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

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激励下，迸发出勃勃生机，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建设性的发展。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催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们进一步深思和努力。

(一)中国通史研究的走向繁荣。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4册已于1979年出齐。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出到4册后逝世，由蔡美彪等在新时期续写完宋到鸦片战争前的第5至10册，并以《中国通史》10卷本行世，现正在续写近代部分。郭沫若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出到3册后逝世，亦已由史稿编写组的学者们续写完7册出版。尚钺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两卷已于1991年出版。另外如刘泽华、朱绍侯等分别主编的高等院校中国通史教材，当有数十种。还有些学者在为通史研究的创新作出努力，如宁可、王连升分别主编了纪事本末体的中国通史，吴量恺、吴雁南等将中外通史糅合在一起主编了《中外历史新编》等等。

新时期对中国通史研究作出贡献最多的是白寿彝。白寿彝在主编出版简明的《中国通史纲要》后，又主编了大型的《中国通史》，自1989年出版第1卷《导论》，至1999年已出齐全书，共12卷22册，约1200万字。这部由白寿彝担任总主编的大型通史，各卷主编多为知名史家，博采众长，不仅卷帙浩大，内容丰富，而且吸收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优点，结合当代学术水平，在通史体裁上进行创新。《导论》卷所阐述的体裁创新原则当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通史研究的重要收获，它体现在第3卷开始的编撰实践上，各卷都分序论、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以求更好地吸收前人成果，处理历史进程中各方面因素的关系，加强历史主体研究，改变过去章节体史书中只见事物，少见或不见人物的通病，以涵纳更广泛的历史内容。

(二)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

1.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

原始社会并无朝代，只是为叙述方便，在这里一并介绍。由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东北、甘青、华南、西南地区众多考古发掘成果，苏秉琦提出我国远古文明是多源的、多根系的科学论断，已大体得到学界公认。由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2卷，便是根据上述考古发掘资料而勾勒出的我国远古时代多元结构发展的、自成科学体系的力作。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是新时期我国第一部颇有特色的原始社会史专著。其它原始社会史专著，关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原始社会的饮食、经济、文化的专著，还有多种。石兴邦的《半坡氏族公社》则主要根据典型遗址来分析和复原氏族制度面貌。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已经更加系统和深入。

2.先秦文明史研究。

由于我国文明初期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推动了先秦文明史研究。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更给先秦文明史，尤其是殷商史研究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夏鼐著《中国文明的起源》认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这也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关于中国国家的起源、最初的政体形式等，日知、田昌五、张凤喈等学者已根据掌握的实际材料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且有不同的见解。唐兰提出的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由氏族制步入奴隶制，中国已有六千年文明史，曾经引起过争论。目前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夏代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王朝。新时期最早出版的夏史专著是郑杰祥的《夏史初探》，其前还有李民的《夏商史初探》和孙淼的《夏商史稿》。青年学者陈剩勇提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于东南，夏族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还需要讨论。商史专著有彭邦炯的《商史探微》。杨升南著的《商代经济史》，初步建立起商代经济史的总体构架。朱凤翰有《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关于夏商社会生活、商代历法、祭祀、科学技术等，还有多种著作。周代尚无通述性的专史。关于周代官制、家族宗法制度、政治、宗教、文化，已有多种著作，如谢维杨的《周代家庭形态》等。井田制则有金景芳、徐喜辰、吴慧的三种专著及马曜等的西双版纳分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的著作。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春秋史以及战国史，大为加强。关于齐、鲁、晋和东周列国、东夷古国及赵、楚、秦的研究都有专著。齐国的著作有多种，尤以楚国史研究的著作为多，除张正明的《楚史》外，论及楚国的矿冶、经济、文学、艺术及对周边地区影响的著作甚多，当与楚文化史研究的兴盛相关连。何光岳有关于秦、赵、楚等多种源流史的著作。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是目前这一领域水平甚高的专著。先秦思想史原来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新时期仍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先秦诸子及重要典籍，多有研究著作。通述先秦政治思想发展进程的，有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通述先秦历史进程的，有翦伯赞著《先秦史》〖HTF〗(由张传玺整理修订)，以及王明阁的《先秦史》。田昌五有《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晁福林有《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等。

3.秦汉至清的断代史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各个时期都有断代史专著。

秦汉时期有翦伯赞著《秦汉史》〖HTF〗(经张传玺修订补充)，田昌五、安作璋合著的《秦汉史》，分量最重的是林剑鸣近百万字的两卷本《秦汉史》。林剑鸣还有专述秦史的《秦史稿》及《秦国发展史》。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何兹全、马植杰各著的《三国史》，王仲荦有《魏晋南北朝史》，韩国磐有《魏晋南北朝史纲》，万绳楠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隋唐五代时期，有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吴枫、陈伯岩的《隋唐五代史纲》，谢保成等著的《新编中国隋唐五代史》。隋、唐、五代还各有专史，如金宝祥的《隋史新探》、陶懋柄的《五代史略》等。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以往研究较薄弱的环节，新时期大有发展，如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张正明的《契丹史稿》，舒焚的《辽史稿》，杨树森的《辽史简编》，张博泉的《金史简编》，李桂芝的《辽金简史》。西夏史有吴天墀的《西夏史稿》与钟侃、李蔚、王天顺等撰著多种。元史有韩儒林主编，陈得芝、邱树森等著的《元朝史》，代表了目前我国元史研究的新水平。周良霄等著的《元代史》也颇有特色。明史有南炳文、汤纲主编的《明史》2册，傅衣凌主编、杨国桢等撰的《明史新编》，王戎笙主编的《明代简史》，吴晗提要式的《明史简述》。顾诚有《南明史》。清史是新时期发展得最为迅速的断代史研究之一，由李洵、王戎笙、郭松义等众多学者主编、撰写的《清代全史》，已出齐10卷。戴逸主编有《简明清史》，郑天挺有《清史简述》，史述、林铁军等有《清史编年》，杜家骥有《清朝简史》。王思治、何龄修、张捷夫、李文海、孔祥吉等众多学者主编、撰写的《清代人物传稿》，则从清代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角度反映出清代历史的面貌。以上各种断代史著作，详略不等，水平不一，却确实地表明新时期我国的断代史研究已经全面地展开。至于断代专门史研究，著作极为丰富，实难细列。

(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全面深入。

1.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理论的新探索和近代通史研究的发展。

新时期学者们对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了新的探索，研究框架自然也随之有新的设计。这里指的仍是1840年到1919年的近代前期。除坚持一根主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的原研究体系外，新的探索大体有：第一，李时岳等学者基本上赞成用阶级斗争表现作为基本线索，但强调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反映这一线索的突出标志则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此即“四个阶梯”说。第二，胡滨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人民面临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就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戚其章则以此为依据，进而提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几个连续递进的历史阶段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第三，以现代化或者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罗荣渠认为，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变革有四条线索：即中央集权王朝统治自我衰败的过程；半殖民地化过程，同时也是外来资本主义因素影响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的过程；反对西方侵略与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化过程；由各种因素引起的，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现代化过程。徐泰来则提出，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著作甚多。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仍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线索，积多年研究经验，自成体系，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苑书义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3册，章开沅、陈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等，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等，有关中国近代前、后期的通史著作有很多部。以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和《五四后三十年》为代表的一些近代通史著作，都力求突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框架，扩大了研究范围，如包括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研究取向。按照现代化、近代化为基本线索探索中国近代通史的，有罗荣渠、董正华编著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等。关于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性著作，已经出了多部。

2.新时期中国近代重大事件史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并深入发展。

近代后期事件史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著作繁富，难以尽列，只能就每一重大事件的专史略举一二，以见研究之兴盛。鸦片战争史，如肖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很多，罗尔纲的四册《太平天国史》，凝集了他一生研究太平天国的心血，还有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合著的《太平天国运动史》等。有关太平天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宗教、阶级关系、人物及太平天国在各地活动的著作甚多，不及细列。洋务运动“文革”前基本上是否定的，新时期不少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给予了更多的积极评价，如李时岳、胡滨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夏东元的《洋务运动史》，徐泰来的《洋务运动新论》等。中法战争史有刘子明的《中法战争始末》等。中日甲午战争有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等。对戊戌维新运动评价渐高，如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孔祥吉的《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等。义和团研究逐渐深入平实，如廖一中、李德征等的《义和团运动史》，路遥、程〖HT5，7”SS〗肃〖KG-*3〗欠〖HT5SS〗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等。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如朱英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等。辛亥革命史研究久盛不衰，逐步深入，如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章开沅、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册，以及林家有主编的《辛亥革命运动史》等。从各个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则更多。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有所进展，除来新夏修订增补的《北洋军阀史稿》，还有王永贞的《中国近代军阀史》等，以及多种护国运动史、护法运动史的著作。五四运动研究有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研究，多有扩展，如王宗华主编的《中国大革命史》2册、张静如等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等。关于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合作、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武汉国民政府等，还有多种论著。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爆发前时期，有关八一南昌起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九·一八事变、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等的著作甚多，如吴玉章的《八一革命》、力平等的《中国红军长征史》、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等。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有进展，而且更趋客观，著作很多。全面阐述抗战史的著作，有刘大年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等约十种，有关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远征印缅抗战、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国共关系及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的抗战、海外华侨对抗战的支援、抗战时期的外交关系，以及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日寇暴行的著作相当之多。解放战争史的著作，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多种。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兴起。李新、李宗一等多位学者主编、撰写的《中华民国史》拟分3编11卷，目前已出版2编5册，其余部分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即将完成。全书完成，当是我国最有分量的中华民国史专著。已经写完全书出版的有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等。有关中华民国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外交、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专题著作已出版多种。

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迅速发展，著作众多。其中首推当代中国研究所主持的《当代中国》丛书，历时15年，已于1998年全部完成，共150卷，约1亿字，有3万幅图片，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史的专著，已经出版的有邓力群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以及刘国新、刘晓、贺晓敏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等数十部。有关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外交、人物以及若干重要事件的著作，非常之多，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等，难以备列。

(四)中国专门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新时期中国专门史的研究领域大为拓宽，许多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1.中国经济史研究逐步深入，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一是中国经济通史和各时期经济史研究已广泛展开。胡如雷80年代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一部颇有理论深度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理论专著，它简要地纵向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傅筑夫的巨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5卷及其《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集，反映了作者对商代至明清经济发展的全面、系统、独特的见解，自成体系。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引起学者的不同意见，仍为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就。其它如孔经纬的《新编中国经济史》、余也非的《中国古代经济史》、郑学檬等的《简明中国经济通史》也都各有特色。断代经济史已经展开，如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胡如雷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漆侠与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李干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韩大成的《明代社会经济史初探》、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吴量恺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张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等。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有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31万字，资料丰富翔实，用力甚深。专门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从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初步发展的过程，并对诸多争论问题加以评议，提出自己的见解。另外还有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孔经纬的《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金慰天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其二是经济制度史研究的展开。如赵冈、陈仲毅的《中国经济制度史》。陈守实有《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共分4卷，已出版第1卷。乌廷玉有《中国租佃关系史稿》等。断代经济制度史著作更多，如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张泽咸的《唐五代赋役史草》、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

其三，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史已出版多种著作，农副业史如农业技术、水利、粮食亩产量、果树、海洋渔业史都有专著，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农学史》下卷及《中国农业史初稿》、张含英的《历代治河方略探讨》等。手工业史如造纸、印刷、矿业、冶炼、盐业等都有专著，如童书业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潘吉星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等，尤以盐业史研究最为系统，如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丁长清编著的《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唐仁越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地方编》等。近代工业史及纺织、丝绸、卷烟等专史已有多种著作。科学技术史的综合研究及医学、生物学、数学史等都有著作，如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下卷，是解放后第一部综合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著。

其四，商业、交通、金融、财政史研究，从薄弱到加强，有更大发展。“文革”前商业史研究很薄弱，一本专著也没有，新时期则有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第1、2册，张海鹏(皖)、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等。交通史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有发展，内河航运、航海、海港、铁路、公路史研究已较广泛地开展，如王子今的《中国古代交通》、李占才主编的《中国铁路史》、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樊百川的《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等。货币史研究原来较有基础，新时期金融、货币史研究有较快发展，如肖清的《中国古代货币史》、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史》等。财政史已出版多种著作，如周伯棣的《中国财政史》、王者的《中国古代财政史》、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等。断代财政史著作还有多部。各地的区域经济史包括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的著作则更多，如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等。

2.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发展。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中国政治通史，但古代和近代的断代政治史著作已出版多种，断代的政治专题史著作则更多。政治史的进展，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史、革命史、军事史、政党史等专门领域和政治人物的研究。新时期综合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白钢主编、由多位学者撰写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以历代国体与政体的形成及发展为研究对象，突破了传统官制史的局限。另外还有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多种。部门政治制度史中以法制史成果最多，如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上、下册，韩国磐的《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等多部。法律史、刑法史、监狱史、警察制度、廉政制度等都有专门研究著作。农民战争史研究更趋系统平实，孙祚民、田昌五、孙达人、孟祥才、朱大昀等都主编或撰有中国农民战争的通史著作。断代农民战争史著作不少，如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等。近代革命史著作甚多，如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已经出版3卷。革命史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展开，并已深入到经济、财政、教育等领域。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收获是军事科学院主持编写的《中国军事通史》，共17卷20册，800万字，系统阐述了有关中国古代军事的各方面内容的发展，具有开拓性质。陈崇桥等编著有《中国近代军事史》。关于战争史、军制史、军校史、兵器史、军事后勤史、军事思想及军事史理论与方法著作，还有多种。政党史研究已经全面展开，首先是中共党史研究，更为全面、系统、客观。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很多，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等。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组织建设史、宣传史、统一战线史、党章史、经济思想史及白区斗争史、秘密工作史等专题研究的系统展开。国民党史与国共关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也都已有专史著作。政治人物传记著作，更是丰富。

3.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

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缔，社会史研究也随之中断。新时期社会学被恢复名誉，社会史也随之恢复，并获得迅速发展，有的学者称之为社会史的“复兴”。

目前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理解不同，撰写出来的社会史著作内容亦异。以冯尔康等为代表的一种见解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如冯尔康、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等；以乔志强等为代表的一种见解认为，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如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还有不少学者，如陈旭麓等则认为社会史是从新的角度来研究的通史，如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新时期有的学者明确提出社会史只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不可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实际上也是主张社会史即是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写成的通史。拙意以为这门学科宜定名为社会主体生活史，以一定历史环境条件下社会主体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史为研究对象。学者们虽对社会史研究对象意见不一，这并不妨碍学者们对人们社会生活各个具体领域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十分丰富。人口史研究，如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等的《中国移民史》等。妇女史研究，如郑永福、吕美颐合著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等。宗族、家庭、婚姻史研究，如冯尔康的《中国古代宗族与祠堂》、徐杨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陈鹏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稿》、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等。阶级、阶层、社团史研究，著作甚多，如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黄逸峰、姜铎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刘泽华主编的《士人与社会》(先秦卷)，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等。教育史研究，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6卷等。饮食、服饰、丧葬、民俗史研究，如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杨宽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周天游的《古代复仇面面观》等。宗教史研究，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宗教史》、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喻松青的《明清白莲教研究》等。社会心理史研究，如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程肃欠的《晚清乡土意识》等。灾荒史研究，如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等。消极的病态社会史，包括流氓、土匪、妓女、赌博、毒品等都有专史，如苏智良的《中国毒品史》等。其它如区域社会生活史、城市史、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等研究著作，难以悉举。

4.中国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

“文革”以前，中国文化史的若干专门领域，如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科技史等，还是有所开展的，并且取得多少不等的成绩。但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整体的综合研究，则没有开展。80年代前期，整体的文化史研究被提上日程，不久便获得迅速发展，至今不衰，论著颇多。仅文化史的各种丛书，便有数十种。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史，学者们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究竟是什么，以往一向认为儒学或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现在则有学者提出道家为中国文化主干，还有些学者认为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主干，隋唐以后佛教文化又成为中国文化主干的一个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或曰基本精神，有些学者认为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人文主义，有的学者认为是人伦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是实用理性，有的学者认为是超稳定性，也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无特定的核心精神。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各个学派、著名文化人物、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种各样具体文化的研究，则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课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史著作甚多，如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许树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学思想史》，赵光贤的《孔学新论》等。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学者们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如爱国主义思潮、洋务思潮、戊戌维新思潮、民主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近代社会政治思潮、人道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新儒学思潮、现代化思潮、马克思主义，以及中西文化关系，包括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与融合，中西文化观及其比较研究等。这方面著作也非常多，如龚书铎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丁伟志、陈崧合著的《中西体用之间》等。

目前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史研究的文化。有些学者提出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化”。这样的理解也不能说不对。无人参与的自然界没有文化，只有人类创造了文化。如果把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规定为这种“人类化”，则文化史实际即等同于历史学。现在流行的物质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制度文化等，便源于这种理解。这种对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看似极大地扩大了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将文化史消融于历史学，最终可能并无助于文化史作为历史学一门分支学科的建设。拙意以为作为历史学中一门分支学科的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还是规定为人们的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为好。

文化史中的许多专门领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有哲学通史研究，关于哲学派别史的研究，关于哲学中某一专门领域如认识论、逻辑、价值论史等的研究，关于哲学问题、范畴、概念发展史的研究等，如杨宪邦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唯物论史》、夏甄陶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等。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密切相关，但所涵则更为宽泛。通俗性思想史论著甚多，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等。思想家个案思想研究的著作甚多，如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等。关于专门领域思想史研究，如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管理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宗教思想史的著作甚多，如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刘泽华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中国史学史在6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关中国史学通史、古代史学史、近现代史学史、史学思想史以及研究史家、史著的著作相当之多，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1册，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陈清泉、苏双碧等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等。历史地理学研究，硕果累累。通史性历史地理研究成果，首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本书“文革”前已开始编绘，后经反复修订，于1982年到1988年出齐全书8册。该书以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的基本范围，收罗宏博，内容丰富，是新时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大收获。关于区域历史地理、断代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发展史研究的成果也很多，如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等。关于文字、语言、书籍、新闻、出版史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富，如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胡奇光的《中国小学史》等。还有些学者正在致力于公众文化史的研究，如刘志琴主编的资料长编性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录》，已出版了三集。关于文学艺术史等从略。

5.中国民族史研究硕果累累。

在五六十年代积累的民族史资料及进一步搜集资料和民族史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新时期民族史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进展是多方面的，而且日趋全面和系统化，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这种进展既体现在民族史理论方面，更体现在民族通史和对中国民族史的综合研究、古代民族史研究、区域民族史研究、族别史研究、民族关系史研究、民族政策研究、制度史研究，以及民族史文献资料方面。民族通史和综合民族史研究，如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则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主编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古民族史研究，如林干的《匈奴通史》和《东胡史》、陈国强等的《百越民族史》、何光岳的《百越源流史》，尤中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及其续编。族别史研究著作更多，现有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史书或调查报告。如白寿彝主编的4卷本《回族人物志》、李燕光等著的《满族通史》、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主持编写的《蒙古族通史》、方国瑜的《彝族史稿》等。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是很有分量的关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通史著作。其它有关著作还有多种。

6.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程。

新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也更有深度。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综合研究，有何茂春的《中国外交通史》、赵桂楹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张维华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等。研究中国与日本、美、俄、英、法、朝鲜等国综合关系的著作，还有多种。研究古代和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的，已有多种通述性著作。重要的专题研究，有季羡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陈翰笙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初探》。研究中外文化关系的，重要的有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其它有关中日、中西文化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著作，还有很多。帝国主义侵华史，也有多种著作，如余绳武、刘存宽、徐曰彪、吕一燃等合著的《沙俄侵华史》，张振昆鸟、沈予等合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等。

另外，地方史研究也有甚多发展，省、市、县方志编撰进入高潮，数量繁富。有关省、市通史著述也出版多种。台、港、澳史研究也渐兴盛，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责任编辑：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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