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运行中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及对策

【摘要】我国实施的以实现低生育率为目标的人口控制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为我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较为优越的人口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一政策持续实施也使得目前及将来我们所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及其挑战，本文从国策发展视角对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的成因及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人口政策；老龄化；对策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实施的以实现低生育率为目标的人口控制政策。一方面极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为我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较为优越的人口条件：将到13亿人的时间推迟了5年，同时，使得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峰（70%多）。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这一政策持续实施的情况下，目前及将来我们所面临的人口风险及其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

一、人口结构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于2000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65岁以上老年人的总量也迅速增长。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由原来的年2000万人降低到现在的1300多万人），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加快，我国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趋势。这种老龄化，将随14岁以下人口的缩减和65岁以上人口寿命的延长而日渐突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获得的信息预测我国各个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从各个省、直辖市平均预期寿命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速度快，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及东部地区各省的预期寿命普遍长于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像上海市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0岁，几乎与发达国家差不多。尽管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我国的平均寿命仍然增长迅速，2000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1.40岁，比1990年又增加了2.85岁。2003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将是继日本之后的又一个老龄化速度极快的国家。未来50年，中国老年人口增长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平缓增长阶段。2000～202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将从现在的不足1亿增加到2亿以上；第二个阶段是急剧增加阶段。2028年～2036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由2亿增加到3亿以上；第三阶段是基本平稳阶段。2037～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3亿增加到3.35亿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口内部也在老化，即逐步从人口老龄化走向人口高龄化。2050年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分别将是2000年时的3.7倍和7.9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近亿人。由于高龄老人病残发生率及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最高，因而，人口高龄化将使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更显突出。

二、人口日渐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较长时期以来实施低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在青少年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比例逐渐上升，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人口又逐渐趋向高龄化，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趋势和基本特征。

上述人口特征必将迅速提升我国未来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即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很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未来老年人口对国家的相对压力是巨大的。如前所述，至2037-2050年，老年人口总数达3.35亿，占人口总数的23%，这将意味着届时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将远远超出23%，将会是2001年（抚养系数约为10%）2倍以上。到那时，国家和个人不得不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而奔波。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养老保险形式是现收现支方式，这种保险的合理性程度取决于较大的劳动力人口和较小量的老年抚养人口。而客观事实是，由于一孩政策，那时一个成年劳动力要承担两个老人的沉重家庭负担；但由于一孩政策，国家和企业为了维持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事业，为了支付退休金，在那时，要从每个劳动力身上征收两个老年人所需的税收。虽然为解决此类问题，我们正大力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进行现收现支保险方式向部分积累方式的转化，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体系结构的非合理完善和令人恐惧的通货膨胀，诸多因素都会增大这些养老方式的风险系数。

此外，对照西方一些国家的人口转化我们应该看到，美、日及欧洲一些国家人口的自然转化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保障相当完善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在预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阶段时，很可能发展成为总量上的经济强国，但人均发展水平还会很低，却要面临未来老年人口数巨大的绝对压力。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的研究报告和国家统计表明，当今养老与养小之比为1.8：1。这一比例在未来增大的趋势是必然的。暂且忽略寿命生长延长这一因素的定性强度变化，单就从定量变化上粗略地说，未来养老对养小的比例将不是1.8倍的问题，而是7.2倍（即4个1.8倍）的问题。如果类似这一数字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届时，老年人口的抚养压力会远远超过少儿人口的抚养压力。根据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今天的养老，家庭负担为主型转变为明天的社会负担为主型。

但是，与之不协调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升高的背景下，我国支持养老的城镇社会保障系统面临诸多风险（如前文所述），而农村相應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目前几乎处于缺位状态，其存在的基本问题是：①社会保障覆盖面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只有极少数“困难的人”和“光荣的人”能够享受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②土地保障的功能日益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单纯的土地收益低而不稳，难以保障其生活的稳定。③社会保障程度低，资金来源无保证。这种状况对计划生育影响很大，无形之中农民感觉到还是得养儿才能防老。这往往使得贫困地区计生工作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政策要求下的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几乎缺位下的农民养子防老的现实需求。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不断升高的同时，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虽然现在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就业压力，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200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在2003年底，我国0-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03%，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5%，而1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达到8.75%。这一数据亦显示了同样的变化趋势……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除经济活动的人口外，还需要一定的比例的家庭劳动人口以支持老年人的居家供养和必要的新生人口的生殖。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徘徊不前，就深受家庭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影响，新加坡、中国台湾省等也陷入了进口“家务劳动力”的人口陷阱。可以说，人口的老龄化是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的主要负面因素之一。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人口政策分析

首先，当前应该积极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将养老保障与计划生育事业有机结合起来。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阶层确有许多现实困难，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能够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亦有利于提高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能够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从而解决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使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更加理性化、更有自觉性。其二、能够营造“以人为本、代际和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健康化环境，从而为计划生育提供良好的环境保证，不仅使人口数量得到控制，而且使人口质量水平也得到提高。其三，社会养老保障和计划生育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性因素，二者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做好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不仅会使全体老年人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而且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从而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关于如何使二者相结合，国务院已经于2004年出台了相关的试点政策，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意见》。有学者指出应实行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与建立其养老保障机制相结合的方法，就基本上可以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本人认为，不仅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因下岗、失业等原因，亦同样会面临老有所养的保障问题，这也是近一个时期我们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所应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若要从根本上缓解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在计划生育的前提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对人口的生育和增长状况进行科学模拟的基础上，统一全国的生育政策，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计划生育政策。尽管这样会使我国未来的人口峰值可能达到15亿左右，但却可以有效地缓解老龄化进程。李涌平提出：在人口老化问题高峰到来之前的20年左右时间内提高出生率，由一孩政策过渡到二孩政策。二孩人口政策的实施会加大少儿人口比例，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并逐渐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趋势。虽然短期内，老年人口的总量不会减少，少儿总量又在增加，但十年后，这种状况将彻底改观，而且人口会向着稳定的年龄结构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半个世纪内突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问题，一是人口绝对数过大的问题，二是人口结构老龄化严峻的问题。人口绝對数过大，固然会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年龄的平均趋高化，不仅会带来沉重的社会养老负担，也极其不利于新的科学技术的普及。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人口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性说明，人口决策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人口决策者必须根据新形势和新环境的需要作出新决策。所以，我们要在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与老龄化水平的高低之间作出选择。若更加惧怕人口总量达到15亿的压力，我们就必须容忍较高的老龄化水平；如果在结构上缓解老龄化进程，我们就须接受15亿这个可能达到的峰值人口。就目前来看，缓解老龄化水平比接受15亿人口的压力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利益。因而选择某个时段将一孩人口政策过渡到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的人口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亦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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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涌平. 决策的困惑和人口均衡政策[J]. 北京大学学报， 1996（1）： 62.

【作者简介】

曹永，哲学硕士，工作单位：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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