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女子历史教科书

在中国传统社会，针对女子教育的读物最常见的是“女四书”，即《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宣扬“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到了近代，女子教育问题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康同薇等维新派人士曾为之奔走呐喊。20世纪初，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数量从1903年的6所增加到1908年的512所，女学生人数也从1903年40名左右增加到1908年20557名。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高等小学堂要求开设“中国历史”，“其要旨在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其教课程度，则授历代帝王之盛业，忠良贤哲之事迹，及国民文化之由来，并本国与外国之关系。”女子师范学堂开设“历史”，“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科程度，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则。”那么，在1911年前，至少有2万余名女学生接受了历史教育。这些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材大部分与男子学堂差不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季出版了少量以女性为素材的历史教科书，只供女学堂专用。这一现象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在晚清西潮的冲击下，当时女子历史教育深受西学影响。1901年《京话报》连载《泰西妇女近世史》，1903年赵必振翻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1904年启发社出版《世界妇女势力范围史略》、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等，用女性人物传记的形式，通过彰显西方、日本杰出女性的事迹，返观中国女界之情形，犹如天地之殊，“中国之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事业，廉耻道丧，依赖性成，奈何奈何”(《神州女子新史·序论》)。赵必振也说：“晚近公理渐明，女权渐起，风潮所播，始自泰西。近三十年以来，自西徂东，东亚之黑暗世界，所现一线光明。然而数千年民贼之毒说，蒂固根深，如夫为妻纲、夫倡妇随之盲论，非一日所能划除者甚矣。”(《东洋女权萌芽小史·序》)其所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编辑明治以来“闺秀之见称于时者”之逸事，以助女权之发达。当时国人编写女子历史教科书一般都从经典和史籍中摘录出各种类型的女性典范，以表彰她们在文学、教育、武功诸方面的杰出成就，失去原来文本的脉络而被重新安置于新文本(教科书)之后，这些女性典范体现的不再是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是当下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女性自强、自立、尚武、爱国等特性，呈现出与新说某种程度的契合。历史成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固然与传统社会一向注重历史教化有关，但也是在西方、日本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清末从日本翻译出版了不少女子教育学著作，如永江正直著、单士厘译的《女子教育论》，成濑仁藏著、杨廷栋和周祖译的《女子教育论》，植山荣次的《女子教育学》等，都把历史作为女子教育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女子立身真鉴，实须学历史后，始可得”，“历史于女子身上，有适切关系，此所以在女子学中，为必要之科也。”(单士厘译《女子教育论》)在女子历史教育方面，日本强调的是历史在女子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尤如中国女学章程谓“授修身者，务援引古今名人及嫒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劝戒”。清政府颁布的学制就是以日本为蓝本，故女子历史教育也注重修身。晚清女子历史教科书包括女子修身教科书，多摘录传统杰出女性的“嘉言懿行”编辑而成。不过，在欧风美雨下的晚清社会，时人对“道德”的看法颇具近代意识。女子历史教科书虽然依托传统资源，但多为“旧瓶装新酒”，从旧经典里读出新思想。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较少，笔者见知有：(1)1905年文宝书局出版《五千年女界史》，“不独节录正史，且多采之秘籍，从女娲氏起，五千年支那女界之特色，上自后妃，下及奇女，贤恶分晰，既开特色之眼界，更作女学之教本。”(《时报》1905年5月25日广告)(2)1907年乐群书局出版《初等小学女子历史教科书》(3册)，“是书用史谭体例，自上古以迄本朝，凡女子有德行、道义、智慧、文学、艺术者，无不选录，诚女学必需之书也。全书三册，共百二十课，足供小学三年之用。”(《中外日报》1907年2月19日广告)(3)文明书局发行《(女子适用)国史教科书》，出版广告谓：“历史学科，无男女之可分，而吾国四千年之历史中，凡涉及女子事略，可垂为法戒者，不知凡几。是编用历史科寻常之系统，而内容多配置以历史中女子之事实，注重在道德教育，而历史上女子美术之进步，尤所注意。程度合高等小学及中学一二年。用以为女子历史可，用以女子修身书亦可。”(章嵌《中国大历史》书后广告)此外，1904年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1906年咀雪庐主人的《祖国女界伟人传》，1912年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也曾作为女子历史教科书使用。

女子历史教科书大多能充分照顾到女子教育的特点。《女子新读本》，杨千里编，文明书局1904年出版，是一部两册的模范妇女故事集，上编十八章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如孟母、班昭、木兰、秦良玉等，“镜古得今，导源达流”，为“我中国新女国民已去之导师”；下编十章讨论近代的西方妇女，如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为“我中国新女国民未来之摄影”。《祖国女界伟人传》，“咀雪庐主人”(许定一)编，广智书局1906年出版。是书1册，采集战国迄清朝女子30余人，或长于文学，或工于武功，或知爱民爱种，以列传体叙述，各传后附加评语。人物取材的标准是“其精神活现，而关于国或种者”，那些称之为贞女节妇者，与国家进步发达无甚关系，亦多删之。这与传统儒家观念下的女性典范截然不同。这本小册子跟《女子新读本》一样，“作修身范本，或以为国文，或历史科”，封面题“女子高等小学及中学教科”。《神州女子新史》，徐天啸编，神州图书局1912年出版。这部书虽出版在1912年，但它构思、成稿都在1911年之前，延续了晚清学界重视女子历史教育之余绪。这部书分正编和续编，正编自有史以来迄于明代，续编自清代迄于辛亥革命时期，仍以人物列传为主，每载一人跋以短评，每终一代跋以结论。徐天啸是反清革命者，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此书的指导思想。《神州女子新史》在清末民初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晚近世女学渐兴，间有一二著述家编纂女史，以为学校教本，取以比较天啸所著，便都作陈腐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妇女通史。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不是很多，不少与修身教科书相混合，但专门以女性历史编写成教科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那些有如此远见的编者当可视为“神州史界之革命家”。历史教科书是经过筛选的“历史”，在清末如此众多的历史教科书里面，绝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史格局，晚清学人意识到女性应该跟男性一样被书写进历史，这恐怕只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当时之所以出现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教科书，似乎不是要挑战男性历史教科书，而是出于女子学堂教学的需要，编写更适合于女子学习的教材而已。更何况，也不是所有女学堂都采用女子历史教科书，大部分女学堂仍然沿用一般的历史课本。女子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新事物，存在时间很短暂，民国成立以后，由于男女同校的缘故，女子历史教科书已悄然消失。可见，以男性作为历史叙述中心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然而，出现专门以女性为题材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妇女史、史学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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