1912年与1928年美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和南京政府，在列强中占得先机。在此时段韦棣华因公回国六次，其中五次（第一、二、三、五、六次）均属民间活动，只有第四次（1923-1924年）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争取庚款支持才有缘接触美国国会和政府。从百余年研究者们发掘出的史料来看，反映韦氏为促成此事而百般努力、坚忍不懈工作的材料比比皆是，而没有发现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和行动。同样应当指出的是，同一时期的在华传教士或教徒利用回国之机向列强政府建言献策如何有利对华侵略者亦不乏其人。

3.4.2 韦棣华在中国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观动机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具有本质区别

人们经常说的“科学知识无国界”，强调的是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说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科学的逻辑过程获得的，具有长期和普遍的可证实性，不会随着个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情感、意志、宗教与种族的改变而改变。但是作为科学知识传播者、组织者的主观动机确有区别。韦棣华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克己奉公，殚精竭虑，其客观效果赢得中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和交口赞誉。若追问其主观动机，笔者认为她确实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但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和背景，她的言行呈现出人道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的有机结合。她常说的“服务人群，即是谋求世界大同”是与基督教倡导的“非以役人，为役于人”行为准则一脉相承。她认为把西方的图书馆理念引入中国，创办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书科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我觉得这项工作乃是神的感召，它是主的中国计划之构成部分。”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政府在对外扩张和征服中，除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外，利用传教士通过传教、办学和报纸，兴“慈善事业”等各种手段进行文化侵略也是惯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在文化侵略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其政府层面的主观动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其政治目的是想通过在华的文化教育活动达到美化侵略行为、削弱中国人民反侵略精神的作用。“所谓文化活动不过是掩饰政治目的的招牌”。

4 简短结论

百余年来对韦棣华宗教信仰与政治背景的研究评价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如同图书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符合中国国情。近20年的成果表明该课题研究已步入相对理性和成熟阶段，其中对意识形态与学术语境走偏的辨析和多学科多方法的理论深化是突出标志。

韦棣华是虔诚、平凡的基督教徒和传教士，但她突破了教会的羁绊，创造出人道、非凡的文化教育业绩。对宗教信仰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宗教学和教会大学的丰富研究成果有助于对该课题的理解和深化。更何况文华图专尽管有着一定的教会背景，保持着基督教教育的某些特征，然而它的主体不属于任何教派，与其他教会大学不同，从来没有向外国政府注册立案。因此对韦氏的研评应彻底打破宗教信仰的禁区。

韦棣华是普通的侨居海外的美国公民，她与隶属国的侵华活动没有任何关联。虽然她所开创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极佳效果在客观上甚至有利于美国政府的“文化侵略”的宣传舆论，但这绝非事情的实质和主流，不能以此影响和否定对她的科学评价。应将普通公民与隶属国帝国主义分子相区别，这是连中学生都知晓的浅显道理。作为科学工作者应当具备“肯定个人的作为并不等于认同隶属国政府的行径，谴责隶属国政府的暴行也无必要抹杀个人的善举”之见识和胸怀。总之，实事求是的辨析比矫枉过正的评判更能令人信服。只有把一个一个子课题都辨析清楚，韦棣华的不朽形象才能无异议地树立起来。这是更深层次改革开放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新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国图书馆界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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