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重要史学文献

中国现代音乐史学是我国最为年轻的人文学科之一。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从叶伯和于1922年10月出版《中国音乐史》(上卷)作为这一学科诞生之启端，直至王光祈著《中国音乐史》(1934)、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1944)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81)标志着古代音乐史学进入了一个初步成熟阶段。那么，现代音乐史学雏形之产生比古代音乐史学要晚将近半个世纪时间。正如陈聆群所说：“1958年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工作。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研究所，分别成立了两个史稿编写组，经过收集汇编史料、采访前辈音乐家、拟订写作提纲、广泛征求意见和全力奋战赶写等步骤，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1959年10月前后，完成了《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海音乐学院编写组)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组)两部史稿，同时编辑油印了包含1840～1949年间主要音乐史料的十册约30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虽然它们都还是未定稿，但终究是以这样的有形成果，宣告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的一个独立门类的新学科已经诞生。”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近代音乐(1840～1949)、现代音乐(1949～1978)和当代音乐(1978～)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最为迫切和最早进行研究的领域无疑是近代音乐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音乐史学工作者显示了高度的热忱与积极性，195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400余万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音乐史料是全面深入地研究音乐历史的重要基础环节。这一批工程浩大、极为珍贵的史料搜集、采访、整理、刻板、油印、装订成册，为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因此，老一辈音乐学家集体乃是我国现代音乐史学之开拓者，同时，也反映了他们默默无闻地为史料建设做出无私贡献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现代音乐史学初创时期正是中国一个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学科分娩岁月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时代，盲从主义、浮夸风盛行；其后，“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左”倾错误思想一度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多数学者丧失思想自由与独立意志。即便我国传统“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也遭遇挑战，唯命是从、人云亦云成为一种不良学风。但是，音乐史学总是要通过音乐史著作体现其研究成果。“从1958年11月起，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为主，调集了全国多所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共17人集体写作，在1958年底即完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纲》(1840～1949)……后来编写出的几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文本(包括教材)，都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框架上写作的。”汪毓和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以下简称“汪著”)1959年始作为教材在中央音乐学院试用，1964年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名义内部发行，198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⑤成为现代音乐史学第一部正式出版物，也是学科初创阶段一部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尽管“汪著”正式出版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且经过多次修订、又有多种版本问世，依然难免烙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时代印记。由此，引发出一场跨世纪“重写音乐史”的学术论辩。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自建立之初，即受到严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被纳入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流意识加以构筑，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音乐的领导作用和左翼音乐家的历史地位，淡化甚至忽略了其他音乐种类和音乐家的成就，使这门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依附于政治的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工具。”香港学者刘靖之1986年即对汪著提出批评：“不仅不够客观、全面、公允地论述新音乐史，它还以狭窄的唯我独尊的观点来以片面代全面，以偏激代客观的方式来评论新音乐发展情况。”由此，拉开“重写音乐史”论辩的序幕。大陆学者参与讨论人数之众、文章之多、不同观点交锋之激烈，或谓空前未有。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争论，反映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的自主意识、民主空气以及学者对音乐史学的高度关注。但是，笔者以为，与其说“重写音乐史”，不如说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音乐史学转型时期更为准确。严格说来，历史著作无法“重写”，“重写音乐史”概念只是在呼唤新的历史著作产生层面上存在着合理性。从音乐史学史角度审视，史学发展必然会有阶段性。现代音乐史学由初创阶段发展至较为成熟阶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现代音乐史学的转型过程，其历史背景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与否定，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学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也是人类知识体系中对社会现实变化最富于敏感性的学术领域。在音乐史学界，当人们意识到以往历史著作中“左”的史学观同样需要批判与否定，“重写音乐史”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其本质已经是走向史学转型的必然过程。史学实践的检验、史学观念的更新、史学材料的激活、史学结构的调整，都显示出这一转型时期来临之不可避免性。同时，任何时代史学成果都是集体性努力的结果。目前，音乐史学界正以集体力量在促使着这一转型时期的过渡与完成。其中，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和众多学者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扭转以往史学著作抬高聂耳、冼星海，贬低萧友梅、黄自，将一大批对近代音乐文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音乐家处于被批判、被边缘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音乐家”地位的历史格局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史料学、史学观与方法论之质变均标志着一个更为理性、更加开放、更趋成熟的史学转型时期之来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则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过程中的开卷之作，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出版于1996年，正值廖辅叔先生90虚岁高龄之年，共收入文章64篇。“本书所收文章，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写成的。经过拨乱反正，虽然获得第二次的解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拿起笔来，积习未忘，还是高其姿态，批判先行，以致对素所尊敬的良师益友诸多失敬。每一念及，惭惶无地。”(第1页)写作时代背景与心态在此语境中一览无余，既有“二次解放”之喜悦，又怀卷土重来之余悸。至于出版动机，作者自云：“那是由于一些热心朋友的怂恿。他们认为我那些关于近代音乐家的论述，多出自亲见亲闻，实为一代信史。那些历史上的人和事，也是一般很少涉及的，都值得好好收集，不能让它随便散失。我也就如齐白石生前说过的那样，老人善随人意。”(第1页)由廖先生女儿廖崇向“编纂全书，翻检核校”。这部文集正如书名所准确概括的那样，“乐坛”者，音乐界也；“往事”者，历史之事实也。廖辅叔和他胞兄青主一样，有着惊人记忆力。他长期在

我国高等音乐学府从事文牍与教学工作，接触了许许多多音乐家，经历过无数次风风雨雨，作者“亲见亲闻”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细节，均为近代音乐中极为珍贵的史料与史实，显示了这是一部具有中国近代音乐“信史”性质的回忆录著作。

廖辅叔(1907.9.24～2002.4.18)自1928年冬随其兄青主在上海开办x书店，经营乐谱、音乐书籍出版事宜，即开始与音乐界人士接触与交往。自1930年2月起在国立音专任图书馆工作，“一·二八”以后曾一度离开学校。1934年9月14日聘为校长室文牍，至1937年6月因事辞职，至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工作。1946年初任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常州)教师。1949年起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翻译组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因此，廖公的漫长人生，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同舟共济”长达近七十年之岁月，他的记忆库像中国音乐历史的一部“活字典”。在我国社会改革开放思潮激活下，使廖公对历史上诸多良师益友的怀念与回忆，在沉默半个世纪之后，记忆的闸门终于打开，一篇篇文章从廖公笔端流出，构成一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灿烂景象，呈现于现代音乐史学领域。

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廖公即在《人民音乐》等杂志发表《回忆萧友梅先生》和《忆黄自先生》两篇文章，时年72岁。廖公是一位为人谦和、处事低调的历史学家，究竟是什么心态与动力促使他有这样的勇气为当时尚处于批判地位的“学院派”两位代表人物“正名”?这样一种史学现象究竟是无意巧合，还是必然规律?我们不妨从《乐苑谈往》中探讨作者史学思维的总体脉络。《乐苑谈往》是一部回忆近代音乐家的文集，其中追述历史人物有30余人之多；叙述历史事件文章有10余篇，其中“人”和“事”往往交织于一体；书序5篇。廖公笔下的音乐家，几乎都是以往历史著作中被贬低、被淡化、被批判的历史人物，而作者着力为之正名者，恰恰是批判最甚、争议最多的音乐家，如萧友梅、青主各有5篇；赵元任、王光祈各有4篇；蔡元培、黄自、陈田鹤各有2篇；其他如李叔同、周淑安、应尚能、贺绿汀、刘雪庵、吴伯超、朱英、李献敏、萧淑娴、杨荫浏等音乐家群体，均是对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同时，廖公为人正直、爱憎分明。这些回忆文章大部分发表于80年代。这样一种史学格局，前所未见。因此，廖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其内在本质是作者对史学现状一种有针对性的认识与批判，也体现了史学转型意识之萌芽。如《中郎有女慰泉台——吊吴伯超》一文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当时吴伯超还是属于“另类”音乐家，内地举办“吴伯超百年诞辰学术活动”也只是到2004年方始举行，而廖文却早了14年时间。文章结语是“1949年1月27日，吴伯超去台湾乘坐的太平轮行到舟山群岛附近，突然宣告沉没。呼救无门，人船同尽，痛哉!”(第140页)惋惜与悼念之情直露无遗。廖公之史识与史胆，由此可见一斑。此为《乐苑谈往》史学特色之一。

史料之真实性，即历史事实为研究历史之最基本原则。史料有真伪之辨，历史学科需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史实”基础之上。梁启超云：“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故史学较其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因之，第一手资料乃是最为难得又易湮沈之史料。廖公《乐苑谈往》所述其人其事之史实，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般很少涉及的”，皆为当时史学界噤若寒蝉、无敢声张的关于近代音乐家的“思想行事”，他人即便所知犹恐躲之不及，引火烧身。廖公曾长期与国立音专师生、外籍音乐家或朝夕相处，或密切往来，为人和蔼谦逊，工作兢兢业业，通晓英文德语，博闻强识、见多识广，他的工作恰恰又是与人与事打交道的“枢纽”岗位，因此，廖公对国立音专之往事可谓了如指掌。因无语言障碍，他与外籍音乐家常有沟通，文集中写梅帕器、查哈罗夫、齐尔品、戈尔施密特等外籍音乐家之专文，都保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萧友梅任校长时的国立音专，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半壁江山”之地位。但是，空说无凭，需要有大量“信史”为证。粉碎“四人帮”后，廖公自云：“现在我是真的自由了。经历过了大家奔走相告的‘第二次解放’，我仍然继续我的翻译工作，同时用不少时间写回忆录，不是写自己的回忆录，而是回忆我所认识的音乐界的师友，为后人提供一份可信的史料。”(第395页)开始了他“可信史料”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廖崇向说：“每当他老人家写作的时候，总是先把有关的卡片、笔记和有关书报收集到一起，经过一番的阅读，然后拟出提纲，一段一段的写下去。……有时还会停下笔，踱到书柜面前翻检他引用的文句，加以核对。他的记忆力之强，在亲友之间是传为美谈的，但是他不信赖自己的记忆，一有疑难，他就要查找原文。所以他文中引用的诗文都是实在可靠的。”(第408页)因此，治学之严谨与历史的真实，使得廖公文章具有时代信史的性质，此为《乐苑谈往》史学特色之二。

历史细节常常是历史真实之精髓。每读《史记》，为陈胜起义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豪言、项羽见秦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之壮语而感慨万千，司马迁笔下的细节在历史上空久久回响，史学著作之魅力亦在于此。《乐苑谈往》的历史细节比比皆是，给人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如写萧友梅之事：“当国民党政府欠发经费，学校连发薪水都有困难的时候，萧友梅就把学校积存的一点钱尽先发给教职工，不领自己那一份。所以萧友梅到死还是一个穷光蛋。”(第80页)写萧友梅之言：临终前最后一句遗言是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去记住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第23页)写周淑安：“文革”中75岁时还被迫到冰冻半尺的井台上挑水，“1973年赵元任先生在上海会见她的时候，看见她那副龙钟憔悴的样子，忍不住潸然泪下。”(第81页)写黄自：“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写的一张便条给你看了也是一种享受。”(第94页)“九一八”后，“由黄先生带路，领着他的四大弟子——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和我，向浦东进发。我们捧着竹筒，挨户劝捐。”(第95页)凡此种种，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历史面目在历史细节中体现得更为具体、真实。此为《乐苑谈往》史学特色之三。

因此，廖辅叔文集以批判精神、时代信史与历史细节三项特色构成其独特史学价值，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过程之初，一

位古稀之年的历史学家无畏地迈出了不同凡响的一步。

历史属性是音乐史学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笔者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部中国音乐史究竟是中华民族之音乐历史，还是一党一派的音乐历史?在古代音乐史学领域，毫无疑问属于前者；在现代音乐史学领域，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史学观念较为复杂。长期以来，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救亡派”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主体与中心，其他音乐家的成就与业绩，或作为陪衬，或予以淡化，或加以批判，这一史学思维模式几乎成为一种定势。以往音乐史学著作，在不同程度上都很难摆脱这种历史阴影。应当指出，聂耳、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在近代音乐史、尤其在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时代背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否认或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态度。同时，形成这样的史学现象与聂耳、冼星海自身业绩并无干系，而是我们的史学观念问题。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余年间，是中华民族具有爱国意识音乐家集体创造的音乐历史文化，将所谓“救亡派”和“学院派”分割并对立起来，既有着历史观念局限的成因，更由于宗派利益驱使的需要。这样一种长期扯不清楚的问题，无疑需要用历史事实来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廖辅叔《乐苑谈往》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以大量的确凿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一向被史学界贬为“学院派”的音乐家群体，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爱国意识，他们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有哪些欢乐与痛苦，他们对近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将这样的历史事实公之于众，昭示于世，一则需要亲身之经历，二则需要史学的良知，廖公两者兼而备之。史学的高度不是历史现象之罗列，而是需要选择历史的典型人物与事件加以提炼。萧友梅和黄自是近代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领袖式人物，钱仁康1958年即以《黄自的生活、思想与创作》和《黄自主要作品分析》两篇文章纪念黄自逝世20周年，正确评价黄自对我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不久便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声势浩大的批判。在这场“拔白旗”运动中，“音乐界围绕着黄自评价的一些文章，将聂耳、星海等革命音乐家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而将以萧友梅、黄自为代表的所谓‘学院派’音乐家列入‘资产阶级音乐家’之列，对他们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新音乐史上的地位缺乏客观公允的评价，实际上是将他们排除在新音乐运动之外。这种做法的实质是一种宗派主义情绪的反映，是否认历史事实的做法。”钱仁康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接受政治审查。时隔20年，廖公在《乐苑谈往》中以《回忆萧友梅先生》、《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生》、《萧友梅生平小考若干则》、《萧友梅先生传略》、《鲁迅·音乐·萧友梅》、《萧友梅音乐文集·序》6篇文章以及《萧友梅传》一书，第一次对萧友梅一生之为人、品格、成就、业绩以及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作了全面、详尽、具体、细致的描绘与论述，并且指出：“盖棺论定，萧先生可真够得上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第5页)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发前人之未发。廖公以实事求是精神对萧友梅的历史评价，对于现代音乐史学“拨乱反正”做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贡献。1980年12月27日在北京中山堂举行“萧友梅逝世40周年纪念会”，廖辅叔应邀做了《萧友梅的生平事迹》报告，“就在这次纪念会上，音协主席吕骥在随后的发言中就针对廖辅叔的发言一条一条做了反驳。关于不买汽车买三角钢琴这件事，吕骥是这样说的：因为萧友梅的住处离学校非常近，所以他不需要汽车。”廖公不为所动，有关评价萧友梅的文章与著作继续发表，把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这样一种史学胆识与史学精神，也使我们了解廖公外柔内刚性格之一面。《乐苑谈往》对于其他音乐家的回忆，均有如此特色。他不遗余力地为一个音乐家群体“学院派”正名，对于改变音乐史学格局将产生重要的现实影响。

廖辅叔文集现实意义之二，在于介绍与评论音乐家业绩客观与公正的科学态度，不以他人或个人意志任意褒贬，即便对胞兄青主也是如此。廖公对青主有着骨肉手足之情，一般人评价青主，只是从他的《乐话》、《音乐通论》中的音乐美学观点人手，廖公笔下的青主则是一个有血有肉、或是或非的历史人物，既蕴涵着通情达理的人生信仰之来龙去脉，又揭示出他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廖公说：“他历年所受的指责，诸如‘民族虚无主义’、‘买办思想’等等的依据。事实上，这也与鲁迅对中医的评价一样是有具体的因由的。当然，他也不是一味排斥国乐……他反对的是抱残守缺。不过他对民族音乐缺乏深入的理解与认识，‘终究是他的弱点所在。……就事论事，这是与‘五四’以来破坏一切偶像的思潮分不开的。强调西化，甚至于全盘西化，是当时革新派的特点。我们今天批评他们是容易的，他们自己后来也会认识到过去的偏颇。”(第55页)这样的评价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廖公还借用萧友梅的话来概括青主的后半生，“有一天他去看青主，那时已经取消了通缉令，青主正在家中同几个朋友打麻将。打打麻将，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生活小节……可是萧先生颇不以为然。事过之后，曾不无惋惜地对我说：‘青主打麻将，我看青主这就没有下文了。”’(第364页)青主的后半生不幸为萧友梅所言中，在平淡与沉沦中度过自己的晚年。青主是我国近代极具才华与文化修养的音乐家，廖公在兄长身边受益匪浅。他曾动情地说过：“我想起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里面的两句话：‘抚我则兄，诲我则师。’惭愧的是我够不上一个好学生，现在来追述他的学行，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缺陷是永远无可弥补的了!”(第236页)廖公在青主面前自愧不如。这也只有真正了解青主的人，才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史学评价历史人物，切忌简单地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类帽子一棍子打倒就算了事，遗憾的是，音乐史学界有些人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已经习惯这种思维方式，积重难返。《乐苑谈往》虽然没有长篇的理论阐述，却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历史的公正性与客观性，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作用。

廖辅叔文集现实意义之三，在于贯串于全书中的人文精神。史学属于人文学科范畴，更多地关心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表现，尤其注重于对个性与独特意义的研究。孔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篇》)；“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即体现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司马迁之不朽，还在于《史记》中将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流的社会底层人物写进了历史。廖公在《乐苑谈往》中对音乐家的回忆与点评，着重突出了他们的人文精神力量。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总是写得那样细致入微，各有个性，道其所长，不予苛

求。如写蔡元培：“蔡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之后，对音乐院(音专)仍然是继续关心。就我所知，萧先生每逢音专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汇报。蔡先生对萧先生的汇报总是耐心倾听，同意的就频频点头，不明白的就及时发问，听懂了的就相视而笑，表示赞赏。他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点架子。”(第3页)作为大学院院长一代名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写萧友梅的勤俭办学：“比较大的房间全都用作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既能挡风，又能遮雨，满亮堂的。”(第18页)写赵元任：“赵先生则说他好多年没有写什么新东西了，不好意思说是什么作曲家，这与他平时常常谦称自己是音乐界的落伍者的说法相一致。我们不承认他是落伍者，反而更加感到亲切。”(第71页)写周淑安：“她班上有一个学生上课经常迟到，经过了解知道他是为了节省车费，步行上学的，于是周先生每月给予他一定的经济补助，好让他安心学习。后来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来校任教，她又以学生的前途为重，慨然让那位学生转到苏石林班上去学习。这种博大的胸襟，较之经济上的支持，应该是更为可贵的。”(第79页)写他1938年在广州听到黄自逝世的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想起他‘平生风义兼师友’，往事一幕又一幕地在眼前浮现出来。当天晚上，我一口气写了八首《望江南》，借以寄托我沉痛的悼念。他，的确死得太早了!……他的寿命虽然那么短促，他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却是丰富的。作为作曲家，作为音乐教育家，作为一个人，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第87页)写应尚能：“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吧，胡然约我去听音乐会，音乐会上有应尚能的节目。到了他唱到得意处，胡然忍不住细声对我说，你看他，要怎么唱就怎么唱，高低强弱，无不如意……要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真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第134页)写陈田鹤：“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可以找到合适的名言或警句，来加强他说话的效力。他的修养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看得多，记得牢，而且吃得透。今天旧事重提，就算是重视文化修养声中的一段插话吧。”(第252页)……有关这些音乐家，廖公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对我们了解近代音乐家的道德人品、文化素养、精神表现、人文力量，都会引起心灵上的震动。

在史学著作中，我们往往就音乐论音乐，就政治论音乐，唯独缺乏从人文关怀精神角度论音乐的史学观与方法论，也就必然难以避免片面性的失误。廖辅叔文集则为史学界提供了值得学习的榜样。因此，《乐苑谈往》在史学格局、客观态度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史学的建设与发展均有着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乐苑谈往》自1979年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到1995年分别发表于《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近代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洋音乐的反应》和《歌德与梁启超》，时年88岁。自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寿，始终笔耕不辍。其间，1988年9月，还应贺绿汀之请，将萧友梅于1916年用德文写作的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译成中文，在1989年《音乐艺术》第2～4期连载。1993年脱稿出版《萧友梅传》。廖公对近代音乐家回忆与论述文章，一直延续到2002年。廖，公的晚年，达到了一个近代音乐史研究成果的高峰时期。这样一种学术精神与人生境界，在我国现代音乐家中实不多见。

《乐苑谈往》虽非现代音乐史学系统的理论著作，但它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却已远远超出了单纯“史料”范畴。正如廖公自己所强调的，是“关于近代音乐家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史学文献价值。其不足之处，廖公早已有言在先，《题记》说得十分清楚。一是“我的藏书由于‘抄家’丧失殆尽，参考资料缺乏，加之疏于考究，文中颇多失误”；二是由于粉碎“四人帮”之初仍心有余悸，未免还是“高其姿态，批判先行”；三是“因为应付约稿，同一个人先后写了不同的几篇，内容自然不免重复”。这些无须赘言，倒是廖公光明磊落、胸襟坦荡的治史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为了证明在下并非是一贯正确，所辑文章一律保持原样，不予改动。”(第2页)这自然指有些文章写作时“心有余悸”、“高其姿态，批判先行”，说了一些违心之语，但文集出版时依然“一律保持原样，不予改动”。其严于律己、尊重历史之境界如是。笔者以为，如果非要对文集加以“挑剔”，一是青主德籍夫人华丽斯(原名海恩里希I.Heiich，1891～1969)，对廖公帮助甚大，无论学习德语、钢琴，均受益于她。叔嫂之间，情谊颇深。华丽斯对中国文化和音乐的热爱与贡献，在外籍音乐家中亦屈指可数，或许由于为“亲者讳”或其他原因，《乐苑谈往》中未有专文介绍，只留下片言只语。从其他材料中我们了解青主与华丽斯有一个女儿廖玉姬学习小提琴颇有成就。两人离异后她们下落不知所终，殊为遗憾。二是一些左翼音乐家曾在国立音专学习，如吕骥、张曙、向隅、张贞黼、杜矢甲等人，廖公对他们的学习情况与历史细节应有较多了解，但在文集中极少提及，对于史料而言，未免是一个很大损失。但是，对一位耄耋老人来说，这些或许是一种苛求了。

廖辅叔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乐苑谈往》出版后，承孙继南、方承国先生美言，1997年3月有幸得到廖公一本亲笔题签的赠书，如获至宝，作为案头书，不时翻阅拜读，获益匪浅。每去北京，意欲拜访，恐有打扰，终未谋面，引为终生憾事。见一刊物封面，载有廖公照片一幅，一直珍藏至今。他的面相慈和安详，眯缝着双眼，仿佛在注视着中国的未来。适逢纪念廖辅叔先生百年诞辰与学术研讨会即将举行之际，笔者以学习《乐苑谈往》之心得，作此拙文，聊表敬意。以《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借花献佛，作为对廖公迟到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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