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节一贯制”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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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820
[作者简介]张礼永(1983),男,江苏扬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摘 要]“六节一贯制”是指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别集中安排于上、下午的一种教与学的制度,又称“午前教授”。上世纪50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我国的一些高等学校一度曾实行这种制度,并认为其是来自苏联的先进经验,后来却发现有些“水土不服”。为此,主管部门不得不出台教育政策加以调整。这虽是一小事件,却值得深究,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关键词]六节一贯制;午前教授;苏联经验;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52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6007404
课程发展的程度,使得亘古之前可以用一年乃至两年或多年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只读一本著作的情景早就不存在了。学术的进步,学科的分化,使得其数目何止一、两门。学生在学校中,需要齐头并进或螺旋式上升地学习多门学科。把一天的学科全部集中安排在上午,这就形成了“午前教授”。西方教育家早就注意到学校生活以午饭为界,上午与下午的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出于精细利用时间的考虑,一些国家、某些学校上下午会作不同的安排。上午自然是学科,下午则是活动。当学科数为“五”时,便形成“五节一贯制”;为“六”时则形成了“六节一贯制”。不过,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印迹的“六节一贯制”则显得不是那么很精确,因为它可能涵盖了前者。
一、产生背景
这一制度实施于上世纪50年代初,此时正是共和国历史中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教育大变革的时代。
一方面,对外朝鲜战争正酣,国家为配合斗争的形势,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因而国内必须“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首先,就教育而言,由美方资助或兴办的学校自然需要接管,随后的“院系大调整”中,教会学校全部消失,接受美方资助的占较大多数;接受美方基金从事教育研究及实验的教育社团也被接管,如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改进会”;其次,对旧中国影响较大的美之实用主义学说及其在中国的演变需要“消毒”,所以杜威、陶行知、陈鹤琴、胡适等人及其学说遭遇了批判。
另一方面,国家除了对敌斗争之外,也需要抓紧自身的建设。各行各业的发展除了物质基础外,更为重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级人才的培养主要是由学校完成的。但是,旧中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代表的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其可以存在的土壤,它们也不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加快人才的培养,故而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大调整”。此举彻底改变了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
另外,新、旧两个社会差别很大,而新社会虽然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但还不是很安定,所以接着又发动了“镇压反革命”,其后又是“三反”、“五反”、“忠诚老实”,夹以“和平签名”、“订立爱国公约”等等,这些运动对学校都有波及。因而,共和国建立之初,整个教育系统的活动非常多,有时甚至是比较频繁,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上级的通知一来,学校就得停课,让学生、教师参与。同时,社会急需各种有文化的建设人才,而培养计划又不能按时完成,令学校方面很头疼。
二、一个模板
国家为了加快培养人才的步伐,于1952年11月又从教育部分出专管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部。后者建立了高等学校请示报告制度。恰巧,河北唐山铁道学院在1953年2月间,将该院作息时间的办法请示高教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该院修改上课时间的经历。在1952年11月间,他们曾经派了一个访问组调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发现“学校行政、党、团及其他群众组织都密切注意和研究了作息时间支配的问题,分析了以前的缺点,研究了苏联现行的学习时间的规定,从而吸取了经验。” [1](P2)结合该院的具体情况,经过三次修改,确定了新的作息时间,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见,该院上午8点开始上课,至中午1点1刻上课结束。六节之间各休息5、10、5、20、5分钟。共需5小时15分钟。加上晚自习2小时,每日学习时间7小时15分。
高等教育部将该院修改作息时间的详细报告,刊发于该部内部机关刊物《高等教育通讯》1953年第2期上,还特地加了“编者按”,指出“在教学改革中,合理地分配师生作息时间,是一个重要问题。”与之同时,还一并刊发了《北京农业大学重新规定作息时间表》、《北京工业学院改行新的作息时间》,以供各校参考,还特地提出“希各校加以研究,将有关这方面的良好经验送交。”[1](P2)
问题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部对这一报告还有批复,也一并刊发了。其中提出:“学生每日上课、自习(包括实验)时间,高等学校不得超过九小时(课间休息时间在内)。集中上午排课者,上课时间应自早晨开始上课到最后一节课下课时间总计时数计算。例如以每天六节课计,每节讲课时间45分钟,课间休息如依次为5、10、5、20、5分钟的时间,则为共45分钟。讲课与课间休息的时间合计为5小时零一刻。按学生学习每周不超过54小时的最低规定,除去上课及课间休息时间31小时半,每周下余时间22小时半,为自习、答疑时间。”[2]实际上完全是以唐山铁道学院提供的数据为模版计算出来的。而唐山铁道学院又是借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作息制度。后者在1951年就被国家确定为我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两所院校之一,学校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都是来自苏联。这就是“六节一贯制”为“苏联的先进经验”的由来。
三、仿行简况
由于“六节一贯制”在当时能解决学校的“难题”,它可以使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划一,克服各种工作的交叉和混乱,并便于文娱体育和社会活动的进行,正如唐山铁道学院所强调的“经验证明科学地支配时间对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3],加之其既有报告,又有批复,配以“苏联先进经验”的光环,以至于各校多有仿行。所以从1952~1953学年起,部分高校施行了“六节一贯制”或“五节一贯制”。
至于具体有多少高校试行了这一制度,数目不得而知,比例也不详,因为高等教育部交待得也比较含糊——“一些学校”。就笔者所见,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建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自然如此,因为这样的学校苏联专家多过本国教师。其他一些“老牌大学”似乎也未能“幸免”。如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针对该校施行“六节一贯制”,于1953年8月31日,在清华大学教学研究会上明确地指出:正确地学习苏联,稳步前进。“在学习苏联中,我国特别注意了和本国及本校的实际情况结合,防止冒进,也防止保守。”[4]再如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也针对该校实行此制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 ,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5]又如浙江大学,根据高教部的意见,于1953年1月起,试行这种教学制度,学校在课间休息时向学生提供馒头、豆浆。但师生习惯上很不容易接受,加上1954年元旦后,粮食供应紧张,杭州市削减了对学校的面粉供给,学校无法继续提供课间点心。后又调整上课时间安排,将午饭时间提前,试行不久,仍无法维持,最终停止试验,还是改回原来上、下午都排课的方式[6]。
其实,对实行“六节一贯制”,高等教育部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如副部长曾昭抡认为,实行“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的态度[7]。而且这可能与当时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因为毛泽东在1950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写信,强调要“健康第一”。
四、停止实施
高等教育部接到了不少意见,反映这一问题,特地于1954年10月21日发出《关于停止实行所谓“六节一贯制”问题的通知》,指出:“查苏联并无‘六节一贯制’或‘五节一贯制’的名称。”集中排课确实是苏联所采用的,那是因为“苏联高等学校学生一般为走读生,用午饭的时间习惯上是下午二时,因此苏联有些高等学校中,实行集中排课是有原因的。我国师生的生活习惯、体制和学生住宿情况,均与苏联有所不同,勉强实行连续六节或五节的上课办法,势必程度不同地影响师生健康,降低教学效果,在教学设备的利用上也有浪费。一般说来,对师生健康和教学工作是不利的。”为此,特通知:“凡已实行上午两餐之间集中排六课的学校,应即加以适当改变;未实行的,今后不再实行;‘六节一贯制’或‘五节一贯制’等名称,应停止沿用。关于授课时间上的安排,凡在上午两餐之间集中排课者,可在切实照顾师生健康、教学效果,充分发挥教学设备效率的前提下,根据各校的具体条件适当分排在上、下午。上午以排四节课为原则,最多五节。立刻改变有困难的,应着手准备,在1954~1955学年第二学期实施。其个别学校因情况特殊,如校址过于分散,来往不便等,在尽量设法避免影响师生健康条件下,报经本部批准,才可以仍排六节课。”[8]
不可否认,高等教育部的批复曾是导致进一步仿效的主要原因。现在又下令撤销,如果仍需“六节连排”,要报部批准,至于能不能批准,还得再看。甚至,连“六节一贯制”的名称,今后也不让再使用。前后的态度截然不一,势必需要作一个解释——“由于我部缺少进一步的检查研究,明确其利弊所在,致使各校在实行此办法的认识上,也是模糊的。”[8]这便是当时高教部对全国做出的解释。责任交待得很明确——“我部工作的失误”,没有故意视而不见,也没有刻意掩盖,更没有牵强附会解释一番,所以学校方面纠正得也很快。于是,基本上又恢复了更为习惯的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的安排。
五、事件解读
虽然苏联没有“六节一贯制”或“五节一贯制”的名称,却有着午前连续授课的事实;而且“六节”或“五节”这种教与学的安排在今天也并不是没有。德国的小学在2003年之前一直是不完全学日制,实行“午前教授”[9],日本的小学在宽松教育的氛围下,也有部分小学开始试行这一制度,不过名称为“午前五时间制”[10]。当然,这主要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事例,至于高等教育阶段还需例证。
当时为什么会采用“六节一贯制”呢?当时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变革的时代。1952年在我国教育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始于此年的“院系调整”彻底打破了昔日的旧高等教育体制。可是新的高等教育该怎样办?当时的形势决定只能借助于苏联的经验,借助于苏联的专家。可是苏联专家对中、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是非常清楚。所以这种适合苏联气候及文化的“六节一贯制”被生生地搬到中国来了。毛泽东对此批评得很厉害,在1956年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11]而1957年对教育部的批评那就更激烈了。
“六节一贯制”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制度与我们的地域文化差别还是很大。所以说,一国的制度必然立于一国的诸种因素的相互协调之中,如经济、社会、政治、气候、环境等。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不断克服矛盾、又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对于矛盾的态度,是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且想方设法积极改造它,还是遮遮掩掩、矢口否认呢?这里面差异很大。
[参考文献]
[1] 唐山铁道学院.关于作息时间修改情形的报告[J].高等教育通讯,1953,(2):2.
[2]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给唐山铁道学院关于分配作息时间几个问题的批复[J].高等教育通讯,1953(2):1.
[3] 唐山铁道学院.关于作息时间修改情形的报告[J].高等教育通讯,1953,(2):6.
[4] 方惠坚,等.蒋南翔传[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52-153.
[5] 华中一.一代宗师——纪念前陈望道校长一百周年[N].复旦大学校刊,1991-3-17.
[6] 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359.
[7] 周其湘.曾昭抡与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J].百年潮,2008,(5):74.
[8]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83-384.
[9] 张礼永.美英法德俄五国课程表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08,(6):52.
[10]张礼永.从课程表變革看课程改革的思路[J].上海教育科研,2007,(8):64.
[11]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A].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1.
(责任编辑 李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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