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投资绩效与政府干预效应分析

计划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农业生产不变规模报酬（CRS）和可变规模报酬（VRS）下平均技术效率分别为0.51和0.84，有效的只有14%和39%。对水利用的子向量而言，效率更低，CRS和VRS下的平均水利用效率分别为0.43和0.67[3]。水的利用效率低于总体技术效率，原因可能是缺乏水价机制所致[4]。Zeerust市样本农户种植的技术效率很低，许多农户的规模效率有待改善，其中规模无效也与Binam等对科特迪瓦的咖啡农[5]、Abay等对土耳其的烟草农[6]、Shafiq和Rehman对巴基斯坦的棉农[7]的报道相吻合。对中国西北地区，Kaneko等估算的平均灌溉水效率为 0.53[8]，而Wang估算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2[9]。华坚等发现中国农村水利建设整体效率偏低，大部分无效率地区的水利投入规模过大，粮食主产区的效率不佳[10]。Ullah和Perret考察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棉花种植，杀虫剂等污染性投入对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11]。通过改进投入组合，在经济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农场的潜在环境影响下降。但也有少数有效的情况，如Haji对埃塞尔比亚东部农户的传统种植系统[12]、Alene等对埃塞俄比亚南部的1年生和多年生套作系统的评估发现是规模有效的[13]。吴平和谭琼对中国2003—2009年的动态分析发现，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TFP）呈现年均增长率为12.2%的较快增长特征，黄河流域的TFP增长最快，达到20.1%，说明前期的各种农田水利政策和财政投入开始逐步发挥效益[14]。

其次，农田水利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Speelman等提出，农场规模、所有权、农地细碎化程度、灌溉规划类型、作物选择、灌溉方法对水利用的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3]。Karagiannis 等发现，现代温室技术、教育、技术推广、种植密度、化学药剂的使用、租种土地的比例是与灌溉水效率有关的主要因素[15]。Dhehibi等认为，农民的年龄、教育水平、农业培训、农场规模、高产果树的比例、水的获得性对技术和灌溉水效率都有正影响[16]。Ullah和Perret提出，农场规模显著地影响效率，若有技术推广或培训服务，该影响为正。播种方法显著地影响技术效率和环境效率，而正规教育对效率的影响为负。政策干预能改进技术效率，进而提高环境效率，并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11]。何平均和刘睿认为，农田水利投资绩效与人均GDP、农村文盲率、农田水利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负相关，与“小农水”建设专项补助政策、农田水利管理体制改革正相关[17]。张宁发现，非集体产权、水费收缴制度有利于提高农田水利技术效率，而经济越发达地区技术效率越低；与“承包权拍卖”比较，“水利会”这种农户参与机制有利于提高技术效率，而“村委会直接管理”将导致效率降低[18]。

已有研究探讨农田水利投资绩效的成果颇丰[9，19]，但将政府的政策效应与投资绩效结合起来的较少[11]。另外，许多学者受限于横截面数据导致估算的效率值删失，基于DEA-Tobit模型的结论较多[3，20]，利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结论较少。本研究根据1990—2014年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数据，基于曼奎斯特-可行广义最小二乘（Malmquist-FGLS）两阶段模型，较为精准地评估了投资绩效，并估计了影响它的边际效应，尤其是政府干预效应。这对探寻提高农田水利投资效率的路径，特别是对从政府与政策的角度寻找更为科学、规范的顶层制度设计方案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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