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天人合一

文章编号：1672-626X（2020）01-0005-18

“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物，亦物也。”“人之行，求有为也;人道有为，故行求。”“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大，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败之道也。”中国人对劳动过程并不会陌生，但一直未能建立有效之理论框架，盖因经济学未独立性质使然。作为通史规定之劳动过程借助了《资本论》进行理论化、概念化和知识化，然则大写字母规定之历史理论尤其思想史线索将借助《资本论》研究，钩起天人合一的中国思想之沉。述往事，思来者，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继续执行交叉研究性质的“学科对话”，作为拙作《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和《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的方法论创作意义的续文，研究宗旨继续锁定于中西学术对话路径之中华经典与《资本论》的系列思想论衡，并具体化之。

一、引论：《资本论》天人合一结构体式及其辩证法深意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发现”辩证法以来，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亦遭遇“解释学化”之尴尬，在使叙述和研究分离的道路上方法论研究越来越纯粹化，走入和世界观越来越相分裂之窘境。因此，有必要重建“个别上升到一般”（实践的发生学工作逻辑）与“抽象上升到具体”（批判的诠释学工作逻辑）的内部结合（工作）关系，以端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认识。所谓辩证法，乃是建立“规律之方法”及探究线索，显然矛盾（规定）乃是辩证法的最高形式。但我们这样说时，决不意味着直接从矛盾出发，进行“矛盾解释学”建构，而在于深入说明矛盾的道路——它的发生、形成和发展的机理。简言之，辩证法以“阴阳互系”（二重性规定）为第一形式，以质量互变（内容层面的发展规定）为第二形式，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层面的发展规定）为第三形式，以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定（事物的总发展规定）为最高形式、转化形式（第四形式）;第一形式界定生的根据，第二形式说明生的继续和成长，第三形式说明了事物的一般发展趋势，第四形式进一步界定事物发展转化的内在根据。总起来说，“四个形式”本身是由联系的观点起步向发展的观点进行规定的转化。然则《资本论》在总体上必须同样被界定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作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凡思想”的回应。即《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资本运动结构（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作为生产价格（形式）的“个别到一般”，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认识（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而总领它们的是“价值形式（劳动过程）”。这意味着，《资本论》是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以彼此联合的方式），即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分别按照辩证法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结合。由此有了《资本论》究竟是劳动的本体论，还是资本的本体论的命题之争。“劳动本体论”抑或“资本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其实相同，都是执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工具。所谓“资本本体论”，强调资本是理解《资本论》的核心范畴，意味着对经济形式运动的理解水平将决定着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水准和高度。所谓的“劳动本体论”，是强调资本背后始终立有一鲜活的劳动过程，这是《资本论》执行批判的力量之源。在这当中，资本形式运动及其结构化的行动是因应劳动过程的物质和社会行动进行的，换言之，劳动过程始终是线索的总发动者——作为运动的“经线”和“纬线”，它不排斥资本的“以太范畴”作用。据此，可以将马克思的总构思绘制如下（图1）：

吾道一以贯之，中国经济学的道，即天人合一，它决定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是“共同体”规定的生产一般。天人合一本质上是“求行动客观”，是客观对主观的工作关系，但没有抽象的天人合一定义，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经典作品的天人合一观。《资本论》的“吾道一以贯之”及天人合一观，就是劳动过程通史线索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主张。很显然，“《资本论》工作原理集中体现于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道至简，以中国人资格读、用《资本论》，“对于中国而言，规律即是道的寻求”，然则“黑格尔把思维看作是绝对的自我运动的规定，否认了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揭开黑格尔的思维神秘性，就凸显了‘天人合一’的工作领导性。”“然则所谓天人合一，即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在《资本论》框架中，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相对应的工作规定其实是‘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不过就是不断历史变迁的生产一般规定。这恰恰内在诠释了天人合一架构下知识生产和创造的进程：劳动过程乃是天人合一路径知识的接续，是合、统下‘主客互看’的知识，体现了分向统和合的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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