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的乡土美学

老鼠的审美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把艺术作品选用的题材与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等同起来；把题材的生活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等同起来；把生活美与艺术美完全等同起来；把艺术反映生活、观者欣赏艺术的复杂曲折关系简单化、直线化，因而表现了美学思想的僵化和庸俗化。比如，曾将麻雀错打成四害之一时，善画麻雀灵巧美的国画家就遭过白眼。和平运动时，齐白石的鸽子、牡丹政治价值高昂，而同一个作者的小甲虫、扑灯蛾，就被认为“没意思”。而最受非议的，要算他描绘老鼠的作品了：“他为什么爱画害人的老鼠呢？”

老鼠之为害，农人最了解。《诗经》里早就责骂过大老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但同时，我却在一些民间美术展览会上看到许多出自农人手笔的老鼠题材作品。有《老鼠吃葡萄》的刺绣品；有《老鼠偷果子》的窗花；有《老鼠娶媳妇》的木版年画；还有《老鼠告状》的陕北剪纸，等等。我想这些作者中，大概没有一个是提倡发展养老鼠（医科养的小白鼠除外），或者喜欢老鼠啃他家东西的。那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描绘其尊容呢？有的说，这是为了把反面的、丑恶的东西拿出来示众，进行揭露讽刺，教人提高警惕，以便消灭它们。那不是和街头卖老鼠药地摊上摆一堆死老鼠的意图差不多了吗？但从观众的感受来看，画上的老鼠叫人产生一定的美感，而药摊上的老鼠，只能显示老鼠的可恶和药的功效，并无美感，甚至令人恶心。可见两者虽然都用了老鼠形象，但不论从实用价值或审美价值上来衡量，动机与效果都不是一码事。作为生物的老鼠，它的多种属性，和人们发生着不尽相同的关系。偷吃乱啃，是对人有破坏性的一面，令人厌恶。而神经反应灵敏，行动利索，情态乖巧的一面，却与人们的某些审美观念（如敏捷、轻快、灵活等）有相近之处，能引起人们一定的美感联想。人们选取这一面的属性，加以强调，将生物对象变成审美对象，把自己主观的审美感情，“异化”成客观的生物形象，并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一切都已经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老鼠，而是精神意义上的艺术品。

试看靖边窗花（不是讽刺画！）《三只老鼠吃葡萄》，各有各的神态，在细软的藤条上自由跳跑，使人觉得可恶，但更觉得可爱，人要能那样蹦蹦跳跳该多自由啊！另外，我不知道老祖先在制定十二属相时，为什么把老鼠选用上当第一名（子），不会是叫属鼠的人都半夜起来偷东西吃吧？而且，农民有时还把行动机敏又不够大方的娃娃称为“属鼠的”。我还见到一种用六、七段竹节连起来，或用彩色花纸粘起来能够左右闪动的民间玩具《蛇》，它给人以蜿蜒变化的曲线美感，和见到真蛇的惊恐心情迥然两样。可见民间艺术家是很懂得题材与主题、实用和审美的联系和区别的。不象我们有些同志那样，常把两者完全割裂或完全等同起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至于象戏曲《十五贯》中娄阿鼠这个人物的塑造，把老鼠的某些丑的特点人格化，或者说是把盗贼的某些丑恶行为老鼠化，使反面角色又富有正面的审美作用，使它既不同于生活中的盗贼，又不同于自然界的老鼠，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反面艺术形象，则更有耐人寻味的美学辩证道理在。

老虎、狮子都是人

老虎、狮子在民间美术中的地位，显然比老鼠要显赫得多，堪称为“重大题材”。除过《武松打虎》彩塑，《虎口缘》剪纸之类煞老虎威风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显示老虎和狮子威风的。但是又没有一件如动物照片那样，是真实老虎、狮子的准确肖像，更不能和山林里吞噬人与家畜的野兽虎、狮相提并论。应该说，大部分都是民间艺人借老虎、狮子的某些能表达人的特定审美观念的属性，显示自己的威风，或表达自己对壮美的追求和理想。因此，这些动物的形象常常被人格化、理想化、装饰化；或者说作者常常把自己动物化、对象化。为此，甚至可以用极其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有时甚至完全扭曲了原来的形象，却使观者更觉得真实有趣。

我们看到武则天陵上的石狮子，能感受到唐代中华民族的雄大气魄，它不仅表现了古代雕刻艺人的感情，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远非任何一头真狮子可以媲美的。再看看成批的凤翔彩塑泥玩具中的老虎、狮子和鸡、狗，你不觉得是进了动物园，而感到好象进了幼儿园。摇头摆尾的小狮子，披着翠绿色花袄，象稚拙淘气的孩子在撒娇。正襟危坐的老虎，回首远眺，似乎不可一世，但看到它身上描着盛开的牡丹或荷花瓣，咧开的嘴角还挂着微笑，却会觉得可乐。特别是几种虎头壁挂，桃红、翠绿、桔黄的色块，互相配合对比，和真实的虎色毫无共同之处，但从椭圆的耳朵、突起的眉骨、圆珠般的眼睛、呲露出的门牙等特征看，又会发现它确实是老虎的尊容。农民为了使它成为自己喜庆、欢乐、祝福心情的代表者，竟异想天开地给它额头画上佛手与石榴，两鬓角画上寿桃，下巴开出牡丹花，成了一副真正的“花脸”，象小儿在梦中一样，把生活现象拆开来，把有趣的部分重新组合成自己所想象的图象。就其形象的客观性来说，似不合理；就其要表达人的主观情感来说，却在情理之中。

诚然，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客观对象的机械模拟。它是真、善、美的统一体，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是主观化了的客体，人格化了的自然，感情化了的物质，理想化了的现实。所以，艺术家论画说“画者，心也”，王国维论诗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我们如果不了解民间生活，不尊重民间艺人在创作这些艺术品时的独特“心”、“情”，不了解费尔巴哈说的这个道理：“每一个人，都想望和热爱在对象物中、在别的东西中的自己”，而且“他之爱别的东西，也只是在它是他的本质的表现的情况下”才产生出来，才使主体的情感对象化，那就不但难以理解民间艺人为什么这样“不真实”地打扮老虎、狮子，难以理解群众为什么会欣赏这些并“不真实”的“怪物”，也难以理解“春江水暖鸭先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发三千丈”、“银河落九天”等诗句的真实性。民间艺术启示我们，不能把自然形态的事物和艺术中的自然形象等同起来，不能把现实主义混同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不能把反映客观与表达主观割裂开来，不能把艺术的想象、虚构、夸张、甚至幻觉排除在真实性之外，也不能把对比、照应、均衡、对称，明与暗、虚与实、拙与巧、生与熟等多样统一的形式美、艺术美的规律，视为没有审美内容的纯形式而被忽视，那样，我们的艺术道路就会非常宽广。可以说，没有作者的想象就没有艺术创作，没有观者的想象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欣赏。

局限中的广阔天地

在改革“旧”艺术的过程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嫌皮影老是正侧面，刻划人物有局限，就刻些正面或四分之三侧面的人头；嫌剪纸平面装饰形象太单薄，就把一般写实绘画的多层重叠、焦点透视等方法硬搬到剪纸上；嫌半身木偶没腿，不完整，走路不方便，就搞全身木偶跳芭蕾舞，甚至干脆叫真人上台代替木偶表演。这些“好心”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他们可能不知道，任何艺术形式都会有“局限”和“不全”之处的。这种“局限”与“不全”，可能恰恰是该种艺术区别于他种艺术的特点与优点之所在。它有一方面的短处，却在另一方面发挥着别种艺术难以达到的长处。因此，改革、提高之道，也应扬长避短，在局限中求无限，在不足中求完整。而所谓“无限”“完整”，主要指神情、意境，而不是客观对象的整个形体。

不管陕西的皮影分东、西两路，或分东、西、北三路，一个共同的局限和特点，都是正侧面像。因为演出的“亮子”是平面，人物走动、上场、下场只能向左右两边，如果是正面脸，走动起来非象螃蟹不可。就在这个有限的正侧面中，聪明的皮影艺人刻制出成千上万个模样、性格、身份、气质、神情各不相同的人物来。这里有性格彪悍的勇士，鲁莽直率的好汉，诡计多端的奸贼，冠冕堂皇的君主，忠贞义烈的将军，足智多谋的贤士，血气方刚的少帅，温文尔雅的秀才，清贫纯朴的农妇，华丽娇媚的公主，聪敏机智的丫环……，衣冠精巧绚丽，头饰简繁有致，特别是那根从发际到脖子的有弹性的修长外轮廓线，和眉毛眼睛几根短线，更是画龙点睛之处，稍有曲折不当，就会大易其趣。艺人们为了表现秦川女性美的特点，故意将小嘴巴挨近鼻根刻出，修长的眉毛几乎占满额部，神情深邃感人。能说它不完整吗！

剪纸与皮影有相近的特点，都必须是单面透亮的。然而剪纸不必左右移动，它的人物、动物表现角度就稍多些。也正因为它不移动，有时贴在窗户上一年四季叫人反复欣赏，如果没有静中见动、没有耐人寻味的意境，没有百看不厌的情致，谁喜欢它呢！局限在巴掌大的单层透明图象中的靖边窗花《飞鸟追鹿》，能够把我们的思绪引向陕北宽阔的沙漠草原中。那里浓郁的疙瘩柳树静穆屹立着，天空突然飞来两只小鸟，胆小的花鹿拔腿飞跑，不料被小鸟衔住尾巴，花鹿回首怒视。在静与动、飞与跑、疏与密、弱小与强大、进攻与防卫等等矛盾因素的强烈对比与和谐统一中，使人感到情趣勃然。还有靖边的《三鸟抢豆角》和《三蛙戏荷花》，都不仅能使我们体味到空中飞舞、水边畅游的乐趣，还使我们感受到剪纸艺人细致、幽默、优美、乐观的情操，堪称借物抒情、情景交融的佳作。

艺术的全面性、完整性，是相对而言的。好的美术作品，善于用有限的画面，激起观者无限的回忆和联想，小中见大，少中见多，缺中见全，以一当十，使观者得到丰富的审美享受。那些薄情寡趣，只求全面图解、说明客观事物而不顾每种艺术形式局限性的作品，是难以达到全面效果的。各种艺术形式可以互相借鉴，却不可以互相堵塞、互相代替，都应该在自己的特点和局限深处，开辟表达自己特种美感的广阔道路。

寓欣赏于实用之中

民间美术品作为单纯欣赏品的也有，但绝大多数是与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实用品结合在一起的，总的是要按照美的法则创造世界。就连容易被看成是单纯欣赏品的木版年画，恐怕也首先是因为人们逢年过节装饰家庭环境的需要而形成的。因此，凤翔木版年画中的门画种类就特别多，用不同的开张大小、不同的内容色调，来适应不同房门的需要。记得小时候过年看画，车马店的门最大，贴上整张的《秦琼、敬德》；一般商店铺门上贴对开的《天官赐福》；账房先生的房门上贴四开大的《刘海戏金蟾》；读书人房门贴四开的《状元探花》；闺女房门贴《瓶花》或《绣花女》。总之，刻制年画的艺人是明确每种年画的实用场所和社会效果的。可惜，现在搞年画的同志，却不大细致考虑这些问题。

西安市鱼化寨的“泥哨子”戏人，有刘备、关羽、张飞、吕布、赵云、孙夫人等几十种，从正面看，个个十分华丽、英姿焕发。从背面看，只不过是不足二寸高的一块焙烧过的泥巴，人的头部和背部还有扁圆窟窿相通，小孩嘴噙住头顶部一吹，还会发出悦耳的叫声，若歌若诉，所以也被称作“泥叫叫”。它造型简括、神情夸张、整体感强、毫不繁琐，并有防水、耐脏性能的着意处理，正好适应儿童吹哨子玩的实用需要。可是现在有些搞彩塑泥玩具的同志，作的东西虽然洁白华丽，却只能用眼看，不能用手摸，更不能用嘴挨，结果小孩不能玩，大人不欣赏，美有何用！

农村妇女给小孩作的老虎头帽子，重点在眼珠刻划上下功夫，可以包起两个大圪瘩，却一点也不考虑要作老虎尾巴。因为如果给后脑瓜处做个硬梆梆的尾巴，小孩仰着睡觉就麻烦了。然而，陕南妇女给小孩做的老虎鞋，却偏偏做了很结实的尾巴。巧妙之处在于这根尾巴恰好是儿童勾鞋所不可缺少的鞋把；实用与装饰结合得可谓天衣无缝。还有关中姑娘出嫁绣的鞋垫（过去是作袜底，现在时兴尼龙丝袜，不上底子，改作鞋垫），就那个脚前掌、中腰、后跟三块地方，姑娘们根据抵抗磨损的不同用针需要，织绣出丰富多采的图案与花饰。而且色彩的配搭，又因使用人的不同身份而变化。给小两口自己的，色彩鲜明、艳丽；给公公的就单纯、大方；给弟兄、姑嫂的，就清秀、活泼。乡里人也常以此作为衡量新媳妇心灵手巧程度的标准之一。

如何巧妙地结合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更加多样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审美情操，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以振奋民族精神，实现“四化”，应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民间艺人提供的丰富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并加以整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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