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

摘 要：王夫之的历史借鉴思想在《读通鉴论》中有集中的体现，在其卷末“叙论”系统的论述和文中个案评述的结合中呈现出独特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他注重史学在历史借鉴中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强调对历史借鉴的自觉意识，阐释了历史借鉴的辩证方法，指出了历史借鉴的广泛性。这一内容丰富而有机联系的历史借鉴思想，对于治国安邦和修身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王夫之；《读通鉴论》；历史借鉴思想

作者简介：陈安民，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2-0157-07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依《资治通鉴》所叙史事，品评自秦至五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其实际所论则囊括了自先秦至其所在时代的中国历史，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被认为是我国古代“评论史事专书的代表作”[1]（P133）。随着学界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之区别与联系的探索和厘清，我们对《读通鉴论》的认识尚有可以深入研究的领域。

研究者一般认为，“史学理论”是指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而“历史理论”是指人们在研究客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当然，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可截然割断的联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2]（P421）因此，如果我们不以严格的理论形态要求，以具备上述内核的“史学观”和“历史观”来看，一部史著或多或少都会兼具此两者。是否可以认为《读通鉴论》当是此类史著的突出代表？从历史理论角度对《读通鉴论》进行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当有进一步发掘的价值。1如历史借鉴是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一个突出作用，王夫之对此非常重视，在《读通鉴论》中就有系统的论述，传达出非常深刻的历史借鉴思想。我们认为，王夫之关于这一论题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强调史学（以及史书）在历史借鉴中作为中介途径的重要性，并有其内在的论述理路。

本文的主要旨趣即在于尝试探析王夫之所阐述的从读史中绎出来的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后人的启示，而尤致意于他在这方面提出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疏漏、失妥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读史与历史借鉴的自觉意识

王夫之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首先反映在他强调人们应当具有明确的从读史中获得历史借鉴的自觉意识，而这与他对史学之功用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3]（卷6，《后汉光武帝》一○）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界定史学，这是通过读史而获得历史借鉴的基础。2

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王夫之专门以一节详细解释自己对“资”“治”“通”“鉴”四字的理解，集中表露出他对从读史中获得历史借鉴的重视，并一再地强调历史认识主体和历史实践主体的自觉意识。

第一，他尖锐地批判了“玩物丧志”的读史态度，指出：“‘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3]（卷末，《叙论四》之二）显然，这里借解释司马光“资治”二字的深意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读史并非仅仅止于知道历史上的善恶美丑并感慨一番而已，关键的是要从中取资而反思，“临事而仍用其故心”当所深戒。

第二，他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从历史中求鉴这一主观意愿的重要作用。他举诸多历史事实证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如：“君以柔嘉为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攘夷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凡此，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历史情境是复杂多变的，同样的原则和行事方式可能会有迥异的结局。可见，历史“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而要避乱求得“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王夫之深刻地阐释道：“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 [3]（卷末，《叙论四》之二）联系起来看，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历史实践主体的意愿（所谓“心”者）是从历史中求得借鉴的重要前提。二是将这种求鉴的意愿用于指导政事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宜民”并“成乎可久”之功。三是指出了将这种主观意愿落到实处的具体路径，可用“设身处地”以蔽之，既是心态和方法，也可视为对认识主体的修养要求。

第三，他从认识论上注意到了历史何以能为当世之借鉴的问题，并进一步强调认识主体的主观动机（也包含修养）。

从过往历史中获得现实借鉴，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家的认知中是不成问题的前提存在[4]，颇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认知。[5]（P78-84）当然，中国的先贤们对这一问题也并非全无触及，如唐太宗的“三镜”之说；在王夫之的相关认知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些许蛛丝马迹。他以镜子正容貌衣冠之用而喻历史认识之功，所谓：“‘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就正”己之所失，推而及之，则历史之功用。他进而指出：“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是的，镜子是不能主动临照我们的，它必有赖于使用者的主观意愿和操作。这里，王夫之以镜子为喻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借鉴的主体之能动性问题。显然，从历史中求得借鉴远非以镜子正衣冠那么简单，它需要细致的思考和体察，“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 [3]（卷末，《叙论四》之二）。这样方可从历史中得到切实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现实，而非如悬镜于室而不正衣冠。

王夫之对历史借鉴的自觉意识之强调，并非是悬于叙论中的一抽象原则，它充分地体现在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述中。兹举数例于下：其一，关于汉淮南王刘安读老子书而走入自亡之路，他评论道：“安是之学，其自杀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于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与凶为徒也。读刘安之书，可以鉴矣。” [3]（卷3，《汉武帝》十三）这是王夫之警示学术、处世之道的选择影响及个人的命运。其二，关于汉武帝开仓赈济、徙荒民于朔方、新秦，他评论道：“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此策，晁错尝言之矣。错非其时而为民扰，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故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3]（卷3，《汉武帝》十七）这是肯定汉武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晁错曾经提出的建议，于全面评价中剖析入微。然而，王夫之以此一点而这样评述司马迁，“史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无疑失之于一偏。其三，从其华夷文野的民族立场出发，他认为：萧望之以“春秋之义”“欲辅匈奴之微弱，救其灾患，使贵中国之仁义”是不可取的，“望之之说《春秋》也，失之矣”。[3]（卷4，《汉宣帝》十五）这是在王夫之的认识中，读史而得出“错误”借鉴的实例。从上面所举数例可以看出，皇帝、大臣于史中求鉴的结局是不同的，后世读史者又当以其鉴为戒。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于此还可看到王夫之对作史者的要求。

第四，特别重视史著撰述者的修养和内容选择。鉴于史书流传的广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史家的心术和修养识见便显得相当重要，由王夫之关于王贺“阴德”之说的评论可见一斑。“阴德之说，后世浮屠窃之，以诱天下之愚不肖，冀止其恶。……东汉以上，浮屠未入中国，而先为此说者史氏也，则王贺阴德之说是也。贺逐盗而多所纵舍。法之平也不可枉，人臣之职也；人之无罪也不可杀，并生之情也。而贺曰：‘所活者万人，后世其兴乎？’市沾沾之恩而怀私利之心，王莽之诈，贺倡之矣。故王氏之族终以灭，而为万世乱贼之渠魁，以受《春秋》之 钺。”王夫之对其阴德说之厌恶溢于言表，而追根溯源，使其说大昌而影响深远者，史家实难辞其咎，“史氏以阴德称之，小人怀惠，坏人心，败风俗，流为浮屠之淫辞，遂以终古而不息”[3]（卷3，《汉武帝》二六）。因此，王夫之深戒论史之二弊，在对前人史论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顾惟不逮，用自惭恧；而志则已严，窃有以异于彼也” [3]（卷末，《叙论三》），并对“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3]（卷末，《叙论二》）。这些，可以说是对朱熹所谓“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6]（卷11，《读书法下》）原则的具体化和发展，并将之作为撰史原则，这也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为史家所需的自觉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王夫之对历史借鉴的自觉意识之强调是一贯的，并不仅仅体现在历史性质的《读通鉴论》中。在早于《读通鉴论》的《四书训义》中有一段广受称道的论“学”与“思”的名言，其中有云：“学于古而法则具在，乃度之于吾心，其理果尽于言中乎？抑有未尽而可深求者也？则思不容不审也。乃纯固之士，信古已过而自信轻，但古人有其言而吾即效其事，乃不知自显而入于微，自常而推于变者，必在我而审其从违；而率然效之，则于理昧其宜，而事迷其幾，为罔而已矣！” [7]（卷6，《论语·为政第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条）既不盲从古人，也不轻易地否定古人，这种对待学问的态度，移之于历史借鉴也是自然而合理的。此外，王夫之强调历史借鉴的主观自觉，其背后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辩证法思想和“积善成性”[8]（P117）的人性论可谓息息相关。

二、论历史借鉴的辩证观点

在有自觉的主观意愿之后，要求得历史的借鉴还得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王夫之所谓 “汉人学古而不得其道，矫为奇行而不经，适以丧志。……韦氏世治经术，而玄成以愚。学以启愚也，不善学者，复以益其愚；则汉人专经保残之学，陷之于寻丈之间也”[3]（卷4，《汉宣帝》十）。从这一批评中，可见王夫之对学得其法的看重。

“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可以说，王夫之此论已被作为辩证的历史借鉴观点的代用语。下面就王夫之论历史借鉴的辩证之处的其他内涵略作考察。

辩证，首先是要看到变化，不拘古。王夫之认为至道之极致乃《尚书》和孔子所言之三代，但“封建、井田、朝会、征伐、建官、颁禄之制”，《尚书》和孔子尚且不言，正确的态度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而不是“以记诵所得者断万世之大经”。[3]（卷末，《叙论四》之一）可见他对盲目从古、迷古的教条思想的否定。

变化而不拘古可视为辩证求鉴的一个前提，正面的态度和原则是：“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于圣治之本；而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有自相蹠盭者矣，无强天下以必从其独见者也。”分析其内核，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要穷尽原委，力求得出最有价值（“圣治之本”）的看法；其次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宁可失之于自己见识的前后乖舛，也不空设一原则去裁剪史实，强时势以从主观意愿。反之，则是这样的结果：“若井田、封建、乡举、里选、寓兵于农、舍笞杖而行肉刑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袭《周官》之名迹，而适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据《禹贡》以导河，而适以益其溃决者，李仲昌也。”[3]（卷4，《叙论四》之一）相似的思想在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那里已有清晰的阐述，他认为后世一些人企图按《周礼》的办法管理天下，以行封建、井田的办法解决社会危机，是不能通古今之变的书生之论。[9]（卷180，《经籍考七·周礼》）不过，“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这一表述，则将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的历史借鉴思想表现得更为深刻和凝练了。

在王夫之辩证的历史借鉴观中，通变思想无疑是其精髓。王夫之说：“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3]（卷2，《汉高帝》八）其论封建郡县之制、田赋、限田、土地制度、乡举里选、兵农合一、文武合一，无一不具有长时段和通变的历史眼光。缺失了这种辽远的历史视野，仅将眼光局限于当下，对于现实亦是难以有清楚认识的，正所谓“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庸人之情，不参古今之理势而唯目前之骇，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3]（卷2，《文帝》一五）。通变眼光更需要因时，“董仲舒请使列侯郡守岁贡士二人，贤者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以是为三代乡举里选之遗法也，若无遗议焉。夫为政之患，闻古人之效而悦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时会，欲姑试之而不合，则又为之法以制之，于是法乱弊滋，而古道遂终绝于天下” [3]（卷3，《汉武帝》一）。而其至为难者，无疑是确定何者当变，何者不变，“王安石以经义取士，踵仲舒而见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经学不醇矣，然不能禁后世之醇，而能禁后世之非经。元祐改安石之法而并此革之，不知通也”[3]（卷3，《汉武帝》二）。这无疑是提出了抛开门户偏见和私利而依据本身之是非作出正确决策的问题。在王夫之的史论中，所谓“势相激而理随以易”[3]（卷1，《秦始皇》一）；“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3]（卷3，《汉武帝》一五）；“事随势迁，而法必变”[3]（卷5，《汉成帝》八）等，类似前述思想的卓见不时可见。唐代学者李翰提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10]（李翰：《通典序》）可以说，这一原则在王夫之的史论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从方法上具体言之，辩证的要求则是“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3]（卷末，《叙论二》）。对此，学界已有结合实例的详尽分析[11]（P286-288），此处仅补充两例，一是对司马迁和司马光关于李广和程不识评价的辨析[3]（卷3，《武帝》五），一是对“夷狄相攻，中国之利”[3]（卷7，《和帝》一）的辨析，这些无疑也是王夫之对其前述方法的精彩运用。1当然，比较方法自然为王夫之所广泛使用，如此举的第一例，即可视为通过比较而“辨其不尽然之实”的突出例证。

三、论历史借鉴的广泛性

根源于历史内容的广泛，中国古代史书以其丰富和多样的形式，满足了各阶层不同目的的读史需求。正如王夫之所论：“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3]（卷末，《叙论四》之二）无疑，这是对历史宝库之于社会人生之功用的全面而精辟的肯定。

从秦始皇初步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皇朝以来，皇帝在国家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可谓关键，王夫之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故在其史论中，对为君之道有较多的关注。

从《读通鉴论》对国君的广泛批判来看，王夫之所认识的君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是要以生民之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他引述贡禹的话说：“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自娱乐而已”[3]（卷4，《汉元帝》四），表达了他对国君之角色的看法。他论五代之征伐交攻者，“秦、隋之不道也，抑尝立法创制，思以督天下而从其法令，悖乱虽多，而因时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区画之，早作夜思，汲汲于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刘知远苟窃一时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论；李克用父子归鞑靼以后，朱温帅宣武以来，觊觎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谋不辍者，曾有一念及于生民之利害、立国之规模否也？” [3]（卷28，《五代上》一）从对五代时期矜功于权谋征伐者的严厉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之对君以保民之基本职责的强调。二是要合理奖赏，不滥封。其论汉宣帝纪定策功，加封霍光以二万户，侯者五人，关内侯者八人，是“失君道矣”[3]（卷4，《汉宣帝》二）。对于汉明帝之超越常规的官吏提拔，他评论说：“旦郡守而夕三公，庙堂无广大从容之化，其弊也，饰文崇法以伤和平正直之福，非细故也。明帝勤吏事，而不足与于治道，未可为后世择相法也。”[3]（卷7，《后汉明帝》三）三是要远谀臣。王夫之说：“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3]（卷1，《秦始皇》三）显然，远谀臣与社稷之存亡关系至密。四是要防止朋党之兴。这一情势最容易出现于旧君故去新君初立的过程中。其危害则是“一激一随，法纪乱，朋党兴，国因以敝”[3]（卷7，《后汉章帝》二），“朋党交持，祸延宗社。”[3]（卷25，《唐宪宗》一○）五要远女色而避宦祸，所谓“女谒远，奄权自失矣”[3]（卷8，《后汉桓帝》一二）。此外，王夫之还强调男女家庭伦理关系[3]（卷20，《唐太宗》一六）、对夷狄不可以以仁义待之[3]（卷19，《炀帝》十一）等。当然，这些有不尽合乎情理之处，需要予以历史的具体分析。

在“君道”之论中，王夫之有很多精彩的分析，而他对汉武帝的评论更有特殊的意义，当是对其史论原则和方法极好的运用。汉武帝崇神仙宠方士，为历代史家所诟病，但王夫之能从中看到汉武帝防微杜渐的一些措施并肯定其做法。如：“乐成侯丁义荐栾大，大诈穷而义弃市。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惩而大诫，小人之福也；惩一人而天下诫，国家之福也。义之荐大，非武帝奖之弗荐也。弗与惩之，继义而荐者相踵矣。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自不敢尝试也。义诛，而公孙卿之宠不复如文成、五利之烜赫。其后求仙之志亦息矣，无有从臾之者也。故刑赏明而佥壬戢”，并予以这样的评价：“武帝淫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3]（卷3，《汉武帝》二一）这是对汉武帝的肯定，也是王夫之对君主远小人以利国祚的深切期盼。而对于武帝法网严酷，王夫之在作了精当的分析后也给予强烈的谴责：“上失其道而盗起，虽屡获伏法，仁者犹为之恻然。况凭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势哉！”他认为：“汉武有丧邦之道焉，此其一矣。”[3]（卷3，《汉武帝》二五）这是极其严厉的批评。汉武帝曾有言：“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王夫之对此赞道：“有是心，为是言，而岂不贤乎？”[3]（卷3，《汉武帝》二八）王夫之赞其言，但更重其行，紧接着便对武帝“狎宠姬、任广利、而为之左右也”予以揭露，“用人假耳目于私昵，而不保其子，悲夫！”[3]（卷3，《汉武帝》二九）其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从这里可以看到，同是武帝，王夫之对其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真合其所言“有自相蹠盭者矣”，但其中所透露的更是“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的实事求是精神[3]（《叙论四》之一）。

语及君道，自然要论到在封建伦理中与之紧密相关的臣道，此即王夫之所谓“臣谊”、“臣节”之义。“立人之廷者，谗不必忧，讥不可避，而必为国除蟊贼以安社稷，斯国之卫也”[3]（卷3，《汉武帝》一九），不计较一己之得失而以国为重，这是其一。“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3]（卷4，《汉元帝》一）“一波而万波随，不知所届，要皆口舌文字之争胜负于天下，而国之安危，俗之贞淫，淌滉而无据，言之得失，可为善恶之衡乎？尽臣道者不可不知，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3]（卷25，《唐宪宗》十）陷而溺于党争，尤为为臣者之所大不该，此其二。“台谏之任，风闻奏劾，巡察之任，访逮豪猾” [3]（卷3，《汉武帝》二四），“事无有不言，言无有不尽”[3]（卷24，《唐德宗》二二），这是台谏、监察之臣所当为，此其三。“能知人臣事君之义，导主以忠厚……有见于此而持之，则虽非忠臣孝子，而名义之际，有余地以自全。”[3]（卷4，《汉宣帝》八）在王夫之看来，尽臣之道，不仅是忠君报国，亦是自全之道。其实，为臣之道还涉及明进退时势、个人修养、心术等诸多方面，王夫之对霍光鞭辟入里的分析[3]（卷4，《汉宣帝》一、五）是这方面的确论，为世人所广为称道。其他，如对历史人物卑微之时的批判精神和身居高位后的谨小慎微，甚至是言行前后乖舛的现象，王夫之都有分析、揭露，也是值得注意的，此处就不缕述了。

司马光说自己所撰《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2]（294《进书表》）入史，他所言善恶是价值的判断；而国之盛衰和生民休戚则是历代统治者无不关注的互为联系的两个根本问题，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在国家的政治社会中依然具有关键的意义。船山此处所论君道与臣道，是承继司马光而对统治阶层所当具备之素质的多方面揭示，它不限于处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其要无疑关乎此。

历史借鉴的广泛性源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性，此处仅对君臣之道略作概括，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揭示的自然不止于此。只要人们有以史为鉴的自觉意愿，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自然可以从丰富的史籍中求得修身治世的思想资源。

余 论

通过撰史和读史表达自己对历史、现实以及史学自身的思考，在中国史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它集中地表现在相关的史论中。《读通鉴论》不仅以其历史思想的深邃性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最高峰；其史学思想亦颇为丰富，本文所探讨的历史借鉴的相关论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夫之所论为读史，而其实质则是怎样求得历史的借鉴，反思其理论和方法的合理内核，可以启发我们从以下三个角度作些思考。

第一，历史借鉴之于政治决策、社会风尚以及个人修养之反思和改进，无一不具有现实的价值，王夫之对此是有明确而充分肯定的。其论代表着对中国古代史学“殷鉴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那么，这一传统在今天是否仍然成立，它对于我们思考史学的社会功能有何价值呢？

第二，关于历史的实践主体怎样借鉴历史。王夫之指出了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那就是：首先要明确读史非空发感慨，要有从中求治的主观意识；在具备自觉意识的前提下，还得掌握和运用合理的方法，处理好客观与主观、全面与局部、历史与时势的关系，通变而非泥古，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王夫之深知为鉴之不易，故不惜笔墨于卷末“叙论”中再三阐释。

第三，对史学发展的启示。王夫之从历史借鉴的旨趣出发，认为“治乱之枢机”当是撰史、读史的关键。不仅这一旨趣值得认可，他提出的问题更是值得重视的，即史学工作者怎样撰写历史；哪些内容应该入史；不同的时代和出于不同目的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应该选择什么可以是多元的，但不应当选择和提倡什么还是应当有所注意的，这对于今天的通俗历史读物的撰写尤其值得反思。史学的真谛在于：“史学家于求真以后，必须进一步求美与求善。史学上的真，与史学上的美与善，必须互相辉映”[12]（P267）。“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13]（P417-420）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王夫之无疑是求真与致用合一论的代表者之一。他的历史借鉴思想并非以牺牲客观性为代价，对我们深化认识历史撰述的内容选择和求真与致用之关系不无助益。总之，以史求鉴者只有在主观上有自觉，方法上辩证不拘，并注重从广泛的历史事实中取资裕如，方可得历史之鉴以有益于社会和人生。

参 考 文 献

[1] 白寿彝. 史学概论[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2] 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王夫之. 读通鉴论[A]. 船山全书（十）[C]. 长沙：岳麓书社，2011.

[4] 刘家和. 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5] 柯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王夫之. 四书训义[A]. 船山全书（七）[C]. 长沙：岳麓书社，2011.

[8] 侯外庐. 船山学案[M]. 长沙：岳麓书社，1982.

[9]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教本[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2]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瞿林东. 中国简明史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 王夫之. 宋论[A]. 船山全书（十一）[C]. 长沙：岳麓书社，2011.

[责任编辑 王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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