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弗拉森后现代语言概率真理论的建构逻辑与反思

摘 要：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对真理问题的探索中，传统的基础主义的线式决定符合真理论受到质疑与颠覆，后现代的非线性建构主义真理观走向前台。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作为后现代建构主义真理观的翘楚从后现代建构主义立场出发，吸收20世纪以来统计物理学、相对论、概率论、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批判了基础主义实在论的线性符合真理观，提出了非线性的语义和语用概率真理论以及语境具体真理观。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使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建立在当代自然科学最新成果诸如相对论、统计物理学、概率论、信息论的成果之上，我们要批判借鉴后现代主义概率真理论和语用、语境真理论，反对真理观上的线性决定论，正确处理反映与建构、确定与不确定、线性与非线性的辩证关系，丰富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关键词：范•弗拉森；建构经验论；概率真理论；语用论；语境论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4-0049-07

真理问题是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随着人类实践与认识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真理的争论话题。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中世纪基督教的“天启论”到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及其概念论的真理观都是一种知识论哲学的线性决定论，只不过是由物质决定还是由精神观念决定之分罢了。这在后现代主义者罗蒂看来，它们都是一种基础主义、现代主义的“镜喻”理论，是一种“自然之镜”。其区别只是在于“内视之镜”和“外视之镜”的分野。［1］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镜喻”理论，反对基础主义知识论真理观。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基础主义的线性决定论和反映论相呼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弗拉森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反实在论者，从建构主义出发，反对传统基础主义的线性决定真理观，借鉴20世纪以来统计物理学、概率论等最新科学成果，与当代语用学语境论相结合，使其真理论“朝向语言而生长”，1980年在《科学的形象》一书中把建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结合，既反对传统经验主义实在论关于真理是认识与存在的完全符合的绝对主义观点，又反对科学历史主义关于“真理即工具”的主观相对主义观点，提出语用概率真理论和语境真理论，使他的真理论走在了科学哲学的前沿，也给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他的后现代建构主义真理观经历了：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论→生活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论→语境论的具体真理论。

一、分析批判传统经验主义实在论的感觉主义局限性，用后现代的建构主义经验论来“拯救现象”，把现代语义学与语用学方法相结合，颠覆传统经验主义实在论的符合真理观

传统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科学观坚持知识论基础主义的反映论观点，假设了科学认识的对象存在的真实性，把科学认识当作是对客观实在对象的认识和反映，认为科学真理只不过是对客观观察对象真实面目的认识与反映。范•弗拉森指出了科学实在论在理论逻辑上的内在缺陷：科学的目的是要给我们提供世界是怎样的本义为真的描述，科学理论的接受涉及理论为真的信念。［2］11它至少承诺了以下观点：第一，实在论承认使形而上学成为经验科学一部分的形而上学实体的假设；第二，承诺了形而上学的假设是合理的，而这些假设可以超越经验证据或不为经验证据所左右；第三，实在论的论证形式越出了可观察的范围，超越了感觉的证据而去假设不可观察的实体与不可观察的因果联系，使用了类似自然神论的论证方式。这实际上是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证伪主义即归纳法和演绎法共同存在的问题，必须加以反对。实在论的问题在于它过多地承诺了自己证明不了的普遍的客观实体的存在。这种经验主义实在论实际上是感觉主义的，而感觉经验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与感觉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范•弗拉森声明，他将采用一种更为适当的科学哲学——“建构经验论”。他之所以称之为“建构的”，是因为他看到了科学活动的目的是理论模型的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即不是要证明理论与观察实体的一致性与符合程度。他明确指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2］6-7另外，与科学历史主义也不同，之所以称为“经验论”，是因为科学的主要目标是“拯救现象”，亦即适当地说明可观察的现象，在经验上形成准确描述和预见可观察现象的适当理论。当然，这种理论建构也不是完全不顾可观察的对象与现象，使可观察的现象得到适当的理论说明，从而使现象得到拯救，与主观相对主义相区分。

范•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作了如下反驳：第一，“不存在任何提供证据的说明之成功的问题”，［3］156我们当作证据的东西本身不是无可置疑的”。［4］第二，“没有任何根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因为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原则”，［3］72 “理论具有不可观察的含义，证据并不保证得出理论为真的结论”，［3］71真理是科学认识的产物，而相信则是一种心理作用。第三，“科学家的目的是发现关于世界的事实，［3］71而“做一个经验论者就是要抑制置于超越实际可观察现象之上的信念，认识到自然界没有任何客观的形态”；［3］202“科学活动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不在于去发现真理。［3］5因此，任何断定科学理论与实际世界的一致性、断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做法都是形而上学的，与科学研究的实际不相容。范•弗拉森借用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对科学实在论进行反驳，清楚地告知人们：第一，要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第二，要从语用学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接受与运用。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搞清楚科学的本质在于发明，而不在于发现，从而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

范•弗拉森把语义学与语用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析，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要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就是科学理论是什么与做什么的问题。从语义学来看，“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语用学来看，“做什么”的问题涉及理论与其运用者之间的科学活动关系。他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基础研究，关心理论的内容和结构；另一类是一方面解决理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解决理论与其应用者之间的关系。”［3］2前者属于认识论领域，后者则属于非认知的领域。范•弗拉森做出这种区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科学是由语言构成的，理解科学就是理解科学语言，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科学语言的不断创造与丰富。但是，语言一方面具有所指，另一方面它又起交流作用，两者都与理解相关。由于人们在理解或交流中存在不同的语境，因而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范•弗拉森把科学理论区分为语义的和语用的两方面，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有了新的视域。

范•弗拉森认为，理论描述与对象世界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观察理论只是大致地反映了对象实在世界。语义方法比较语形分析方法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能用比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专注于语形句法分析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处理意义问题，能够形成一种有可观发展前景的经验论意义理论。这是因为自然语言优越于人工语言，它不是专注于语句的形式方面，而是能够把语句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交往与生活的关系中来看待语义。他指出：“我们的观点就是：在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中，那些不仅仅具有外延关系的术语之间有着意义关系，……并且，这种意义结构是根据模型（始终是数学结构，最通常的是某种数学空间）而得到表述的。”［3］90在《科学理论的语义探讨》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指导科学理论意义结构的模型可以包容大量与实在的任何要素不相一致的结构。因此，在语言和实在之间的联系是以数学模型为中介的，它也许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联系，哪怕是最好的理论，也是如此。这说明了人类在认识物理世界时所起的建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经验的意义是同模型的概念结构相联系的。

二、超越逻辑实证主义与库恩范式理论的科学历史主义理论困境，主张“经验的适当性”，提出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论

在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关于真理问题的争论与发展中，始终贯穿着对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反叛与批驳。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存在主义以及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等学派，都是如此。范•弗拉森通过深入考察分析这种反叛与批驳的理由，深挖传统实在论主张的“真理符合论”的内在理论之觞。在范•弗拉森看来，传统实在论所主张的“真理符合论”的实质就是保持信念和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建构的一种形而上学。这种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感觉经验和现象的层面，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以及建构性。

随着20世纪以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哈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证实原则”与“拒斥形而上学”观点的深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实在论那种力图构造统一的、包含一切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动力，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弊病，逻辑经验主义再次陷入了早期经验论企图把所有真理都建立在感觉证据和现象论基础之上的困境。因此，范•弗拉森以摆脱传统“真理符合论”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困境为其建构后现代真理概念的首要任务。

同时，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理论争斗中，科学实在论极力捍卫科学的权威性和文化的自主性，为了使科学不失去文化自主性和权威性地位，强调科学在发现真理中的核心地位，批判反实在论对真理的蔑视，把它们看作是“做真理买卖”的贩子。而反实在论主张真理根本不存在，他们提出“信以为真”或者把真理仅仅看作方便使用的工具。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科学历史主义就是如此，罗蒂也不例外。他们主张科学的目的就是给出关于世界存在的事实并相信接受一个科学理论就是相信它是真的，真理是一种约定和方便实用的工具。但是，在范•弗拉森看来，即使不给出存在的事实，科学理论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科学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经验的适当性”。［3］156人们不能用可观察术语来解释不可观察的事物。于是，他对科学实在论的实体论提出质疑，并把其作为概率真理观的前提。另一方面，他借用现代科学的概率统计理论，把方法论中的概率论解释融入其真理观，形成了他的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论，以回击科学实在论对他的误解。

范•弗拉森提出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论，其目的在于说明：第一，他并不像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那样完全否认真理的客观存在，而是有条件地赞成可观察世界的实体存在，即承认接受一个理论也就是相信它在可观察范围的陈述为真，即在经验上是适当的。第二，通过把概率论融入真理观的分析，使他由否定传统“符合论真理观”的“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转向“非确定性”真理概念，使传统那种固有的“大写”的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真理转换为一种世俗、随机、可变易的“小写”真理。范•弗拉森突破了以往怀疑论从根本上否认真理的局限性，以经验适当性替代了传统的一一严格对应的真理，拓宽了科学的理论框架，从而可能面对更多的现象，可以说明更多的科学研究现象。

三、摆脱语义学方法，转向语用学分析方法，在语境中探索解决主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走向建构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论，强调真理的非确定性、建构性、效用性

简单地把概率论方法引入真理观的研究，形成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论之后，并不能真正消除传统真理论所带来的难题，即怎样看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把主客体有机联系起来。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要有新的视角转换，带来新的解题契机。科学哲学“修辞学转向”的到来，语用分析方法的广泛渗透，给他指出了一条建构新的真理观的幽径。并且，范•弗拉森同时试图融合欧洲大陆和英美语言哲学中的最新反传统成分，以消除表征范围内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诸种因素使他找到建构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论以摆脱传统经验论的真理困境。

在他看来，语用学方法与语义学方法相比较，具有更大优越性。他举例说：“就一个命题而言，‘真’是最重要的语义学性质。如果实际世界符合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确切为真；但是，如果在那个命题中，某些词或语法设置具有依赖语境的语义角色，那么真理就绝对没有意义，我们就必须再次向语用学迈进”。［3］90语义学的性质和关系只是那些关于理论和世界之间的性质与关系，或者说是关于成为一种理论的事实的性质和关系。然而，人们理解一个概念，不能脱离语言的运用及其语境，必须通过语境中语言的使用来理解他。比如“我”这一概念，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有不同的“我”。“我”只能在一定的语境的关系中显示出来。而在语言的语用学中，我们还必须使用诸如沉浸在语言中、科学的世界——图景之类的概念。在经验论基础上，范•弗拉森把语用学方法和概率论方法相结合，认为以语用分析方法和概率方法建构真理概念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第一，它有助于摆脱传统“符合真理观”那种追求绝对一致性、终极性所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促进解释对话的多样性；有助于摆脱现象表征主义观念及现象与实在的二元对立。第二，可以促进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真正地走向融合。第三，有益于说明语言的生活实践性质，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就在于具有不同词汇的人们在对理论的选择、接受和运用等的语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和价值取向，从而以语用实践作为交往实践沟通主客体的桥梁。

范•弗拉森建构经验论的语用概率真理论是在其怀疑论的概率真理观的基础上，抛弃了怀疑论前提，吸取了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对语用的强调（“语言的意义即使用”），在经验基石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语用概率真理论除了强调“非确定性”之外，还突出真理的建构性，指出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构造的。他认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处处时时要把语言与世界相对照并达到绝对一致，而是常常会借助隐喻的方式在语言中发明或创造出一种方式去表达那些在确定语言框架中所不可表达的东西，超出了实证逻辑。这样，人们就能够在消解绝对客观真理观念的同时建构和拓展内在的真理观念。这种在主体语言对话层面上所建构的真理，并不必立刻要求当下的经验证实，只需言说者信念之间以及信念同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与联系就可以了。

在这里，范•弗拉森突出了语言的生活实践的“效用性”，“效用性”成为一切经验建构与真理建构的出发点和生长点。他虽然强调生活实践中经验的地位，但是他不是把经验当作认识的阿基米德点，而是把经验看作在进行实践活动的各种相互作用以及建构的东西总和。可以看出，当我们把对语用的理解超出语义学的范围并关注其起作用的方式或语言对话在社会交往实践中的意义时，语言就凸显了其本质上作为人们存在的显现以及用以协调自己活动的交流方式。正像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5］语言是存在的语言，“语言之本质现身（das Wesende）乃是作为道示（Zeige）的道说（Sage）。”［6］1134“道说把在场者释放到它的当下在场中，把不在场者禁囿在它当下的不在场中。”“道说是显示之嵌合着一切闪现的聚集，此种自身多样的显示处处让被显示者持留于其本身。”［6］1137语言的目的不在于去用形式体系（人工语言符号）规范各类哲学陈述或阐明言词与世界之间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而仅仅在于清晰地展现使用不同词汇（自然语言）的人在对生命的领会、理论的选择、接受、运用的社会实践中所显示的信仰及其价值取向。在语用的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之处，才有永远变化的关于决断和劳作、关于活动和责任的领域，也才有关于专断和喧嚣、沉沦和混乱的领域。”“语言担保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7］这也正是范•弗拉森走向语用概率真理论的本来意义。

四、扬弃语用学方法的主观局限性，探讨具体复杂语境与真理的关系，突出语境论的具体真理论，说明真理是一种复杂的多样性要素内在的关系，克服真理观上的主客观二元对立

范•弗拉森并没有在语用概率真理论上止步不前，而是进一步把它推进到语境论的概率真理论。在他看来，虽然语用概率真理论推进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使传统上相互对立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在语言使用的对话中达到统一，从而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创造了新的聚合点。但它的问题在于无疑会使人类思维陷入无根底的迷途，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有可能呈现出一种类似黑格尔普遍理念主义的自我迷恋。如果脱离了对话的具体情境和客观环境，当人们沉溺于主体间的私人对话时则会日益困顿于自设的“语言框架”之中而忘记了对话的目的在于与更多对话的融洽交流。因此，范•弗拉森清晰地看到不能只讲语用，还必须有一个不可还原的生成于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之上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那么一切由于语义分析而导致的自然语言缺失，由于语用对话而导致的语言私人化的困惑，即“解释的拒绝”和“解释的不对称”问题都可加以克服。这样，展现后现代特征的“语境”概念进入了它的真理论，探讨并论述了语境化了的具体真理论。

在范•弗拉森看来，语境是一种为开放的科学文本进行解释所营造的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其真理观是开放的，它并不要求主客观的完全一致，而仅仅要求在理论与实在之间构造一种关系，即经验上的一种适当性关系。在经验适当性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消解了，人们已不需再把注意力放在任何对象与主体的某一个层面，也不需要从主体出发去阐释意义，而只需从各种复杂要素之间的关联去理解主体间或者主客间的多样性关系，从而彻底消解主体与客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性质。在消解了主客体传统形而上学一元论或二元对立的同时，又从反面映现了这些多样性关系背后所隐含的语境概念的后现代特征，体现出语境的本质也正是各种关系的有边界的集合。语境的这一本质决定了真理是一种复杂的多样性内在的关系。

范•弗拉森从多方面探求了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论。

第一，语境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他分析了何谓语境因素，“语言情境的基本因素，从语用学上来想象，乃是说话者或语言使用所表达或陈述的句法实体（句子或句子集合）、听众以及实际的语境。任何与说话者或听众相关联的因素都是语用因素；如果它进而明确地从属于那种专门的语言情境，那么它就是语境因素。”［3］92他指出了语境对科学理论评价的重要性，“在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分析中，忽视影响评价的语境因素是错误的。……认为评价科学理论的术语是‘纯卫生学’的(hygienic )，并且与其它评价以及所涉及的个人和环境等无关联的观点都是错误的。”［3］87-88可以看出，范•弗拉森突破了传统知识论哲学形而上学崇尚普遍性、必然性、绝对性，从而把真理观念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作法，引人了语境观念，强调语言的境遇，使真理具体化存在于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中，与具体的科学评价境遇相联系，为语境寻找合理存在的逻辑定位，摒弃导致真理符合论的途径并使其语言逻辑脱离与外部世界的强制性一致的僵化关联。

第二，“语境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对于语言条件陈述的真值起关键性作用。语言的真理性与具体语境的变化有关联。范•弗拉森认为，“语境变量”决定了那种不言而喻的，其余情况均保持不变的从句的内容。如果其余情况都一致，并且语句、事实以及语境因素把内容固定下来，那么人们在语言对话中就不会产生任何困惑。如果对话的语境变了，语言的真理性就成疑惑。这说明，语境作为人类对话要素结构的根本特性，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实践性和历史性，人类思维的对象都“语境化”了，一切语言的真理性都取决于当下情景状态中所进行的平等对话。同时，语境的时间空间变量成为展示对话者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它不仅成为解决科学评价中困惑的有效条件和途径，而且要求注重当下，只有在当下的符号使用和语词指称的情境下，科学评价才具有现实意义，真理才真正显示其具体性。

范•弗拉森走向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观揭示了在动态的语境中才能展示真理的存在，这适应了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趋向，也可以消除任何先验或超验的真理、范畴或本质。

还要看到，范•弗拉森并没有把语境完全绝对化，他意识到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观仅仅是真理发展的一种“趋向”，“条件真值部分地依赖于语境。科学并没有暗示语境是唯一的或另一种方法。”［3］118但无论如何，范•弗拉森所探求的后现代“语境化”的具体真理观冲破了传统真理符合论的窠臼，内在地体现了后现代性趋向的迫切要求。

五、批判借鉴范•弗拉森的语言概率真理观，建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现代非线性概率真理观

首先，正确认识与处理真理的概率性、符合性与客观性的关系，建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非线性概率真理论。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范•弗拉森的后现代语言概率真理论吸收了当代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相对论、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学和概率论为其真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既反对了统治欧洲几千年的一一对应的机械直线式真理符合论，强调了科学真理的主体建构性、非线性；又超越了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形式真理论、库恩的工具主义真理论和实用主义主观效用真理论，强调了科学真理的语境基础论和经验适当性，带有某些唯物主义客观成分，体现了对主观性的某种程度的限定。这些都是值得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借鉴的地方。

但是，范•弗拉森科学语用学概率真理观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科学实在论的，虽然丘奇兰德把他说成为温和的实在论或者辩证的实在论，而他自己则明白宣称自己是反实在论的和反对符合论的。他把实在论与符合论等同于逻辑上的绝对主义一致论，看不到符合与一致的相对性、具体性与过程性，大力主张真理是构造、构建、建构，这与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界立法”有何不同？由于他不能真正处理好真理与语言、真理与科学发现的关系，只能用“经验的适当性”来“拯救现象”，他并没有解决康德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遁词，仍然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

我们要扬弃范•弗拉森真理观的主观主义成分，吸收相对论、统计物理学、量子力学、现代概率论、信息论等非线性自然科学理论成果，建构科学的辩证的真理观。科学的辩证的真理观应该看到真理是客观的内容与其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主观性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一个过程，不是当下的一一绝对对应的直线式符合关系，而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进行建构与符合、试错的交替展开的非线性结合过程。科学发现既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模型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从而检验符合度大小的过程，而符合在特定的时空中只是一个概率事件，这种概率或大或小，其科学认识的发展趋势总是处于从小概率到较大概率的探索式增长过程中。

其次，科学把握真理的效用性、语用性、交际性、语言表达形式的社会约定性与客观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传统经验论的绝对直线性符合真理观只强调科学认识的真，忽视了科学真理的价值效用，脱离了一定社会的语境以及语用，不深入分析语言的交际与表达形式，不利于科学理论的发展与真理的表达与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真理观拒斥了真理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石，强调了科学语言的表达形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历史主义真理观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却过分偏向实用主义，把真理看成工具，滑向了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范•弗拉森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真理观，把语用学和真理观相结合，提出了语用真理论，看到了语言和真理的社会实践意义和社会文化的作用，突出了语言的交际性，克服了语言的形式主义及约定主义的局限性。这是他进步的方面。

问题在于，语言的效用性和真理的有用性相互关联。当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涉及价值倾向和实际利益时，人们可以运用普遍性承认的真理性语言，体现真理的效用性或者通用性。但当涉及语言交流主体的价值倾向与利益时，人们可能就会得出“真理即工具”、“真理即约定”（海德格尔•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意义即真理”、“真理即使用”、“真理即效用”（杜威《哲学的改造》）的“语用真理论”。这带有明显的美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印记。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真理的效用性以及真理表达形式的约定性而把效用当成真理或者把真理说成是一种约定，从而否定科学真理的客观必然性与普遍性。

处于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应该在强调真理的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科学把握真理的价值效用性和语言表达形式的可接受性，做到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社会客观实际的高尚的空谈。同时要注重语言的交际性，注意真理性语言的表达方式，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效果，诸如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语用学。

再次，充分注意真理的语境与真理的具体性、过程性，建构马克思主义真理语境观。语境与真理的认证与真理效用的实现密切相关。传统机械论绝对主义直线符合真理观只强调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脱离具体的语境到处贩卖某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其结果导致真理前进了一步变成了谬误。现代的刻舟求剑也不乏其人。范•弗拉森反对了真理绝对主义，最后诉诸语境的具体性来看待语言的真理问题，也是其“经验适当性”的逻辑延伸，强调真理的相对性、条件性和历史性、过程性。这有其合理的地方。

我们应该借鉴语境论真理观的合理之处，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语境真理观。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不能忽视语境，真理依语境而存在与生发和显现。真理的语境是具体性、条件性和过程性的统一，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理论或者语言表述真值依语境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不承认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反对真理的僵化。列宁曾经指出，真理前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是指真理的时空界限和真理的相对性。列宁还指出，真理既确定又不确定。［8］确定是指真理内容的客观性、绝对性；不确定是指真理的发展变化性。强调确定是为了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强调不确定性是为了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和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当然，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主张真理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并不因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具体性、过程性而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客观性。真理的相对性强调真理适用的时空性、真理表征形式的多样性以及真理应用的主体性甚或阶级性。但是并不因此否认真理的客观绝对性。人们并不能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承认核武器所使用的质能关系式是真理。如果从“真理的语境变量”出发，得出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与绝对性的结论，那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相对主义，或者是打上后现代语言哲学印记的相对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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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14.

［8］ 列宁. 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35.

（责任编辑、校对：张叔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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