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的信仰者心理

主持人语：闻学在这些年是有进展的，但是不平衡。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对诗人闻一多的研究比较充分，对学者闻一多的研究就很不够。学者闻一多涉及《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上古神话、唐诗、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是闻一多研究需要继续拓展的空间。对于闻一多的一些具体观点可以讨论。比如在唐诗研究中，他对初唐诗歌的评价就似乎太低。但是他的学术研究告诉了我们一些根本的东西。治学之道，前辈大师各有妙得。闻一多面对民族传统的浩瀚典籍和西方思潮的涌入所作的学术选择等等，都具有当下意义。闻一多的理论见解不一定都科学，但他总是在寻求原创性。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尤其是在今天学术界追求功利的浮躁时尚中。如研究唐诗，他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诗唐”说就很有启示意义。闻一多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的本色是诗人。诗中有学，学中有诗。古代诗歌一经他解读，就流光溢彩。他把理论著述当作美文来写，总是有一种诗的美感，这是值得今天我们的学院派先生们认真学习的。对于民主斗士闻一多的研究看起来多，其实比较肤浅。本期我们高兴地向读者推荐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的论文，这是一篇闻学的力作，对闻一多的信仰者心理的研究，把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研究在心理世界推进了一步。人文学科的学者应当为提升民族精神做出贡献，应当充当社会的良心。可惜，当代的中国学者信仰缺失的情况很严重，所以，这篇文章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本期起，我们开展“新诗的‘变’与‘常’”的笔谈。对这个题目的深入我们有考虑，编者先不多谈，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本期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的文章十分精彩，为笔谈开了一个好头。

主持人：吕　进

摘要：闻一多早年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又是他人格的特定表现，所以他后来虽然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却又先后信奉“艺术”、“创造”和“人民”，始终保持了信仰者的心理形式。闻一多需要有一种远超出个人存在价值的精神尺度，使他能在遭遇挫折时通过确立新的人生目标来规避消极情绪的影响，而当他认准了新的方向后又能坚毅地前行，在危急关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信仰者的心理构成了闻一多性格极为重要的部分，影响了他在关键时候的人生选择，决定了他在重要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从而使他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关键词：闻一多；信仰；心理；个性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027-05

在中国现代史上，闻一多绝对是一位著名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而且还因为他以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反独裁、争民主的雄壮悲歌。这后一个事件，有学者甚至认为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因为他的被刺使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大打折扣，连美国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对它的态度，这无疑大大促进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力量消长。有意思的是，一介书生的闻一多怎么会跟中国现代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重要一环?人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性格，比如说他喜欢挑战权威，具有正义感，还有他的耿直和敢于仗义执言，但我认为在这些性格因素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为内在的东西在起作用，这便是他作为信仰者的心理因素。

性格与心理紧密联系，性格是一个人在行事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心理则是性格的重要基础。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宗教信仰，他的心理有了信仰者的特点，他的性格也就会与一般世俗化的人有所不同，甚至是绝然有别的。

据吴泽霖回忆，闻一多早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在回复闻黎明的信中，吴泽霖说：“关于信基督教事，我们几个知己的朋友态度几乎是一致的。我们都读过圣经，对上帝如何创造宇宙、创造人的故事，我们都不信，认为是迷信。但对于宇宙万物能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巨大体系，都感到万分惊异，带有不可知论的态度。至于基督教的善恶、道德观、与人为善、服务社会、平等待人等等思想，我们都认为人人都应信奉而且加以扩散。我们都在海淀的一个中国教堂里正式受过洗礼，在我们看来，洗礼等于宣誓，表示对这些教义深信不疑而且愿意身体力行。但我们并不相信教会里那些迷信性质的仪式，同时我们认为基督教义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结合中国情况而进行宣传，无须由外国传教士来包办一切……我们在海淀的教堂里受了洗礼，后来几乎都没有到那里做礼拜。”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闻一多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比如他们认为基督教的创世说和宗教仪式是迷信，这反映了他们具有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掌握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二是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中带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比如善恶、道德观、与人为善、服务社会、平等待人等等，并且承诺要身体力行，这说明他们接受了基督教观念的重要影响。三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应该有自己的教义，不赞同外国传教士来包办。把吴泽林的信前后联系起来看，便可以明确，闻一多的接受基督教洗礼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皈依宗教；与其说他是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不如说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甚至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同了基督教教义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的基本价值观，并把这些有益于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决心沿着它所指明的方向前进。不过，就闻一多执着于这种理想的坚定性而言，他又不同于一般中国民众践行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理想时的善于变通或者说有时候的圆滑世故，他的坚定执着显示出了信仰者的特殊品格。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与世俗生活两分的宗教传统。中国本土的道教是世俗化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也很快与世俗的理想融合在一起，吃素念佛大多成了民间追求现世荣华富贵的手段。后来基督教传人中国，除了少数盲目的信徒，一般知识分子接受其部分的教义，往往是与其原来的道德理想乃至人格互为因果的。这是说，他们本来就是有志向的人物，愿意为国家和民族效劳，哪怕因此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辞。这样的人格是趋向崇高的，其理想和行为是传统文化所肯定的。当传统文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封建说教而趋向于僵化，因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猛烈批判时，在传统文化熏陶中已经形成了崇高人格的有志者，就很容易接受基督教文化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已经超越了民族的范围，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是闻一多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也可以说他接受基督教信仰是由于这一信仰符合他原初的道德理想，皈依宗教只是他内在人格的一种表现。

闻一多信仰基督教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他人格的一种表现，他信仰的具体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信仰的实质(为他人乃至人类的正义)却没有改变，并且在他的一生中

持续地发挥作用。①1923年3月23日，闻一多在致好友梁实秋的信中明确地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所谓“基督教的信仰已失”，是指他留学美国后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反感，连带着抛弃了与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信仰。可是他抛弃的只是基督教信仰的外在东西，是那些宗教说教的部分，而基督教的精神却保留了下来，即基督教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推崇的处理自我和他者、个人和群体的基本原则，依然被闻一多所坚守，而且越来越成为他追求神圣之美的心理动力，这用闻一多自己的话说，就是“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

闻一多离不开信仰。他抛弃基督教信仰后所找到的新的信仰形式，就是“艺术”、“创造”和“人民”，而且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过程。1922年9月1日，闻一多在致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说：“我对于艺术的信心深固，我相信艺术可以救我；我对于宗教的信心还没有减替，我相信宗教可以救我。”艺术和宗教在这时的闻一多看来，具有同等的拯救灵魂的功能。1922年12月4日，他在致吴景超的信中又说：“死有何足畏呢?不过我同你一样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要享乐，我要创造。创造将要开始，享乐还没有尝到滋味，就要我抛弃了生命到那不可知的死乡去，我怎甘心呢?……我失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我还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的神秘性mysticism还存在，所以我还是有宗教的人。”“创造”在这里也有了宗教般的神奇力量。到40年代，闻一多进一步找到了“人民”。“人民”所代表的超越个人价值的道德高度，能让闻一多感觉到为“人民”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人民”在这时显然成了闻一多的新的精神依托。“艺术”、“创造”和“人民”，之所以能在闻一多的人生不同阶段扮演类似于上帝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闻一多具有信仰者的心理，他渴望富有激情的崇高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创造”和“人民”相对于世俗来说，相对于个人来说，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伟大存在。艺术和创造的神奇性，自不待言；“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更足以寄托人类的普遍价值理想。对于虔诚地信仰“艺术”、“创造”和“人民”的人而言，它们都是高踞于渺小的个人头顶的“上帝”，因而愿意为之献身。那么，“艺术”、“创造”和“人民”真的拥有这般神奇的魅力吗?回答是不确定的，这要因人而异。世俗中的人，缺少理想和激情的人，因为本来没有把它们看得很重，因而可以少受甚至不受其影响。但对信仰者而言，对内心需要激情状态的人而言，它们就可以成为心中的上帝，因为它们都是超越有限实体的存在，都是可以指向无限的。就其能够趋向无限性而言，可以听由信仰者的心愿而包容人类的最高价值理想，在想象中成为与上帝同在的精神实体。任何“上帝”，都是人所创造的，其神圣性主要取决于信仰者的内心需要。换言之，信仰者的创造“上帝”，只是他们渴望个人生活超出一般世俗人生意义的一种心理表现，这是与他们的人格联系在一起的。

当一个人具备了信仰者的心理，自然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思想和行为特点。闻一多的思想和行为特点，至少有三个方面与其信仰者心理密切相关：

一是遭遇挫折时他能通过确立新的人生理想来规避消极情绪的影响。人的一生难免会遭遇挫折，这时如何应对，各人的方式会有不同。有人怨天尤人，有人破罐破摔，有人把挫折看淡，照样在生活中找到乐趣。这些都是世俗之人所常用的方法，但闻一多显然不是这样。闻一多不认命，也不会把挫折看淡，而是习惯于把注意力转移到更高的人生目标上去，使自己从受挫的情绪中摆脱出来，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比如他面对包办婚姻，并没有像一些五四青年那样抗命，甚至离家出走去找理想的爱人，而是站在同属受害者妻子的角度，承担起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他对此心有不满，如他在《红豆篇》组诗中所写的：“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我万能的鞭丝啊!／叫我们赞颂吗?／还是诅咒呢。”(二五)可是他后来还是在共同生活中培养起了与妻子的感情。一个现代青年，能够在他最为看重的婚姻问题上向家长妥协，这不是简单地可以用传统美德来解释的。闻一多之所以能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遭遇挫折后去寻找比爱情更有意义的人生目标，这一目标足以使他从包办婚姻的挫折感中超脱出来。这新的目标就是艺术、上帝和人类。在致胞弟闻家驷的信中，他说：“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以上帝为父母，以人类为弟兄罢。”他通过这样的心理调节，把在婚姻问题上的受挫感转移了。有人会说这是自欺欺人。的确，这带有一点自我安慰的性质，说得严重一点，就是自欺欺人。但一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时难免需要这种自我安慰，而这也正是现代人有时仍然需要宗教的。一个重要理由。宗教在这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通过人类自身所虚构的伟大存在把人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苦难或者挫折感转移出去。一个人确立了终极的目标，他就能看淡眼前的挫折或者不幸，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这样的心理调节过程，对人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全在当事者的恰当把握。生活在虚幻的想象中当然是可悲的，但如果通过心理调节，摆脱消极情绪的影响，从而获得了新的勇气去面对生活，无疑应该得到肯定。不过，这种心理调节的方式并不是宗教专有的，一般世俗中的人也有类似的聪明。但是宗教生活中所积累的这种心理调节经验，无疑是最为丰富的。闻一多遇到挫折就从更高的人生目标获得精神支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经验的发挥，而是与他早期接受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所形成的精神生活方式相关。这种精神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信仰者的心理特征，因为他不仅借用了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而且他所找到的依靠力量，不是生活中的物质目标，而全是精神性的存在。这说明他想解决的是精神生活的问题，与宗教信仰中的灵魂救助是相通的。

二是他认准了新的人生目标后就会坚毅地前行。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对已经做出的选择，各人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可能缺乏自信心，做出选择后又犹豫不决。信仰者则不一样，他是在信仰的指引下选择的。信仰不可能在经验的范围内获得实证，所以一旦做出选择，他就无须怀疑选择的正确性，这样的人往往是坚忍不拔的。闻一多就具有信仰者的这种品质。他非常认真，认准了的事决不轻言放弃。比如他年轻时立志做一个出色的诗人，要在国内引导新诗的潮流，他说：“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他取得了成功，不仅成为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而且他的格律诗主张震撼了“五四”诗坛。后来他的专攻方向因职业的关系转向了学术，刚开始时所遭遇的挫折并没有使他气馁，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奋发努力，从唐诗研究起步，到《楚辞》，到《诗经》，到古代的神话。他的意图就是要按当年学界流行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研究能力，他同样取得了成功，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

他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许多领域达到了一流水平，尤其是他的神话研究至今仍受到学界交口称赞。如果不发生惨案，他本来可以取得更为出色的成就。闻一多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毅力是非凡的，他的朋友曾经因为他专心致志地治学，不轻易下楼，送了他一个“何妨一下楼”的雅号。这不是说闻一多的成就是最高的——事实上，在闻一多的同时代，像他这样著名的学者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比他的名声更响亮。这也不是说闻一多非同寻常的毅力只是他作为信仰者的心理的直接结果，这样说肯定把事情简单化了。闻一多的毅力由多种因素促成，有性格的因素、才质的因素，还有环境的激励因素，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其信仰者心理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与他此时信不信宗教已经无关，而是与他作为一个信仰者已经形成的精神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他此前把自己奉献给艺术、上帝和人类，现在则是奉献给了学术。对象有别，奉献则一。大凡从事一项有益于社会和公众的事业而沉溺到彻底者，通常会达到宗教的激情境界。这样的境界，与当事者对这一事业重要性的认识相关，而并不一定要他信仰宗教。沉溺的彻底程度，常常就是其虔诚的程度——世俗之人是与这样的标准无缘的。

三是他的大无畏精神。朝既定目标坚毅地前行的品质，已经包含了大无畏精神在内，只是大无畏的精神是坚毅品质的极致发挥罢了。中国历史上不乏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这些英雄所信奉的理想大多集中了人类的至善价值，这使他们的献身获得了自己可以预期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但这样的理想本身是不可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确证的——在经验世界中能够确证的理想，肯定已经或者将要变成现实，充其量只是一种社会或人生的规划罢了。终极的理想是不能在世俗生活中得到确证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充当彼岸的精神灯塔。反过来，因为它处在无法企及的彼岸，所以才能按人们的想象集中人间的一切美德和道义要求，作为一个至善的象征，吸引有信仰者去为之奋斗。闻一多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英雄。当闻一多看到动荡的社会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便认识到了和平、民主和正义是他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是比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理想。于是，他从书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当他一旦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时，他作为一个信仰者的心理特点，那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闻一多这时所挑战的权威，不再是他以前所面对的诗坛明星和学界名流，而是掌握了全部政权力量手上拿着杀人的武器的政府。闻一多不怕吗?他不怕。他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他自信代表正义。他抗议暴政，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为人民”是一项至善的事业，他在“为人民”的事业中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牺牲，但他不会失败；即使牺牲，精神也会永存。他就这样在“为人民”中找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就闻一多投入到争民主的斗争时所保持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言，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信仰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信仰者。我们不妨引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来细心地体会他当时的心态：

今天，在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现有的材料表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不是原先计划中安排的，而是因为他看到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又晃动着特务的身影，他感到无比愤怒，才拍案而起。我们必须注意，闻一多在演讲中所用的大气磅礴的祈使句式和不容置疑的宣判语气：“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这种句式和语气，展示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是自信代表正义而在道德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的一种感觉，就像万能的上帝或先知对世人的罪孽进行居高临下的宣判一样。如果说这样的宣判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表明杀人者的确是罪犯，抗议者的确代表着正义，那么闻一多在宣判的同时对未来前景的展望则更多地是表达一种信念，因而也更多地透露出了信仰者的心理特点：“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说现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这对闻一多和许多人来说是实际的感受，而认为光明就要出现了，并且依稀看到它就在眼前，则只能说是一个执着于崇高理念的人对前景的一种展望，它是无法用当下的事实验证的。历史学家可以凭理性的分析预测前景是不是光明，在现状和前景之间，按历史经验是可以进行分析的。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民心的向背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做这样的预测未必没有道理，但这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本身。所以闻一多进行这样的展望，更多的是表示一种信念。这一信念自有其历史的依据，但它更多的是依据信念本身所作的判断，在逻辑上带有循环论证的特点。

循环论证，正是无法实证的宗教信仰在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时所能采取的方法。闻一多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前景的光明，表明他与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而据历史的逻辑和精确计算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对前景进行预测是有重要差别的，他更多地是从一个有信仰的民间知识分子之道义立场出发表达对未来的朴素而美好的期望，而这样的愿景对于闻一多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他面对强权时所能依靠的精神力量。他敢对着台下的特务大声宣告说：“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就是因为他确信自己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他由此找到了牺牲的价值，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总之，闻一多的一生中短暂地信仰过基督教，不久后他就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但他作为一个信仰者的心理却是贯穿其整个人生的。“闻一多的信仰基督教或后来的转而信仰艺术和创造，本质上是一样的，说到底是他需要有一种远远超出个人力量和个人存在价值的精神尺度，由这一精神尺度赋予他的存在以不平凡的意义，使他的个人努力显得有价值，人生变得充实。”我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可以说，信仰者的心理构成了闻一多性格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影响了他在关键时候的人生选择，决定了他在重要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从而使他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当然，信仰者的心理如果失去合理的目标，或者坚守过度、发挥失当，也可能产生固执、狂热、独断等负面的心理后果。闻一多的不同寻常，在于他总是把信仰者的心理与正义的事业、崇高的追求、远大的理想结合起来，因而总体上避免了信仰者心理可能有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我们值得深思的!

责任编辑　韩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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