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伊津哈及其史学思想浅述

摘 要: 约翰·赫伊津哈是二十世纪荷兰显赫一时的文化史大家。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提出了文化“均衡论”和“游戏论”,推动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史研究,为现代史学摆脱传统、最终形成新的体系作出了贡献。然而,对于这位卓越的荷兰大史学家,国内外学术界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他的关注度远远比不上对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 甚至是对马克斯·韦伯的关注。本文简要介绍了赫伊津哈的生平及其史学思想,让大家对这位荷兰的文化史学家有了初步的了解。

关键词: 赫伊津哈 均衡论 游戏论

“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但是,还不止于此,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合格的历史学家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家。……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害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绝不是历史。”[1]这段经典之语是荷兰著名的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英国的巴勒克拉夫更是在其著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论述,可见他对赫伊津哈推崇之至。赫伊津哈最重要的成就是他有力推动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史研究,为现代史学摆脱传统、最终形成新的体系作出了贡献。有学者认为赫伊津哈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与布克哈特相提并论的文化史大家。对于这位卓越的荷兰大史家,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内学术界知道此人的学者寥寥无几,国外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也远远比不上对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甚至是对马克斯·韦伯的关注。但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赫伊津哈的诸多著作,如《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斯拉谟传》等先后被翻译成中文,通过这些中译本的著作国人对赫伊津哈及其史学思想有了大概的了解。笔者在此对赫伊津哈其人及其史学思想加以简要的概述,以期让更多人对这位荷兰的文化史学家有初步的了解。

一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年),二十世纪荷兰显赫一时的文化史大家。1872年12月7日出生在荷兰格罗宁根一个世代相承的牧师家庭。受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他的父亲很早就放弃了牧师的神职,成为一名医生。当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格罗宁根大学的一位生理学教授。赫伊津哈继承了其父对科学的执著追求,从小就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感兴趣,这种兴趣也伴随其一生。但他没有像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一样,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选择社会科学作为发展道路。[1](P610)1891—1896年,他在格罗宁根大学攻读哲学。此后又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一年。在此期间他对梵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专注于印度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于1897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哈莱姆市的高中做了七年的中学历史老师,其间他的两篇关于哈莱姆市起源问题的论文,奠定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3](P57)1905年赫伊津哈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历史著述——《哈莱姆的起源》,凭借这本著作及其大学时代的老师、荷兰历史学家P.J.布洛克的极力推荐,他回到母校格罗宁根大学任教。从1915年至1942年,他被荷兰的最高学府莱顿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并于1933年出任该校校长。在莱顿大学的27年中,赫伊津哈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中世纪的衰落》(1919)、《伊斯拉谟传》(1924)、《十七世纪荷兰文明》(1933)、《明天即将来临》(1935)、《游戏的人》(1938)等。1940年荷兰被德国法西斯占领,1942年莱顿大学被德国占领当局强行关闭。由于坚持学术自由和要求正当的民主权利,赫伊津哈与许多荷兰的知名人士遭到逮捕,被关进布拉班特附近的圣米歇尔格斯泰集中营。幸运的是,他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他很快被释放,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和小女儿一起被流放、软禁在莱茵河畔阿纳姆城外一个叫德斯泰赫的小村庄。在疾病的折磨下,他耗尽最后的时光继续研究所处的那个时代。1945年盟军解放荷兰前夕,赫伊津哈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二

从赫伊津哈的生平介绍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极为普通寻常,但他却成为了二十世纪闻名于世的史学大师,与亨利·皮朗、马克·布洛赫乃至阿诺德·汤因比等人比肩齐名。原因就在于他与众不同的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文化史思想。

首先,他提出了文化“均衡论”。“一个社会,当其物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支配力量允许一种比现存状态更高级、更完善的状态存在时,当这种存在状态进而被赋予一种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和谐均衡的特性时,以及为一种决定该社会各种行为的理想所引导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处于文化状态中”。[4](P284)这是赫伊津哈对文化内涵所做的归纳,也是其文化均衡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赫伊津哈看来,文化需要具备诸多要素,其中之一就是物质和精神应保持和谐、均衡的状态,如果两者之间失衡就会导致社会危机。简而言之,文化的均衡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技术工艺等迅速发展的同时,该社会的思想、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的力量也随之发展,物质和精神领域实现持久的平衡。罗马帝国的繁荣得益于“正当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5](P236)同时也得益于罗马人节俭、勤劳、坚毅的美德,得益于文学、艺术、哲学和法律诸领域的全面发展。而罗马的衰亡不仅仅是由于农业凋敝、币制混乱、技术停滞以及蛮族入侵,最根本的是罗马人道德沦丧,对一切社会准则冷漠无视。赫伊津哈的文化均衡论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兴衰更替的全新解释。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他对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世界的和谐局面已被打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工业生产直线下降,人民大量失业,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要求强权,摈弃法律、道德;德、日、意加速了法西斯化的进程,战争的阴霾弥布于世界上空。面对着失衡的世界,赫伊津哈寄希望于道德的回归,他期望人类能够重新认识道德的价值,抑制文化中的野蛮因素,拯救自身的灵魂,使西方文化恢复均衡与和谐。

其次,他提出了“游戏论”。在提出文化“均衡论”之后,赫伊津哈继续探寻历史的深层动因,在《游戏的人》一书中提出了“游戏”的概念。在这本著作中,他阐述了游戏的性质、定义、功能和意义,阐述了游戏与神话、仪式、法律、战争、学识、诗歌、艺术、哲学等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用游戏来分析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认为游戏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衰退是导致危机的根源。那么到底“游戏”是什么呢?不同学科对游戏有不同的定义,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是文化层面的,而非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他在《游戏的人》的第一章就指明:“我们面对的游戏问题是指作为文化的一种适当功能的游戏,而非表现在动物或儿童生活中的游戏,我们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停止处起步。”[6](P4)对于游戏,赫伊津哈给出如是定义:“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准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6](P30)这个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实际上已经将人类的诸多文化活动囊括其中。随后,赫伊津哈又详细论述了游戏与这些文化活动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某种贯穿文化历程的游戏因素是极其活跃的,它产生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动力,游戏式的竞争精神比文化本身更为古老并且像货真价实的发酵剂一样渗透在整个生活中。宗教仪式从神圣的游戏中发展而来,诗歌诞生于游戏并得到游戏的滋养,音乐和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从宗教争执中派生出来的词语和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形式,战争规则、贵族生活的习俗也建立在游戏类型之上。因此,我们必须归结起来,文明在其最初的阶段是一场游戏。但它并不像婴儿脱离母胎一样从游戏中分离,它作为游戏在游戏中升起,并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6](P193)

总之,赫伊津哈认为游戏的因素始终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它是文化中最活跃的成分,关系着整个文明的兴衰。基于这一认识,对于自己的时代,赫伊津哈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文明不再游戏,即使它看似游戏,也是虚假的游戏——我几乎要说它在玩假。”[6](P230)“现代战争就其自身而言,已与游戏毫无关联。自命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已不再是礼仪之邦,竟不知羞耻地宣称‘不必遵守规则’。这样做,他们就摧毁了国际法体系中所固有的游戏规则。”[6](P234)显然,在赫伊津哈看来,游戏成分在现代文化中的衰退,是导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是将人类再次拖入战火的罪魁祸首。

“均衡论”、“游戏论”是赫伊津哈文化史思想的核心,他的史学研究、文化批评也都是围绕这两点所展开的。除此之外,他对“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的回答,对历史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对历史研究中人类心理状态的重视和分析,都是其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三

文化史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赫伊津哈作为一位文化史大师,对文化史学的推崇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看来文化史是对一个社会宗教、艺术、技术、哲学等方方面面的整体研究,正因为文化史强调从整体结构上把握社会,触及了社会嬗变的深层原因,所以比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更为重要(后者往往关注的是具体的人物、事件)。但他似乎忘记了,人类从诞生以来首要的追求是经济生活。财富,人类对此从来没有嫌多过。在发财致富后,随之而来的是对权力的渴望。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为了能支配更广阔的领土、人口,战争爆发了。而战争破坏了经济、破坏了秩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因此人们转而反对战争、渴求和平。但当人类从战争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对财富、权力的贪求会再次占据上风,战争也就再次爆发。人类的历史实际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试问在此过程中,文化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文化只不过是这一循环中,人类为了装扮自己所增加的点缀罢了。伦理、道德真的能够约束人对财富、权力的过度追求吗?有人说律法可以。对此我必须指出,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律法更多的是从属于强权,是强者支配弱者的工具。律法之所以比伦理、道德显得更有约束力,是因为律法背后拥有暴力支持。我们还是应该多关注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在这些纷乱复杂的现象背后,才真正地隐藏着人类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些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毕竟历史是用来教育后人的。

战争其实并无规则可言。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推崇中国古代的战争礼仪和中世纪战争中的“骑士风度”,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荣誉的礼法被违拒,比赛规则弃置一旁,国际法遭践踏,而古代的那种战争与典仪、宗教的关联均消散不见”。[6](P234)可是,他是否考虑过战争是没有规则的。战争本身就是人类最血腥、最野蛮的活动,在战争中没有道德,没有伦理,也没有法律,甚至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分别。战争到最后有的只是战胜者和战败者,战胜者主宰一切,战败者任人宰割,正所谓“胜王,败寇”。因此,争取胜利才是战争双方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能够获胜,采用诡计欺骗对手、使用可怕的武器最大程度地杀伤对手,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在法西斯肆虐的欧洲,赫伊津哈竟然希望战争应该遵循所谓的国际法准则,这显然非常幼稚。他也许还不知道“法西斯只认识暴力”。如果说战争一定要讲规则的话,那就是没有规则。

总之,赫伊津哈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文化史大家。“均衡论”、“游戏论”都是他对文化史的独到见解,是其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在西方文化史的史册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约翰·赫伊津哈的名字。诚然,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是完美的,赫伊津哈的思想也存在着缺陷。文化史仅仅是解释历史的方法之一,它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全部,复杂的人类历史也不可能只靠解读文化现象就能说得清楚。

参考文献:

[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扉页.

[2]R.L.Colie.Johan Huizinga and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4,4,VOL.69,NO.3.

[3]A.J.Barnouw.Johan Huizinga,1872—1945.College Art Journal,1946,VOL.6,NO.1.

[4]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6]赫伊津哈著.多人译.游戏的人——关于文化的游戏成分的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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