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与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

著名中共历史学者张静如不仅提出了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命题，而且呼吁加强学科建设、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着力培养中共历史研究人才等，为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历史研究至今已近90年，但把中共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和建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引起中共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逐渐加强的。与此相伴，中共历史研究也呈现出科学化趋向。不少研究者为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贡献了才智。其中，著名学者张静如在近60年的治学、从教生涯中，以其言传身教、道德文章，为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率先提出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命题

历史贵真，求真必须使用科学方法；历史多诗意，了解历史必须发挥艺术想象，二者实是相融并存。国际史学界曾就历史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争论，有的认为历史是科学的一支，“历史是科学，不少也不多”；有的则认为历史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历史在挖掘材料、甄别其真伪时表现出科学性，而遣词造句、落诸笔端，呈现给读者时则运用了艺术想象。[1]国内史学界就历史是什么也曾有类似争议。尽管如此，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看法，已为国内多数历史研究者所认可。

就领域而言，萌芽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历史研究，历经徘徊曲折，至改革开放以来才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因治史对象为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执政党史，一些研究者误以为它仅仅属于政治范畴。在指导思想趋“左”的年代，中共历史研究被无视客观事实的革命话语充斥、求真务实的学术话语罕见，科学性几近无存，后来也因此授人以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历史学界首先反思的是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教学方面，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就中共历史课教学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党校党史教学率先摆脱把中共历史视作阶级斗争史、路线斗争史的僵化思维，开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梳理中共历史。研究方面，学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了大量文章，意在澄清错讹、正本清源、还原真相，试图纠正带有时代烙印的假大空话语，使中共历史研究返于正途。如张静如在1978年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污蔑》一文，对李大钊进行了重新评价，意在推倒“文化大革命”中加于李大钊的污蔑不实之词，恢复李大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个阶段中共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复原事实，研究者虽是沿着科学治史的思路进行研究，但还未自觉深入思考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问题。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共历史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各种论著丛出并发，成果蔚然大观。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的呼吁和带动下，中共历史研究者开始注重学科建设和加强中共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在总结中共历史研究近8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基础上，2000年，张静如倡导中共历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首次提出中共历史研究要科学化的命题，并指出“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指的是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对待党史，实事求是编写党史。”学人共知，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在于真实。兹以为，求真就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科学化即是求真的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张静如不仅指出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就是要实事求是，还指出了党史研究科学化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如“党史研究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外，研究工作者本身也存在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人们对于第一手材料研究很不够。或者说很不重视研究第一手材料，抄来抄去，非常容易出错，更谈不上得出符合实际的新结论。当然，即使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使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把主观臆想加进去，符合自己的想法就用，反之就不用，这样得出的结论仍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总之一句话，党史工作者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党史研究就不能科学化”。[2]张静如最近与笔者交谈中还指出作为中国历史学组成部分的中共历史学，是探讨近现代时限内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及指导思想发展全过程的内在规律的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确凿的一手资料为依据，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史学史、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校勘学、地名学、笔名学为辅助，力求揭示中共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这样的学科，显然是科学的。并且还指出不能因为对干部群众进行党史知识的教育和宣传存在问题，就断言中共历史研究不科学。

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研究者对中共历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的正视，而且反映了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可贵的是，张静如不仅提出了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命题，而且言传身教、身体力行，通过呼吁加强学科建设、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培养中共历史研究人才等方式，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

二、尽力推动学科建设，为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奠定学科基础

一门学问能称其为科学，必有坚实的学科基础。没有学科支撑，则没有人才的培育和学理研究的延续。学问无根基，遑论科学化。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必须依赖健全的学科支撑。张静如在中共历史学科建设方面用力甚多，贡献甚巨。

在特定的年代，中共历史曾被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或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存在。有人就此有深刻分析：“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就学科来说，历经磨难之深、承担风险之大、学科定位之乱、自我封闭之严，恐怕非‘中共党史’莫属。前两方面主要是就学科外部环境而言，后两方面则是指学科内部机制而论。实事求是地说，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确立，这一学科才真正走出磨难，摆脱伪科学的束缚，迎来了它的学术春天。”[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入，加上中共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有人提出应该建立一门中共历史学。自此以后，学界就关于有没有一门中共历史学，中共历史学的性质、特点、类型、对象、内容、功能、指导思想、体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共历史学科建设渐次进入一个为学界所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年代。在学科建设方面，提出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张静如[4]，他不仅发表了多篇文章，还先后出版了《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学术著作。

对其学科性质，中共历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争论，有的认为中共历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有的认为它是一门马列主义理论实践学科。张静如观点明确，认为中共历史是历史科学，并最早提出中共历史学应该属于历史学科。理由是，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该归属于历史科学。中共历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学科，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以避免走上歧路。”[5]针对有人说中共历史既是历史学科，也是政治学科；有人说中共历史是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的观点，张静如认为“个人认识不同，不必强求一致。不过这些说法不科学，值得商榷”，进而指出把中共历史学定义为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显然是混淆了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是把学科特点当作了学科性质。

张静如还从中层理论的高度就中共历史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标准等提出了一系列为学界同仁所认可的重要观点，如中共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及其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全过程”；“中共历史学的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要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在党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等。这些观点对中共历史学科的建设和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张静如不仅自己撰写论著为健全完善中共历史学科献力献策，还指导学生开展相关研究，使中共历史学理论研究得以持续。如中共历史研究专家王炳林在师从张静如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荣获了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奖。中共历史研究专家丁俊萍所著《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第八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奖，该书也是在师从张静如期间写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如此奖项能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产生实属难得。

张静如作为中共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非常注意团结全国中共历史学界诸多学人，共同推动全国中共历史学科建设。他发起并连续主持召开了近30年的全国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硕士点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建立了此类专业研究生学习交流的长效机制，为全国党史学科点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很多中共历史研究者借助这一平台相识相知，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在研究方面集体攻关，携手推进中共历史研究。单凭此事，张静如于中共历史学科发展功不可没。

学科建设并非易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张静如适时提出了学科建设持久性的问题：“建设一个学科，是长久之事。只要这个学科存在，建设则永无止境，特别是对于建立时间短的学科，建设的任务就更为突出，中共历史这个学科，从开始建立至今，也不过几十年，而明确学科性质、学科对象就更晚得多。所以这个学科还属于年轻的学科，再加上它本身的特点和客观环境的复杂性，造成发展道路的曲折，因而学科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6]学科建设之艰难表明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任务依然繁重，有赖于研究者长期共同努力。

三、提倡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态度研究中共历史

张静如极力倡导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进行中共历史研究，着实推动了中共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是多年来研究者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更应如此。但长期以来，由于受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条化、原理化的影响，由于政治斗争中“左”的干扰，致使我们对唯物史观缺乏整体的结构性理解，忽视了理论的层次性，抽掉了关键的若干中间环节，从而给教条主义泛滥以可乘之机，架空了唯物史观，形成了非科学的研究模式。[7]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针对部分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核心唯物史观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反科学化倾向，对唯物史观做了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具体化分析，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社会现代化与党史学、社会进化和变革与党史学、社会意识与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等中共历史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初步构建起一个研究中共历史的中层理论根基。该书一经出版即引起学界重视，并颇受好评，至今仍被中共历史研究者作为案头书之一。有人从科学性的角度对该书置评：“张静如教授的论著以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为题，专门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贯彻到党史学领域之中的问题，这在党史学问题的研究中似乎还是第一次，其开创之功与理论上的价值自不待言。”并特别指出张静如著作中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主线”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显而易见，这一观点较之以往路线斗争为主线的观点科学得多。[8]据张静如自陈，之所以写这本书是针对那些不愿用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并且党史学界很少有人注意研究怎样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贯彻到实际中去，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党史学的关系，以深化党史研究。因为唯物史观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解释最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上的问题，不首先把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搞清楚，就无法深入，就会颠倒是非。[9]兹以为，张静如撰写此书旨在建构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的中介理论，引导研究者把唯物史观这一科学历史观在运用上具体化、实用化，以推动中共历史研究走向现代化、科学化。

近来，张静如对于构建中共历史研究中介理论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在当代中国，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每一门学科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中介理论。”具体到中共历史学科，这一中介理论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理论必须自成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和时代性。张静如认为该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以群众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这反映了张静如治学的一种理路，也是其多年研究经验的总结，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和借鉴。

针对中共历史研究存在过于注重精英而忽视普通人群的现象，张静如提出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都要讲的观点，体现了治史要全面的科学态度。提及民众史观，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最早提出该观点的应属郭德宏，他在2009年《史学月刊》第11期上发表了《论民众史观》，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引起张静如的很多思考，也是他提出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观点的由头。张静如认为，写中共历史时，不仅要写精英，而且必须写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作用。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表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策，都是靠着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群体来贯彻执行，才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为改变中共历史研究注重精英忽视普通人的现象，张静如希望中共历史研究者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并建议加强群体研究，尤其要反映群体的合力作用。在编写中共通史时，要尽量寻找相关材料，日积月累方见成效。这既表明了张静如作为研究者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他致力促进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

就中共历史学科属于历史学而言，以科学态度研究中共历史主要是要求研究者要时刻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适曾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是对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而实际值得思考的一段话。实际上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并非科学方法本身，而是科学方法的精神或者说科学的态度。张静如一直积极提倡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共历史。他撰写了多篇文章，告诫学人研究中共历史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即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如他认为求真务实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实事求是在新阶段的具体体现和深化，是中共历史研究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贯彻求真务实的原则，就是要求历史之真，务研究之实。就是要力求弄清楚真实的历史过程，弄清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群体的真实情况，弄清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实在在地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就无法求得历史的真实。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坚持求真务实，主要是指：求历史本源之真，务搜集考证之实；求历史情节之真，务分析研究之实；求历史发展规律之真，务党史资政育人之实。[10]从事中共历史研究，还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创新，以体现中共历史的发展变动。而真正的创新，永远与科学一致，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张静如认为中共历史研究者应该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但创新并不是要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也不是要改变已有的正确观点、分析、判断、结论，而是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开拓新的领域，用新的正确的认识代替旧的不正确的认识，用新的可靠的史料填补空白或纠正旧的不正确的史料。[11]

历史研究要靠材料说话，中共历史研究要求真务实和坚持创新，离不开史料的发掘和使用。张静如认为，研究中共历史最根本的一条，是要以第一手资料做根据，决不能用第二手材料。但“并不是任何第一手的原始资料都是可信的，一些史料需要经过考证”。当下，由于档案解密速度较慢等诸多原因，当事人的回忆录成为中共历史研究者获取材料的重要来源。但有的口述或回忆，存在不实之嫌。关于自己，多半爱说“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走麦城”连提也不愿提。[12]张静如以亲身实践告诫中共历史研究者用回忆材料一定要慎重，表明了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说，最近在写自己的生活、政治、学术等方面的事情时，发现这件工作很不容易。凭记忆，写出来的东西很难准确无误。研究中共历史必须以一手材料和实物为依据，对这些材料也要鉴别、考证真伪，纠正误差。他还深入分析了影响回忆材料准确性的六大要素，即时间久，记忆不准；政治化，有意掩饰；推责任，回避实况；赞先人，锦上添花；显记忆，信口开河；为充实，移花接木。[13]因此他告诫后学和同行，回忆材料有用，但要慎用。这是非常中肯的，也是科学治史所应遵循的。针对有人将日记、传记或年谱视为一手资料随意使用的情况，他还指出，即使是当事人的日记这种一手材料也不能完全可信，因为“有的日记可能会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所记未必是真实想法和认识；也有的日记是隔几天补记的，由于记忆关系可能记错”。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包括权威部门编撰著的年谱、传记，都不能当做原始材料引用，也要认真对其进行核对。足见，张静如治学之严谨。

2001年《静如文存》的出版，让中共历史研究者再次感受到张静如的认真治学态度。在厚重的文存中，每篇文章后都附有一个自己写的“评文记事”。如他在《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一文的“评文记事”中写到：“我的文章是一个完全新的角度”，“本文的缺点是只说了现代化意识的载体，而没有对现代化意识的特点进行概括”，“我以为有错就应该承认、纠正，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他的这一治学态度得到中共历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著名中共党史学家龚育之读后专门撰文说这些《评文记事》值得介绍，认为重新审视旧文，批评它的缺点，可以“从摆脱无益于为学的绝对化、简单化中求得进步”。[14]简言之，张静如践行科学化治史理论及其严谨治学态度，既为同行同辈所认同，也为后学树起了一个治学标杆。

张静如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共历史研究不如当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匮乏、人才队伍建设不够。当时很多人没有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就登上三尺讲台且著书立说，其中有的没怎么读过书、有的是工农兵学员、有的是老干部，尽管他们为中共历史教学与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学术缺陷也客观存在。张静如在呼吁学界关注中共历史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身体力行，在几近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高级访问学者已上百人。由于教学有方，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他的很多学生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教授、研究员。人才是最宝贵的。有人才，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才会落到实处。从这个角度看，张静如为推动中共历史科学化所作的人才培育之功也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 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61页。

[2] 张静如：《突破与遗憾——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北京党史》，2000年6月。

[3] 侯且岸：《“史魂”——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法》，《北京日报》，2007年05月12日19版。

[4] 郭德宏：《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3月。

[5] 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

[6] 张静如：《中共党史研究与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2月。

[7] 侯且岸：《凝聚理论思维的创新》，《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1月。

[8] 朱志敏：《展开探索的新视角》，《北京党史研究》，1996（1）。

[9] 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2月。

[10] 张静如、陈静：《求真务实与中共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2）。

[11] 张静如、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3）。

[12]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忆救亡与抗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13] 张静如：《慎用回忆材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4月。

[14] 龚育之：《<静如文存>的<评文记事>》，《百年潮》，2002年3月。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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