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游戏：资本、技术及其他

【关键词】权力  资本权力  技术权力  消费社会  传播  政治权力  技治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2.101

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影响力，影响他人认知、心态、行为乃至人生际遇和生活质量的能力。与社会科学中诸多其他概念——如幸福、优秀——类似，权力这个概念，宜从其影响力的实然层面去理解和看待，而不宜从其影响力的或然层面去论说。有些与权力相关的因素，比如职务，可能会带来影响力，但其本质上仍只是一种或然或可能性。在或然与实然之间，横亘着某些其他条件，决定着诸如职务这样的东西，是否能够最终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力。比如一个君主，如果本身既德不配位，又没有治国之才，则虽然名义上是九五之尊，但未必一定能威加海内，为臣民所敬畏。皇朝的实际统治权可能旁落在权臣乃至宦官手中。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职位并不是权力的充分保证，它只提供了拥有某种权力的一种理论上或名义上的可能性，能否转换为实际的权力，中间的操作空间和想象空间都很大。这正如名校毕业生未必个个优秀;而高富帅、白富美的人生也并不总是幸福美满一样。话虽如此，在现今社会，某种形式的职位，尤其是为体制所承认的官阶级别，仍是诸多权力的合法载体，为各种利益集团所争夺和觊觎。中国向来有“名正言顺”以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说，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名分和职位对于权力的合法性、有效性有多重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在这样的观念和价值体系下，各种法律、规范以及由这些法规所赋予的各种职位，就构成了推动或维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组织运行的基本权力體系，这其中最显著、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体系，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官僚体系，其行使的政治权力或公权力，是确保一个国家和社会有秩序地稳定运行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官本位文化的国家，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描述的人生终极成功或志向，总会归结到公权力维度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普通人，则典型地反映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两相结合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上升轨迹上。公权力，一方面由于其天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由于有国家机器强制力量的加持，因此是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最显而易见的一类权力。换言之，政治权力是一种看得见的显性的权力。除此之外，在我们看似自由自在、完全自主进行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无时不存在其他看不见的权力之网。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有资本的权力和技术的权力对我们各种日常言行的潜在框定、引导和形塑。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源自技术和资本的权力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定性，正变得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与日俱增。不仅如此，由于资本天然的逐利性，而先进科技又是竞争力的最重要利器，因此，在全球开放市场条件下，资本和技术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日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和显性的政治权力并行不悖甚至更为直接的制约力和引导力，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其所思所想。

本文将首先初步探讨当今信息传播环境下资本和技术共同引发的权力的“游戏”，然后把资本权力、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讨论当代社会的运行特点。

资本权力的伸张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支配性的权力。[1]它不仅是一种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也是一种影响消费乃至社会组织运行的力量，因而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2]如果说资本的力量本质上代表了市场的力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权力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的中国。事实上，资本权力的触角已经悄无声息地延伸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成为现代人无可逃避的枷锁。[3]

资本因为其逐利本性，必然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这种收益最大化常常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追求，因为通过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或市场主导权，特定市场主体如某家企业就能实现对市场具有事实上的定价权，从而确保利润获取的主动权。而争夺市场份额的时候，规模效应是赢得竞争优势的常用策略，因此竞争对手间常常通过竞争性补贴的方式来打压对手，由此，竞争在很多时候变成一种资本实力的比拼。竞争带来更加质优价廉的服务和产品，因此在各路资本逐鹿市场空间的阶段，消费者常常是乐见其成、坐享渔利的，并在不知不觉中，把特定资本所热捧的产品和服务整合（incorporate）进其日常生活中，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费偏好甚至依赖。但随着行业洗牌的结束或市场格局的逐渐稳定，一家独大或几家主导企业策略性联盟局面一旦形成，资本常常就悄无声息地“撕下其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其狰狞或傲慢的一面，开始对消费者利益进行“韭菜收割”般的挤压。这种狰狞或傲慢有时是通过“任性”改变其产品定价或服务的方式，如在消费者即将使用有关服务的关键时刻，通过设定“服务使用许多协议”等“城下之盟”性质的条款签订环节，来迫使消费者对其某些霸道服务条款进行“认可”或接受;有时则直接体现在其不容分说的定价调升或店大欺客式的对用户意见和需求反馈的漠视上。这种利用优势市场地位或利用资本和消费者之间力量的不对等所行使的资本权力，多少有点强权性质。

事实上，资本权力的行使，很多时候还通过对民众消费习惯和偏好“润物细无声”般的引导实现。随着我国整体，尤其是城市民众渐次迈入小康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同时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谓的消费社会阶段。消费社会理论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看似个人化、自主性的消费需求和行为，其实是被建构和制造出来的，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人们通过消费与他人和世界建立关系，由此，消费常常不仅是源于商品和服务的实际使用价值，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有关商品、服务所承载的文化和符号价值。在我们逐渐迈入小康发展阶段的今天，消费行为越来越成为民众的一种自我表达的实践。无论是其个人的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还是对其他人消费的关注和评价，都反映或彰显着消费主体的社会身份和个人生活品味乃至内在心理结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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