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促论　以论带史　史论结合

摘要：宗廷虎先生的修辞学史与修辞史研究注重史论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学术史，宗著表现为：史料丰富，搜罗详尽；视域宽广，所涉及的理论范畴丰富；取舍精到，主次分明，将最有理论价值的遗产介绍给学术界。表现在理论上的特征是：全局笼罩，将理论的触角深入到历史阐述的各要素中；现代阐释，以新的理论成果、新的理论框架对历史遗产作出符合原意的解释i卓识独见，表现出许多独创性学术洞见。

关键词：史料丰富；视域宽广；取舍精到；全局笼罩；现代阐释；卓识独见

中图分类号：H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5-0070-05

作为蜚声海内外的修辞学家，宗廷虎先生继承陈望道先生的学术思想而又锐意创新，有多方面的理论建树，如对陈氏题旨情境说的发展、对陈氏修辞现象与修辞范围的突破、对陈氏“边缘学科”说的发展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学术贡献，然而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者应是在修辞学史和修辞史方面的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各种修辞学史的论著有十多种，修辞学史研究者有上百位，但可以肯定地说，宗廷虎是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修辞学史的论文《陈望道与中国修辞学》开始，至今共发表这方面的论文90多篇。从1989年与李金苓合著《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简称《史纲》)以来，又独著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简称《现代史》)，与袁晖主编了《汉语修辞学史》，与郑子瑜、陈光磊共同主编了五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简称《通史》)，并与李金苓合著了《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和《近现代卷》，还参写了《修辞新论》和《大学修辞》、《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修辞学史部分。最近他又与陈光磊先生一起带领学术团队经多年攻关向社会推出一部《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简称《修辞史》)，填补多年的学术空白。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出版由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册)，这是一部全面探索20世纪修辞学发展规律的史学专著。凡所著述其史料无不系统完备、其理论无不精深独到。为世所瞩目。

他在修辞史学领域的卓越建树与他“史论并重”的研究策略紧密相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11522。以下我们将从“史”与“论”两方面探讨宗先生史学研究的特征。

一、史：史料全面、视域宽广、取舍精到

“以史促论”是学术史研究的目的，即研究“史”是要促进学科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反过来再推动“史”的研究。而要达成这一目的，最起码的是要避免偏见，史料不足就容易陷入一隅之见，就会根据不全面的材料得出片面的结论，因而以史促论的前提就是史料要反映历史的全貌。此外，作为学术史的“全”当然不是耍一网打尽，毫无遗漏，因为学术史不是资料汇编，而历史上不能不分主次，不分轻重，尽情搜罗，这样做只能让人陷入语料中看不清历史的主线。所以一个成功的学术史家，要视域开阔又要见解卓越，能全局在胸而对历史事实又能居高临下，以独特的理论眼光去粗取精。从史的角度看，宗先生的研究特点是：史料全面、视域宽广、取舍精到。

1．史料全面

全面占有材料是宗著修辞学史的一大特征。无论是属于学术史的“修辞学史”还是属于现象史的“修辞史”，宗先生论著都体现出历史学科的实证精神，得出一个结论必要搜集大量的历史事实，从不凭空立论。

宗先生进行修辞学史研究为了全面反映历史全貌，涉猎的史实十分丰富。先就古代修辞学史而论，我国古代修辞学尽管有丰富的历史遗产，但一直没有形成独立学科，长期依附于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宗教等其他领域的著作中，所以要进行古代修辞学史的研究就要多方涉猎、极尽搜罗、沙里淘金。从先秦诸子百家、春秋诸传到汉魏至唐宋的文论、诗论、元明小说、戏剧理论、哲学文史散论、笔记小说等无不涉猎。在拥有大量史料的前提下，他由于修辞史上的理论全局在胸，论述起来纵贯古今，居高临下，材料似信手拈来。如：在《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中为了论证《文则》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宗先生援引了自元代至现当代此书的出版、对后世的理论影响及社会评价进行论证。自元代以来所涉及的学者有海内外二十余家，其中仅近现代名家就包括近代修辞学草创时期的龙伯纯、陈介白以及现代修辞学创始人陈望道，以及日本学者池田芦州、岛村抱月，现代大陆学者刘明晖、周振甫、黎运汉、袁晖，台湾香港学者郑子瑜、沈谦、谭全基、蔡宗阳。论据之充分、史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通过以上史料的列举和论析，有力地证明了《文则》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20世纪初以来，修辞学虽已成为独立学科，但由于修辞学边缘学科的独特性质，这就决定了修辞学与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文章学等学科仍有割不断的联系，因而探讨修辞学史也不能限于修辞学论著本身。此外由于近代新闻业、出版业发达，有关理论不仅出现于专门著作中，也出现于有关报纸中。宗先生涉猎范围很为广泛，如宗著《现代史》阅读了近三百部修辞学专著，基本上占有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与修辞学有关的资料，正宗的修辞学论著自不待说，其他语言学论著中有关章节或与修辞学有关的其他论著也搜罗殆尽。如周钟游的《文学津梁》、刘金弟的《文法会通》、王力的《古代汉语》、周振甫的《诗词例话》、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等其实都不是修辞学论著，但其中有些地方涉及修辞学，宗著都尽量采集，深入开掘，为我所用，发现其中的有价值的修辞学思想。特别是很多专题论文散见于当时报章杂志上，今天能找到是很不容易的。例如章太炎的《文学说例》、陆殿杨的《修辞学与语体文》、云六的《国语修辞法述概》、陈望道的《修辞学在中国之命运》、何爵三的《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等，这些文章多发表于当时的一些并不流行的报纸、杂志上，不说在今日即便在当时，都是极难找到的文献，宗先生都将其探掘出来。

2．视域宽广

宗氏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研究，均在他持有的修辞观指导下进行，理论涵盖面广。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宗廷虎的修辞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修辞学思想和陈望道的修辞理论，又借鉴了西方修辞学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修辞观，即修辞是运用语词以适应题旨情境，以一切语言使用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积极修辞，也包括消极修辞；既包括表达修辞，也包括接受修辞；既包括词句修辞，也包括篇章修辞。以内容决定形式为修辞纲领，以适应题旨情境为最高原则，以高效表达为修辞目的整个交际过程。这种宽广视域的修辞学观念在宗著修辞学史和修辞史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宗著修辞学史不仅总结了表达的修辞学，也注意了接受修辞学的发展，也就是将修辞放到言语交际的全过程中来考察。因为只有说写者一方便孤掌

难鸣，没有读者与听众的参与，修辞表达就成了一厢情愿，往往不能完成其交际任务。如《通史·近现代卷》第三章“小说修辞”中介绍的夏曾佑“从读者心理的角度论小说为人嗜好的缘由”，就是讲接受修辞。同时既注重文言的修辞学史，又注重白话的修辞学史。在所著《中国现代修辞学史》、《通史·近现代卷》中都既介绍了白话修辞学又介绍了文言修辞学成果。宗先生的修辞学史研究除注重传统的词语、句子、辞格的修辞学发展史外，也特别注重语段、篇章、语体、风格的修辞学史的发展。如《通史·近现代卷》上编第一章“诗文修辞论”之第二节、第五节，第二章“词曲修辞论”之第一节、第三节，在介绍有关句子、辞格的理论的同时，对篇章修辞都有着重的介绍，对风格理论也作了评介。宗著其他修辞学史也都如此。此外宗著修辞学史既注重宏观修辞学，又关注微观修辞学。宏观修辞学史则介绍有关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原则的流变，而微观修辞学则介绍有关字、词、句、篇及辞格的理论流变史。由于宗著理论视域的开阔，学者不论涉及哪个具体的领域，都可以在宗著中找到学术史的理论资源，为其学术提供坚实的理论背景、提供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3．取舍精到

宗著对历史遗产取舍精到、合理。

中国几千年修辞学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如果没有重点探索而平分秋色，那么学术史就为材料所淹没，所以宗著修辞学史特别注重点面结合，对一些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术著作重点介绍，而对有些内容一笔带过。宗著修辞学史在取舍上非常精当，如《史纲》从汉代始，共设九章分别对王充的《论衡》、刘勰的《文心雕龙》、王昌龄的《诗格》和《诗中密旨》、刘知几的《史通》、陈骥的《文则》、王骥德的《曲律》、李渔的《李笠翁曲话》、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在修辞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著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介绍，而对一般在历史上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的著作则作一般性的介绍，这样主次分明，历史发展的线索十分明晰。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且以刘知几的《史通》为例，一般人都知道刘是著名史学家，但是对他在修辞学上的贡献则鲜为人知。《史纲》通过对刘氏提出的“论史体的修辞原则”、“论史体的用词标准”、“对史体篇章修辞的要求”、“论史体修辞手法”等内容的全面分析，令人信服地概括了刘氏对我国修辞学的杰出贡献，从而确立了《史通》在我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这都表现出宗氏对历史遗产的取舍是十分合理而独到的。

从《通史》第2卷对宋、元学术成果的介绍中也可看出宗先生取舍有异于常人的学术眼光。例如从对后代修辞学的历史影响出发、从内容出发，认为宋代陈骥的《文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修辞学著作，而对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修辞”命名的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则认为只是一部内容不全且非独创的修辞学资料汇编，没有多大价值，所以宗著以极长的篇幅着重介绍《文则》，而对《修辞鉴衡》则一笔带过。正是经过这一番取舍，才使得学术史显得主干与枝叶区别分明，才使得最有价值的理论遗产为学术界所关注。

二、论：全局笼罩、现代阐释、见解卓绝

注重学术史的理论性是宗廷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

宗廷虎、陈光磊在合著的《历史赋予的责任——谈(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中说：“不论是史料的挖掘、著作的评析，还是规律的总结，都离不开理论的导向。同时修辞学史作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本身便需要系统的理论建构。理论从哪里来?一是运用现有的修辞学、语言学理论以及哲学、美学、文学、文章学、心理学等理论作为深入探讨和阐释的论据。而与此同时，又需从修辞学史的实际研究中提炼和概括出理论。这种理论性集中体现在《通史》的‘总论’和各卷各编的‘绪论’里，也体现在各卷具体的章节的论述中。”同时在《中国修辞史》导论中，他也表达了修辞史研究要加强理论性的思想：“史论结合，注重理论的概括与阐释。”主张将各时代的“修辞理论与修辞现象分别进行比较”，并“将修辞现象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探索其动因”。这些论述充分表明宗先生进行修辞史学研究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所以宗先生无论在修辞学史研究中还是在修辞史研究中，都表现出很浓的理论色彩。这种理论色彩的特点是：全局笼罩、现代阐释、见解卓绝。

1．全局笼罩

纯粹从文本的理论成分的分布面上看，宗廷虎先生的修辞史学著作是始终笼罩于理论的视野中，理论的触角无遗漏地伸向学术文本的各组成要素中，无论是从文本的宏观结构上考察，还是细致地阅读学术文本细节，都可以看出宗氏著述对理论思辨的关注。

宗先生的学术文本是十分精致而严密的网状结构：理论性文字像网一样分布于文本的各个相应位置。从学术文本的宏观结构上看，宗氏论著有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无论是修辞学史还是修辞史，都要在“总论”(或“序论”)部分集中地表达自己对有关史学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分析学科的性质、对象、范围，分析其学术意义、学科方法。在各章的开始部分都要分析本章主要涉及的专门理论问题，在介绍具体历史材料的过程中，又有对有关史料的理论分析，在结尾处又有专门的理论归纳，让理论阐述一直贯穿始终。

《通史》“总论”中宗廷虎先生很精细地区分了“修辞学史”与“修辞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理论上阐述了修辞学科的性质和修辞学史的研究的关系，系统地探讨了修辞学史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及民族文化特色的关系，认为修辞学史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的推动”、“社会思潮的制约”、“外来文化的激荡”、“其他学科的促进”、“思维方式的影响”五个方面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论述为研究修辞学史的演进提供了观察方向。各分卷在讨论具体时期的修辞学史时又专门分析该时期特有的理论问题。当然作为修辞学史，它本来就是理论问题的演进史，因之在其介绍具体的修辞学史料时当然有必要进行理论阐述。

再以《修辞史》为例，宗先生与陈光磊先生合写的“导论”中详细辨析了“修辞”、“修辞现象”、“修辞史”等概念，着重分析了修辞现象的四种特性即“社会性”、“易变性”、“美感性”、“民族性”，探讨了修辞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导论部分的这些理论原则在其后对辞格的分析中，一直贯彻到底。全书按内容分为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语法修辞史、辞格修辞史、篇章修辞史五编。每编又在其“绪论”中讨论了该编修辞现象演变独有的理论原则，而编下设章又对其独特对象的理论问题作分析。以第4编辞格史为例，在宗先生和李金苓先生合写的“叙论”中分“辞格略说”、“汉语辞格发展演进中的特点”、“多角度研究辞格”，十分明晰地表述了辞格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而在编下又以具体的辞格分章，在对每一辞格的演进描述完结后，于其章末“结语”部分又对辞格的形成机制、修辞效果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析。宗著正是通过这种文本结构的精心设计，使历

史事实的表达始终笼罩于理论的视野中，处处闪耀着理论的光辉。

说到理论的全局笼罩更可以从内容上看，宗先生不论在修辞学史研究中还是在修辞史的研究中，都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使研究对象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到微观的要素构成均纳入理论解析中。宏观研究主要是分析理论或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宗著修辞学史，总是联系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揭示出每一时代修辞学思想的成因。在《史纲》中指出：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论辩和游说盛行的时代，十分重视口语修辞理论；两汉是集权社会，不允许论辩和游说，书面语修辞理论占主要地位；隋唐五代诗文空前发达，所以诗文修辞亦空前发达；明清两代戏剧、小说发展起来，所以戏剧、小说修辞理论又相继诞生。这样结合每一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独特背景解释了修辞学理论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历史上的具体理论文本进行微观的分析，分析各文本的理论要素，说服力颇强。

可以说宗著修辞史学著作是史论相融，在历史陈述的全过程中都笼罩着理论分析的。

2．现代阐释

修辞学史、修辞史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今1日的学术服务，特别是修辞学史要为今日的理论提供借鉴。而我国现代修辞理论主要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古今修辞学的理论几乎是发生了一种断裂性的变化。历史上的修辞理论无论是理论术语、学科概念、言说方式都发生了质变。宗先生在以现代修辞理论及各种与修辞学理论有关的学科理论阐发历史遗产方面是非常之成功的。这与他自觉追求以现代理论阐释历史文本的主张分不开，正如上文所引的宗廷虎先生之论述：“运用现有的修辞学、语言学理论以及哲学、美学、文学、文章学、心理学等理论作为深入探讨和阐释的论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宗先生是处处自觉地运用现代语言学、修辞学以及作为修辞学这一边缘学科的理论资源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等最新理论来对历史遗产进行新的阐释的。在这个意义上宗著修辞学史最有利于现代人的理论借鉴。

上文所谈到的接受修辞论是宗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他在修辞学史的研究中即以此理论来分析古人的相关思想，如：在《史纲》中宗、李二氏在每一历史时期大都设“论修辞的理解和鉴赏”一节，对历代关于接受修辞的论述都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评价。如先秦孟子的“知言”和“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西汉王充的“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与“六观”之说：“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宋代杨时的“体会诗情”、朱熹的“识得意思好处”、黄庭坚和叶梦得“读诗勿穿凿附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知古人之世”、“古人之身处”、“察立言之所谓”等说法都以最新的接受修辞学的观念阐发其理论意义。又如宗、李共撰《通史》卷2中介绍贾岛《二南密旨》“论总例物象”条有关喻体理论，就是运用了钱钟书的“两柄”、“多边”之说。同卷析宋代文章修辞论都是以现代修辞学、文章学的理论分析前人理论成果。我们认为在流行的诸种修辞学史著作中，宗著是最有意识地以现代学术阐述古代理论的作品，在这方面自然也最为成功。这大概与宗是以修辞学理论家研究学术史有很大的关系。

3．卓识独见

深厚的理论素养、科学的思维方法、数十年的精思熟虑，炼就了先生独特的学术眼光，无论是修辞学史还是修辞史，先生的学术著作处处显现卓识独见。

语境是修辞的灵魂。宗先生认为，修辞现象的产生与演变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语境。《修辞史》中册“引用”辞格为宗先生和李金苓先生所撰，分析历史上引用的成因，宗先生有十分深刻独到的见解。如对先秦，认为是“士游说诸候与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需要”，“诸侯之间外交工作的需要”，与“民族文化心理——祖先崇拜、圣贤权威崇拜的具体体现”。说到南北朝则认为是“帝王的提倡与文坛以用典隶事炫耀才学风尚的影响”。而宋代出现了大量的“反用”，宗、李二位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疑古精神”、“禅学影响”、“文坛上创新风尚的促进”。这些论述十分符合时代特点，能有此卓见与宗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边缘学科的学术主张、注重修辞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宗氏对社会文化演进的历史有深入研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对文化史没有精深了解的人是不能产生如此见解的。

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目的是要揭示学术的因果关系，学术史讲流变更是注重历史的上勾下联，注重因果链条的追索。宗氏的学术独见还表现在对学术源流的洞见上，表现在对学术观念形成的因果关系的洞见上。宗氏所著修辞学史有一大特点是前瞻而后顾，每一种理论都要讲清其传承关系，在这方面宗先生是很有见识的。如在宗先生与夫人李先生共撰的《通史·近现代卷》中，宗先生通过评价来裕恂《汉文典》与历史上的李腾芳、归有光的继承关系以及来氏对海外学术的扬弃与吸收，认为来氏所论比起古人要细致，借鉴外国汉学家的同类成果并非生吞活剥国外学术，而是结合汉民族的实际，更加突出了一个“汉”字。这样由源及流真是洞若观火，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这是做不到的。在宗先生的著作中对学术源流的介绍随处可见，它们都表现了著述者对学术的独特见解。同样在《通史·近现代卷》中，对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的评介也分析了它的学术贡献。认为虽然该书的主要理论来自欧美和日本，跟汉语实际有一定的距离，缺乏独创性，但是也有某些正确的看法应给予足够的肯定。如认为汤氏对修辞学所下的定义简洁明确，且内容还包含了后来陈望道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部分思想，实属不易。

理论洞见除表现在有关对象分析理论见解中之外，还表现在有关修辞学史、修辞史自身学科方法的见解中。如在修辞学史的几本著作中，宗先生吸收系统论的思想运用于修辞学史的研究，集中在《史纲》中提出了整体性、历时性、层次性、结构性、相关性等观念。系统论在宗著中既是学科研究的观察方法，也是理论文本体系的构成原则。宗先生正是将历史上的修辞学思想放置在一个多种要素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分层组合的体系中加以观察和表述。正是这种系统论的方法使宗先生从多种要素关系中得出许多独特的见解，也是这种系统论的方法，使宗著研究构成一种以理论要素为纲目的新的体系。在1991、1994年，宗先生与夫人李金苓先生先后合作发表《修辞学史研究中的系统论方法》、《再论修辞学史研究中的系统论方法》两文，又对系统论在修辞学史研究中的成功运用作了系统的阐释，提出了系统性的理论原则，即：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历时性、相关性等，这些理论原则是宗先生长期学术活动的心得，对修辞学史与修辞史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总之，宗先生通过20多年研究实践开辟的独到的治史之路，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所谓“以史促论”，就是通过史料的搜集和论析，促成修辞理论的产生和丰富；所谓“以论带史”，就是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作指导，“带”动对史料的正确鉴别、取舍和深入的评析。这两者又存在着结合、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关系。宗先生治史所开辟的这条“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道路，既促使他捧出了一本本扎实的、有影响的成果，也为我国修辞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探索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　言　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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