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信仰及其他

互文性可以理解为作品之间的对话,古人、今人与来者的对话。它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一张强权之网或纯语言七宝楼台,反之,它建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因此既有历史的维度,又不乏作者个人的主体特色。大江健三郎的《别了!我的书》(200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法文系,他的小说创作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往往有互文性的特征。但是大江在自己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对话中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独立性,这是本文要强调的。假如《愁容童子》(2002)是大江与塞万提斯的对话,那么它的续篇《别了!我的书》便是作者与英国诗人托·斯·艾略特的对话。后者的故事情节始终与主人公阅读艾略特诗作《小老头》和《四个四重奏》的经历、感受交织在一起。

《别了!我的书》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是一位有成就的大作家,可以被认为是大江的化身。从古义的自述中读者得悉,他早在19岁时就购得英日对照的《艾略特诗选》,时常阅读。古义和艾略特一样,年轻时就以“小老头”自况。他数十年前在东京附近买下一块林中空地,建造了一幢房屋,取名“小老头之家”。

当我们关注作者如何引用艾略特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什么没有被引用。没有出现的诗行对我们讨论这部小说的互文性以及背后的文化差异恐怕同样重要。大江一方面深为艾略特的诗作所吸引,一方面又对艾略特的某些倾向有所防范、戒惧,因此小说的互文性还体现了作者主动的选择和复杂的意图。艾略特是基督徒,常在诗作中发出对宗教信仰的肯定之声。大江有意与这方面的文字保持距离,在引《四个四重奏》中的《东库克》时他小心回避了以下两行诗。尊贵显赫的人物都进入黑暗,但是:

我对我的灵魂说,静下来,让黑暗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准是上帝的黑暗(the darkness of God)。

“黑暗”转化为信仰,不幸转化为幸福的前兆。上帝的“黑暗”指的是一个深远莫测的世界,神圣而又神秘,常人无法凭世俗的经验来想象或理解,因而又是黑暗的。但是这种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的宗教归属感并不属于古义。大江还应用了《东库克》里另几行诗句:

我对自己的灵魂说,静下来,不怀希望地等待,

因为希望经常是对错误事物的希望;不怀爱地等待,

因为爱经常是对错误事物的爱;

在古义人看来,不带希望与爱意的等待也适合他的情形,即所谓“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艾略特表达的则是一种宗教的等待,涤荡了杂念的等待,不求个人欲念满足的谦卑、温顺的等待。艾略特随后要重点表达的却被大江有意略去:

还有信仰

但信仰、希望和爱都在等待之中。

不加思想地等待,因为你没准备好怎样思想,

所以黑暗将是光明,静止将是舞蹈。

当艾略特作品里出现谦卑肯定的声音时,大江总会小心地回避。他并没有在艾略特的皈依里发现一种能帮助他在全然不同的语境里取得信念的力量,更何况“上帝”之类的语言已被“十字军斗士”滥用。

这种警觉的回避在书中多处可见。《别了!我的书》是大江与艾略特的对话,全书三部分的篇名和卷首引言都来自艾略特的作品。第一部篇名“宁愿听到老人的愚行”来自艾略特在《东库克》的第二部分谈到老人的愚行和内心的狂乱的恐惧,大江引述了这些诗句,用来当成贴切的自我写照。艾略特要以谦卑的睿智来医治老人的愚行和恐惧,下面是两行未被引用的诗句(原文第47行和48行):

我们唯一能希望获得的睿智

是谦卑的睿智:谦卑是永无止境的。

这种恬淡和充实的平静是古义不断愤怒责问的灵魂所不能而且可能也会拒绝达到的境界。他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呐喊,无法谦卑起来。

小说第三部的篇名“我们必须静静地、静静地开始行动”,也是取自《东库克》:

老人理应成为探险者

地域无关紧要

我们必须静静地、静静地开始行动

最后一句原文是“We must be still and still moving”。艾略特想说的是精神领域的探寻,然后说到辩证的静中有动。这一诗句并未结束,在原诗中,从字面上看只是“移动”而已。那么这移动取什么方向?下面是艾略特给出的答案——它指向一种无所不包的伟大:

进入另一种强度

为了进一步的结合,更深的沟通

穿过黑暗的阴冷和空荡的荒凉,

波浪呼叫,狂风呼叫,海燕

和海豚的汪洋。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

老人要敢于探索,静中有动地移向“另一种强度”,“为了进一步的结合,更深的沟通”。“结合”和“沟通”(原文为union和communion)两词宗教的意义十分明显,communion更是基督教的常用词,指圣餐仪式或教徒之间的团契。往这一目标进发,还得勇敢穿过“黑暗的阴冷和空荡的荒凉”。“海燕”(petrel)一词有浓郁的宗教暗示,据一种较通俗的说法(见OED,《牛津英语辞典》),是由圣彼得的名字演变而来。海燕紧贴海面而飞,仿佛就是圣彼得在耶稣的神助下踏浪而行。“海燕”被用来凸现转意归主的过程非常贴切。这些诗句被作者跳过,说明他有所触动,故意略去。大江引用了最后一句“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但是不带任何得到救赎后新生的感恩和欢欣。

老人行动方向无法确定,这是大江的苦恼,也是他的力量。大江无法像艾略特那样最终有所依凭,而且确信世上的一切都将变好,“烈火与玫瑰化为一体”(《四个四重奏》最后一篇《小吉丁》的结尾)。他也曾为绿叶丛中孩子们的欢笑和水面上奇异的闪光(《四个四重奏》首篇《烧毁的诺顿》第一部分)所吸引,但是这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上帝慈惠的体现,它们反而使古义独自面对大风的怒号和波涛的呼啸时更觉苍凉。没有彼岸,没有平静的幸福感,有待进行的将是一场艰苦的“记忆之战”。虽然半个世纪以来古义的内心时时泛起艾略特的诗行,他又意识到自己另有文化归属,负有不同的使命。古义引用法国作家塞利纳的话说:“你必须不含丝毫谎言地说出在这个世界上曾见到过的人类的所有的堕落。然后,你就闭上嘴巴进入坟墓之中。”这种语气不见于艾略特加入英国国教(1927年)后创作的任何作品。

大江在引用艾略特时有一种隐隐的抗拒,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艾略特在信仰上误入歧途。古义对信仰问题看得很重。正因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他不能为了灵魂的安妥或个人的解脱匆匆入教,把教会当成满足自己情感需求,使用便捷的避难所。他为世俗的黑暗所包裹,无法像艾略特诗中所言,静候“上帝的黑暗”(也是一片光明)降临,为此他有刻骨铭心之痛。他读艾略特的诗和关于他的传记、研究著作,深深感动,但又因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某种独特的个性,未能完全进入艾略特的世界。他在大量引用艾略特的同时一次次谨慎地在可能涉及积极宗教意涵的诗行前止步,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性是自己求信仰而不得的必然结果。他意识到那些他如此钟爱的诗行还没有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因此感叹,他对艾略特的诗作毕竟还有点“隔”。

古义含泪期待,但是始终无法顺利抵达;与自己搏斗,与上帝搏斗,拒绝轻松自如地入教。他身上透出一种绝不马虎通融的精神,一种已经具有宗教意味的真诚。古义晚年时“更觉得凄凉”,他几近执拗的认真和怀疑精神实际上已经带有一点基督教文明的色彩。他没有像好友吾良和恩师六隅先生那样投入教会的怀抱,但他深感无所依凭的个人是莫大的缺憾,这就使得小说中有一种中国读者可能十分容易忽略的维度。

古义像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那样产生疑问:世界最高的仲裁公正吗?这也许是他与基督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因。亚伯拉罕最终向上帝的绝对权威屈服了,古义依然透过一双泪眼独自寻寻觅觅。他“没有信仰”可能还另有道理。那是古义和他的创造者身上带有中国和日本文化特色的隐衷——对某些情况下自杀行为的认可。

大江在他早期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中就写到过自杀问题。在《别了!我的书》里,古义也在为是否应该自杀而烦恼,脑海里还不时浮上自杀者的形象。我国古代说到自杀,往往指忠贞节烈的人士引决自裁,以义灭身。中国(或非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缺少像奥古斯丁那种对卢克莱西亚和加图等自杀案例的批判性分析。古义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与基督教严禁自杀的立场难以一致。如果为局势所逼迫,已经献出了自己身体居所的古义会再献出他灵魂的居所吗?这是一个不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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