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批评及其他

房伟，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发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200余万字，有学术著作《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风景的诱惑》等5部，并有长篇报告文学《屠刀下的花季》，长篇新历史小说《英雄时代》等，获得多项奖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社科项目3项。

最近，参加湖北大学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会议的主题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文体”成为了“问题”，足以见目前我们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是多么令人担忧。会议上，我做了发言，也反思了自己十几年的文学批评之路。作为一名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来说，文学批评也许是一种“鸡肋”文体。它不如“学报体论文”那么庄重大气，显得比较“轻”，但写好文学批评的难度，其实更大。因为学术论文有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而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更强。我的理解是，所谓文体形式，就是造成了它之所以成为它自己的整体的造型，而文学批评文体则指文学批评所独有的外在体式，如批评语言，批评的结构，批评的风格，以及内在的批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文学批评分类很多，如学院派批评，擅长严谨的理论术语解读，而点评式解读，更注重灵感的火花与突发奇想式的“点穴评点”。另外，还有书话、序言等很多种形式。我从事文学批评，主要还是在2005年考上研究生之后。

后来，我在山东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又上了博士，毕业后调入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工作，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高校后，不自觉地感到压力加大，原来那种优哉游哉的心情没有了，职称的压力，课题的压力，上课的压力，还有繁琐的家庭事务，高额的房贷，都都像一座座大山般，让人喘不过气。在这种焦虑下，文章写得多了，反而更干涩了，缺乏灵感，而且也落入了窠臼，让理论化束缚了自己。时间长了，不断反思自我，特别是对批评的文体问题，也有了一些感悟。

谈到当下文学批评，第一，问题意识是关键性。没有问题意识，或者只是虚假的问题意识，会造成整个文学批评的软弱乏力，这是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必须是经过深刻的文本体验和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是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独特的洞见。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文章自然空洞、拉杂，文体难看。当然，问题意识的表述，也是要朴素的。若要华丽，更难看，听着花团锦簇，但一想，又空无一物。而我们很多所谓的“问题意识”，往往是别人给的问题，而不是自己“发现”的问题，如我们见惯了诸如某某小说的性别意识，某某诗歌的苦难意识，某某散文的民族国家想象之类的“伪问题”。这里之所以说它们是“伪问题”，并不是说它们不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因为它们是将一些似是而非的“成见”加诸于文本之上，结果反而造成了“真正的问题”，或使得独特的问题不能得到凸显。真正的问题意识，既是这部作品和作家的独一无二的问题，又是文学史，文坛和文化上的普遍问题。这需要批评者能有独特的慧眼和发现的能力。

第二，理论过量问题。理论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范式和思维空间，可以说，在今天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范畴内，文学批评已经变成了一部复杂精密的机器，完全回到点评的传统上来，似乎是不可能了。但太多的理论往往会形成牢笼，束缚批评家进入文本的能力，削弱批评文体的美感，削弱批评家对创作规律的熟悉和理解。例如，重读别林斯基，给我的启示是，无论有多么宏大的文学史观和概念，必须建立在文本，敏锐的、扎实的，又是准确的概括和分析之上。例如，别林斯基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里的中篇小说》，谈到果戈里的小说，他说：“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与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这一切素质，都产生于一个根源，果戈里是诗人，一个生活的诗人。”又如别林斯基分析，艺术家独特的感受和发现的过程：“艺术家感觉在自身里面 有一种被他感受的概念，可是如一般所说，不能够明显地看到它，由于要使它对自己，对别人变得可被感知，而感到十分痛苦，这便是创作的第一步。假定这概念是嫉妒。那么，我们来看他在诗人的灵魂里是怎样发展起来吧，他关切而痛苦地把它保持在自己的感情的幽深殿堂，像母亲肚子怀着胎儿，这概念逐渐显现在他的眼前，化为生动的形象，变成典范，于是，他仿佛在浓雾里看见有着肤色黝黑，满布皱纹的前额的热情的奥赛罗，听到他的爱恨，绝望和复仇的粗野的号叫。”这种分析，既贴切，又准确，还有着饱满的情感，令人击节称赞！

应该看到，不能以理论本身替代文学性。理论的使用，无论是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还是纯文学概念，都是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却又是深刻的意义拓展和启发，但这些东西不是文学性的。文学的理解，在于通过理论的辅助，达到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总结。如谢有顺在评价《中国一九五七》时提出“软弱也是一种权利”，而孙绍振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在这些优秀的批评文章中，这里的理论，既是从作品文本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又有着批评家本身的思想和艺术的鲜明烙印，如谢有顺本身思想中的自由的、宽容的精神，影响到了他对文本的认知，但又能提炼出一个契合文本，又在作者和读者意料之外的观点。而孙绍振的文章，则是对余秋雨散文中的智性和感性的纠葛，有着独特的内蕴性发现，才会有这样的角度。而对那些不太好的文章而言，文学理论的运用，总是有一个巨大的，先入为主的，非文学的概念，然后，再以文本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无疑是很粗暴的。也不是在文本本身成长出来的，更难说可以真正地体现作者的慧眼发现和独特认知。我们经常会写这样的文章，如“生态文学中的张炜”，“狂欢化的莫言”，“传统现代转型下的贾平凹”，“乡土的沈从文”，“日常叙事的毕飞宇”，“70年代小说家的抒情性”等，一开始还新鲜，但多了，就是陈词滥调。而文学是最害怕陈词滥调的了。

第三，要明白晓畅的说理，不要粗暴和自以为是的所谓批判情绪。要心贴心地写，要将理论与创作本体的规律的揣摩结合起来，要做个“文学的内行”，而不要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或者仰望作家的“守文奴”。要在理论的运用和文本的分析中，体察作者微妙的情感变化，体验作者的良苦用心，要看到他成功之中的失败，失败之中的成功，要学会欣赏他的软弱，也要学会理解他的粗暴与野蛮。只有这样，一个批评者才能真正进入作家的创造的心灵，以及文本所搭建的美丽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不同风格的作家的优劣，并提出关键性的看法和建议。张炜曾批评那些生硬的文学批评：“多么可怕，没有共鸣，只有一些自上而下的俯视，与似是而非的推论。”而要做到明白晓畅的说理，能真正把握文学的规律，就有对作家和作品深层意蕴的把握，细密严谨的推理能力，也要有形象的概括能力。这一点也很重要，是评价批评家能力的重要标尺。如吴义勤教授的《难度·长度·速度·限度——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从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入手，条分缕析，却形象生动，将枯燥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讲述得明白清晰，入情入理，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能否对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做出令人过目不忘的准确认定？如批评家李敬泽，评论艾伟的小说《露天电影院》的人物滕松，就概括为“中国乡村的甘地”，一语道破了这个人物的秘密。

第四，文风的漂亮。批评文体的漂亮，首先在于“朴素简约”，这样才能阻止那些不必要的精力分散；其次要精准精确，只有精准的分析与精确的考量，才能赢得读者的热烈称赞。最后才能算上批评文章的优雅。优雅的文体，能够让读者避免在阅读过程中，因为过分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演所导致的僵化与审美疲劳。可以说，这几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小说家毕飞宇说过，任何强大的形式，都是漂亮的。如一个运动员，当他水平高的时候，他的动作一定是美的。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也说过，美的起源是舞和巫，而明显与造型有关。文字强大的时候，自然也有美感，理论文字的强大与批评文体的美感皆在于性感的深刻，它创造了哑口无言的说服力。有位诗人说过，我们要创作出令人哑口无言的光辉的诗歌，但批评的文体力量和美感，来自强大的说服力。有了说服力，才能将感性的理解与理性的高度结合，才能有走入读者和作者心理的能力。我们的理论语言干瘪，刻板，缺乏温度和热情，缺乏理解和同情，也缺乏宝贵的理性自身的反省力和怀疑能力。

在我看来，真批评有真性情和真见识。文学批评同样是一种创作，要有苦心孤诣的创造力和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而这些一定要有性情与见识：好的性情，会让学者自动疏离铜臭气，而好的见识，则会让学者摆脱陈词滥调的困扰，在常识中发现错误，在庸常中破开虚空，敢于刺痛权威的面具，也敢于反省自我内心的苟且。当然，当我试图反思那些写在纸上，甚至是记载入文学史的“陈词滥调”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变成“陈词滥调”的危险。批评者应该比作者拥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警惕之心，也要有对于作品更为严格的筛选毫不留情的剖析，正如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中所说：“我开始于祝福，而终于哀悼。”我的文学批评之路还很长，也会遇到更多的诱惑与苦恼，但我想，“热爱文学”也许是第一位的吧，当文学的光荣与梦想，熔入血脉与灵魂，最终会找到文字的安放之地。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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