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戏著史论》与两位张姓朋友相关

本书的研撰，与我的两位张姓朋友关系极为密切，一位是武汉大学的张姓讲师，一位为黑龙江大学的张安祖教授。然而遗憾的是，武汉大学的那位张姓讲师，我至今都不知道其所名为何，这实在是让我感到有点尴尬的，而要想厘清这中间的头绪，事情还得从20年前的1995年说起。

这一年10月中旬的某日下午，一位自称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中年男子，专门从武汉到寒舍拜访我，并送给了我一套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共10册，以下简称“《集成》”），以作为初次见面之礼。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我所说的那位张姓讲师，约45岁，中等身材。据其自我介绍，因雅好古代文学，而在当年（1995年）第8期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上读到了该刊全文转载我的三篇论文，于是，便想到了要结识论文的主人，因而也就有了寒舍之访之晤。10册《集成》的突然出现，虽然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但因我当时正在从事“四大奇书”等方面的研究，即将其置于求是书屋的“闲书阁”而未读。后来，随着我对第三次读书计划（1993—2009年）的实施（具体参见《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与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一文，载黄山书社2012年版《王辉斌学记》第21～34页），《集成》便被纳入了我必读的“10部大书”之列，并在2005年至2007年间对其通读一遍。于是，欲借之以写点什么的动因，即由此而产生。

接下来所发生之事，便与张安祖教授颇具关联了。我与张安祖教授同庚，文字之交甚早，相识则是在2001年的“全国首届孟浩然学术研讨会”期间，并一见如故。2012年农历正月初一的上午，当我正与家人一起游玩于成都青羊宫时（是年我在成都过春节），忽然接到了张安祖教授从哈尔滨打来的长途电话。安祖兄在电话中说，一是给我电话拜年，恭祝全家新春快乐，二是该校8月份欲召开一次“戏曲研讨会”，希望我届时一定参加。虽然我从不曾研究戏曲，但对于安祖兄的这番雅意，我却是很难推托的，因为其所邀时间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所邀形式为千里迢迢之电话，而我受邀之地又是在成都的青羊宫，因了这三者，我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了到地处北国的黑龙江大学去参加这次“戏曲会議”，当年的5月上旬，我即撰写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关于戏曲研究的论文：《朱权与〈太和正音谱〉——兼论〈琼林雅韵〉及“南曲韵书”说》。未久，我又撰写了《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的中心》一文（当时的想法是，欲在这两篇中选一篇作为大会论文）。我的准备虽然还算得上较为充分，但后来却因事未果，即将这两篇论文分别在《阅江学刊》2013年第3期、《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上发表。

如果没有武汉大学的那位张姓讲师送我一套《集成》，如果没有安祖兄在大年初一的早上邀请我参加“戏曲会议”，如果我答应安祖兄邀约之地不是在成都的青羊宫，也许，我这一辈子就不会与戏曲研究打交道了。而正是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又加之我此前曾将《集成》所收录的47种戏曲论著通读了一遍，且又发表了上述两篇论文，故而，我即计划在出版了《商周逸诗辑考》（2012）、《李白研究新探》（2013）、《四大奇书探究》（2014）之后，抽出一段时间对《集成》进行一番较为系统之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对于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来说，也是极为契合的。

2014年2月，当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结项工作全部就绪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对“戏曲论著集成”的研撰，并计划在上述已发表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撰著一部有关戏曲论著研究的专书。最初的设想，是取《集成》中具有代表性者，以“每书一文”的形式进行撰写，最后合为一部论文集。但随着研撰的逐渐铺开与深入，以及对10册《集成》全部内容的具体把握，感觉到“以史为纲”更便于观照与论析，我即改而以章节结构的形式为之。如此这般，到2015年春节后，我已对《集成》中的明、清两朝38种戏曲论著（不含附录共有40种，其中王德晖、徐元澄《顾误录》和刘熙载《艺概》纯为“散曲论著”，而与剧曲毫不相干，故本书未之论，以下所言凡为38种者，即同此，特此说明）进行了逐一研究，并写出了近40万字的初稿。之后，我又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对全稿进行了一次“清理”式的润饰，并将其取名为《明清戏著史论》。在整个研撰过程中，我之所以只截取“明清戏曲论著”而不是“唐宋元明清戏曲论著”者，是因为一则中国古典戏曲论著的繁荣昌盛期，主要是在明、清两朝，而《集成》所选辑校录这两个朝代共40种（含王德晖、徐元澄《顾误录》、刘熙载《艺概》）戏曲论著（唐、宋、元三朝共收7种，合计47种）的实况，又可为之佐证；二则唐代崔令钦《教坊记》、宋代王灼《碧鸡漫志》等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戏曲论著。

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之繁荣昌盛，其主要原因有三：一为受当时繁荣发达的戏曲文化的影响，二是戏曲论著作者不分昼夜的辛勤撰著，三即版刻家的朝夕版刻与印行。这三者的互为关联，即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戏曲论著在数量上数倍于其前的元、明、清三朝。而数量的众多只是一个方面（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并非只有《集成》所收录的40种），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戏曲批评与其组织体系建设，不仅取得了史无前例之发展，使得其批评体系与组织形式更为严密，而且所获成就较之传统的诗文批评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具体参见裴文禩《词余丛话序》，《集成》第九册第231页）。而实际上，在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中，有不少著述本身就与诗文批评的关系密切，如王世贞《曲藻》之于《艺苑卮言》，何良俊《曲论》之于《四友斋丛说》，李调元《雨村剧话》之于《雨村诗话》等，即皆为其例。这一实况所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的戏曲论著与诗文论著之间，是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的。

将《集成》所收录的38种明、清戏曲论著进行“史”的系统观照，以我之孤陋寡闻，在之前的戏曲研究界似尚无研究者为之，而本书则首次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性、全面性之观照，旨在窥其“戏曲学”之种种。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古代的戏曲论著或者说戏曲批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不具备理论方面之水准的，即其所论所述，实际上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层面，而只是在一些沿革、经验、做法、形式之类的名目中讨生活。正因此，故本书自始至终都不曾有“戏曲理论”“戏曲理论家”等称谓（我所发表的关于何良俊《曲论》的论文，虽然曾用过“理论”一词，但那是在本书撰著之前，特此说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古代戏曲理论”，本书则概以“戏曲学”三字替代之，因之，对其所定之“义”，也就难以与之苟同了。虽然古代的戏曲学也确属蕴含着一些“戏曲理论”的因子，但这种含有“理论”因子的“理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相较，其实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的。即是说，本书之论明、清戏曲论著者，其最值得注意的，就在于没有沿用今人的认识与方法，以及一些具有常识性特点的西方术语，去硬套古人的所谓“戏曲理论”。更何况，我在通读《集成》10册时，于其中确乎是没有发现“理论”一词的。正因此，本书对明、清戏曲论著“史论”之所获，较之一些专谈“戏曲理论”的著作自然是大有区别的。而此，即成为本书所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于38种明、清戏曲论著之所论所述，重在“戏”而不在“曲”，如杂剧、南戏、传奇、院本，以及一些北曲与南曲（此皆指剧曲而非散曲）等，即除特殊情况外，本书基本上不涉及散曲。而在明、清两朝的38种戏曲论著中，则有许多以“曲”为名之作，如《曲律》《曲论》《曲话》《顾曲杂言》等，但其“曲”的含义，要么是模糊不清，要么是剧曲与散曲兼为，而使得“戏”与“曲”极难分辨。这种情况的存在，其实是受元人“重曲轻戏”的影响所致。元人之所以“重曲轻戏”，是因为其大都认为“曲”与诗、词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一些论杂剧的著作中，往往以“曲”代“戏”。针对这种实况，本书即在各章节之所论所述中，尽量地加以区别，而区别的标志性用语，则为“北曲（戏）”“北戏（曲）”“南曲（戏）”“南戏（曲）”等，如“北曲（戏）”所表示的，是本书所论之“北曲”，主要为其中的剧曲，散曲则基本不及，或者及而极鲜。其他则以此类推。而有些“曲”实难分辨孰甲孰乙者，则只能一仍其旧，也就是将其纳入本书“史论”的范畴，以对其进行“曲”“戏”并存式之观照。本书对于“曲”的这种认识，也就自然是有别于其他一些“曲”“戏”混论之作了。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针对明、清两朝戏曲论著发展的实况，对《集成》之于各著述所排列的次序，在目录的编排方面进行了重新调整，并于“戏曲学”这一总名目之下，分别提出了“南戏声律学”“戏曲音韵学”“戏曲目录学”等子名目。对于这些“子名目”所包含的内容，凡属首次涉及者，即对其进行了程度不同之定义。本书所论所述的重点，虽然不属“戏曲学”或者“戏曲学概论”的范畴，但对于这些“子名目”的探讨，实则是有助于对其之深化与细化的，如第六章《清代戏曲目录学的盛行》即为其例。这样的目录安排与内容研撰，重在对有清一代“戏曲目录学”盛行的概况，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与论著进行具体论析，并对其所获成就与特点进行必要之总结，对所存在的问题予以必要之揭示。如此等等，极有助于对其之认识。而着眼于现代学科的角度言，上述所言诸端，虽然各有其成就与特点，但从总的方面讲，却都只具有“学”的框架与“学”的雏形，而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故其体系结构也有欠整严，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而此，也是本书在言及“×××学”时，自始至终都以引号而为的原因之所在。虽然如此，但我却是极希望有一种或者几种《南戏声律学》《戏曲音韵学》之类的著作问世的，然就我之浏览所及，当今学界似乎绝少这方面的成果，其中原因何在，不得而知。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前人所言抛砖引玉，此之谓也。

总体而言，本书之所论所述，主要是立足于“史”的角度，对《集成》所收录之38种明、清戏曲论著进行了首次之整体性观照。其中，除了“明清戏著史论”这一重点研究对象外，还先后对某些史籍中的有关错误记载进行了订正，对戏曲论著者的生平与著作进行了具体考察，对时人研究成果中的错误进行了揭示等，凡此，都使得本書的内容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宽广，所论所述也更经得起材料的检验。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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