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汪曾祺及其他

汪曾祺的出现，对于“新时期”文坛而言，确实是个异数。尽管此前他已发表了《骑兵列传》①、《塞下人物记》②和《黄油烙饼》③三篇小说，但是他正式重新进入文坛却是以他在1980年第10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受戒》为标志。此时的他已年届六旬，是一位老人，但又谈不上是“老作家”，盖因他虽在40年代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60年代又有小说集《羊舍的夜晚》问世，但无论如何算不得著作等身，也尚未建立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作为成熟作家的汪曾祺尚在路上。另一重“异”则在于其文化身份。正如程光炜所说，“在当时（指新时期初期——引者注），文学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的‘适当’关系，实际上是决定着一部作品能否发表、发表后能否获得正面肯定的一个微妙的因素。”④这一点颇为重要。新时期复出文坛的作家，大抵可笼统划分为两类，要么是“重放的鲜花”，要么是知青作家群。作家们都因为文革期间的遭际而有理由也有资格倾诉“伤痕”，“反思”造成十年梦魇的深层创伤。但事情对汪曾祺并不那么简单。1958年，汪曾祺因为单位右派指标不满而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文革开始以后，因为江青要把《芦荡火种》加工为样板戏而被“控制使用”。较之于其他作家，这样的身份就颇有些尴尬。当然，异质感更多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上。有文章分析说，“人们对《受戒》的反映和评价也很是模棱两可，一方面，很多读者被小说中的‘纯美’所震撼，但另一方面，却又怀疑这样‘小说’是不是小说。文学界虽然能够承认《受戒》的‘小说’身份，但是对它的位置的定位却同样是犹豫不决。在八十年代之初的文学环境中，汪曾祺的《受戒》以及他接连发表的系列小说是一种‘另类’，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自‘解放’以来的‘传统’‘文学’场域中，没有安放这类‘小说’的合适的位置，按照‘传统’的关于‘文学’的话语，也没有办法对这类‘小说’做出合适的评价。”⑤这一分析准确概括了汪曾祺的小说在新时期初期文学场域的“异质”位置。然而，从后设视角看，恰是这一异质性成就了汪曾祺，使得他成为了“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受戒》发表之后，小说家汪曾祺的形象大概也会随之在读者心目中有个“留影”。这端然有赖于韦恩·布斯对“隐含作者”的发见。当进入写作环节时，作者有可能摆脱日常生活中他/她作为一个人的形象，而试图塑造一个理想化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含作者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完全通过文本所推导和建构出来的。那么，我们应从文本的哪些方面去寻找隐含作者？布斯接着指示说，“主题”、“意义”、“象征意味”、“神学”甚至“本体论”所指代的小说的思想规范是我们认识“隐含作者”的一个途径，因为，作为读者的我们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他站在哪里。此外，通过“风格”、“基调”和“技巧”，我们趋近隐含作者的核心。所谓风格，是“从词到词、从句到句给予我们一种意义的、作者比他所表现的人物观察和判断出来的更深的任何东西。”“‘基调’被类似地用来指作者在自己明确表现的背后设法输入的含蓄评价”。“技巧”“能使人注意到作品是进行选择、评价的个人产物，而不是一个自我存在的东西”。最后，布斯总结说，“‘隐含作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⑥布斯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因为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进行角色扮演，也让我们意识到文本与作家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差异。

那么，汪曾祺在“复出”之际推出的一系列小说——《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体现的“隐含作者”是怎样的呢？在批评话语中，对汪曾祺气质的勾勒大多围绕着名士风度、蔼然仁者等角度，略略分析，大概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自然的崇尚，杨联芬在分析了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异同之后，认为“废名的返归自然，带有陶渊明式的脱离尘俗的‘独善’之情；沈从文的返归自然，则带有老子式的社会关怀。无论是追求个人独善的返归，还是追求社会理想的返归，废、沈二人，提供的都是人生形式上的返归自然。然而，汪曾祺对自然的崇尚，则师承废、沈而又超越了二者，由人生形式的返归自然，转换成为人生本质（即人性）的返朴归真。这使汪曾祺的不少小说，少了题材上的乡土传奇性，多了一种生活现象的寻常性、平淡性”⑦。二是对儒家人格理想的推崇。孟庆澍在梳理了汪曾祺的作品之后认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赋予作家宽阔浑厚的现代仁者气质，他的欢乐，他的悲哀，他的慰藉都由此而来。他要以抒情的方式表达对世界博大的爱，无论是美、是丑，都化为笔下的情感之何，滋润着读者的心田。他以悠扬的情感之笛，从容的抒发着仁者情怀，这是对作家本人气质，也是对作品的最好概括。”⑧三是对生活的脉脉温情，孙郁认为，“他的性格沉稳，对生活似乎从不悲观。也许是因为对人世间悟得太深的缘故，他的审美视角一般都落在对生活的和谐的、有滋有味的打量上。我一直在想，象汪曾祺这样的人在文坛上的出现，是得力于他的道家的人生观和审美观的，这既象沈从文，又远远地超越了沈从文，既有绅士式的闲情逸趣，又大大地扬弃了绅士式的做作伪态。读他的作品，我总觉得看到了旧文人的影子，但又有一种现代人的难以名状的人生体验。”⑨这些大抵都是对隐含在文本中的“汪曾祺”的描述，且逐渐支配和规定了读者关于汪曾祺的想象，观此后对汪曾祺的言说，大抵未能逾越这一界限。这也确实是汪曾祺的小说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倘若没有一两分闲心，大概是不会仔细去观察卖熏烧的王二（《异秉》）、挑担子卖馄饨的秦老吉（《晚饭花》）、卖果子的叶三（《鉴赏家》）之流，在“高尚人”眼里，这些引车卖浆之流，大概“卑之无甚高论”，只有在有滋有味打量生活的汪曾祺眼里，一切都充满了兴味是可以读出人生的况味的；倘若没有对人世间的生活有极贴切的理解，大概也不会以极平常的语气说出“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样一番话。于是，读者可以推想，小说文本中的“汪曾祺”是一个温和、有趣的“老头儿”，似闲云野鹤，是神仙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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