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人口安全

[摘要]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在构成我国人口安全的所有要素中，人口数量对人口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以相应的对策来应对：提高人口安全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人口安全观；继续稳定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增长水平，实现人口的减量增长；进一步完善有关人口政策和法律体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

[关键词]人口社会学；人口安全；人口数量；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S9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96[2007]11-0014-05

1．我国人口安全中人口数量问题

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在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框架体系中，人口安全是我国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之一，因为人口问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如经济受人口增长、就业等因素的约束，需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对资源、环境等方面形成了压力。目前，在构成我国人口安全的所有要素中，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人口基数和增长的绝对人口数一直都是比较大的。195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总数1900年为4.43亿，1920年为4.76亿，1930年为4.93亿，1940年为5.12亿，1950年为5.56亿。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上升到29‰；中国总人口由1949年5.42亿，增至1954年6.03亿，1957年更达到6.47亿，在8年时间里增加了1.05亿，即增加了总人口的近1／5。此后，虽然国家制定了以“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并且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中国的绝对人口还是从1960年的6.62亿上升到1969年的8.07亿，净增人口为1.45亿，增长了45％；1970年和1978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分别为33.4‰、18.3‰，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的22.8‰、12‰，年净增长人口分别为2.114、1／147万。199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1.6亿，到2003年年底，全国总人口已达到12./93亿，2004年将突破13亿人。受人口惯性规律的作用，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总量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持续增长。据估算，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10年，我国人口约为13.6亿，2020年为14.3亿，最高峰值可能出现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期，预计达到14.5亿左右。如果控制得不好，还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其峰值可能会推迟到本世纪中叶，人口总量将超过15亿，甚至逼近16亿。

我国适宜生存狭小的地理环境和人口过度增长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我国平原和丘陵的面积各占总土地面积的12％和9.9％，合计不到22％，其中丘陵地区有不少是不适宜居住的；而盆地、山地和高原的比例却各为18.8％、33.3％和26％，合计达78.1％。狭小的适宜人口生存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人口的环境容量。人口的环境容量或称环境的人口承载量是指在不破坏生态环境，保证非再生资源能永续使用，也保证能持续发展的最大人口数。它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有一定的限量。1956年，南京大学孙本文教授根据我国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就业情况，认为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1980年，田雪原、陈玉光依据人口与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关系，认为我国经济理想人口应是6.5-7.0亿之间；1981年，胡保生、王浣尘等提出中国生态理想的负载能力应是7-10亿人口，宋健、孙以萍根据我国的食品资源，估算出我国理想人口数应为7亿。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种测算方式，我国人口的环境容量都没有超过10亿人，而最理想的人口承载量在7-8亿左右。因此，庞大的人口总数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人口增长巨大的分母效应，即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使我国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人口的持续增长，对有限的耕地面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耕地15亿亩，人均2.7亩，已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195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6.2亿多，其中建国后的新增人口占了15.9％。事实上，在1956年前，农村劳动力已经处于饱和甚至过剩状态。据调查，河北省河间县的个体农民，1950年的出勤率，男劳动力一般只有1lO天到112天，妇女劳动力一般只有30天左右；合作化运动后，大多数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过剩，只是集体劳动掩盖了这种劳动力过剩现象。1955年对全国26000多个农村农业社的调查表明，平均每年每个劳动力只有96个劳动日，劳动时间剩余现象严重。河北香河等地，1955年-1956年农业社劳动力过剩约为26％。山西省阳高、灵丘等五县18个农业社大约有30％的劳动力没有活干。四川省内江县18个农业社的剩余劳动力更占总劳动人数的35％。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也长期维系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从1949年-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新增了2100万亩，在粮食单产水平下降的情形下，由于耕地增加和播种面积扩大而使粮食总产量增加了500万公斤以上。但在经过第一、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后，从1957年到197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从人均2.59亩降到1.83亩，人均粮食产量则从人均306公斤降到293公斤。

目前，我国人口总量早已超过最优规模，正逐步向安全警戒线逼近。人口快速增长和人口基数的扩大对人口居住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使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安全现实问题，并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我国庞大人口数量对人口安全的影响

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它对人口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它极大地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民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矛盾也很快暴露出来，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困难，消费资料的增长在许多方面还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总人口的生活需要。以粮食产量为例，1936年是解放前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人均产量为578斤。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的粮食总产量就超过1936年的水平，但由于人口再生产速度很快，1952年人均粮食产量低于1936年的水平。从1952年-1955年，人口净增长3983万，增长率为6.92％；而粮食人均增加只有28斤，增长率为4.86％。2003年，我国GDP冲量虽已达1万多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3％多，但由于人口占世界的20％多，人均GDP仅只有1000美元，还不及世界人均的20％，即使按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及世界人均的53％，处于世界人均的中下水平，而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很不全面，有些方面还较落后。按照小康目标计划，2020年我国GDP翻两番，人均超过3000美元。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当年人口总数控制在14.6亿左右。但由于我国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再加上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未来十几年内，我国人口仍以每年净增l 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强劲的增长趋势。据预测，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14.9亿之间。以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GDP每年增长7.2％，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人口总量达到14.5亿，甚至超过15亿，那么会使人均GDP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推迟3-5年，使小康社会目标的质量下降。

另一方面，全面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都和人口紧密相关。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综合国力的强弱，但如果人口规模过大，超过自然承载能力，非但难以达到小康社会的人均GDP指标，甚至还会构成对生活、生存的威胁；人口素质的提高，会延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使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还有人口结构、人口健康等都与小康社会关系尤为密切。但目前，由于我国人口总量的过于庞大，对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总量。

第二，它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使人口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当今世界，以经济、科技和人力资源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加剧。人口的超量增加不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同时还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形成一系列社会压力，结果又最终影响人口质量的提高，使人口质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我国是人口数量大国，但目前还不是人口强国，人口总体素质不高，人力资源相对贫乏。目前，我国人口总体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而美国为13.4年，仅相当于其20世纪初的水平。我国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达8500多万，占总人口比重6.7％，绝对量和比例都处在较高水平，且3／4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我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总人口的3.61％，万人中技术人员数量是发达国家的约1／500。据预测，目前我国IT行业人才每年缺口在20万人以上，今后5年，我国经济类人才缺口在100万以上。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残疾人口约6000万，在残疾人口中，先天残疾者占20％左右，与此密切相关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也处于较高水平。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每年先天性残疾儿童的总数为80-120万，约占当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全国6000万残疾人中，1200万属于呆傻或弱智；6000万左右的地方病患者，遍及全国1800多个县(市、区)。农村特别是边远偏僻贫困地区，因近亲结婚、不良妊娠和分娩以及环境因素导致的出生缺陷远高于城镇。我国人口健康水平、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社会心理、社会信誉、社会风气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和突出，人类发展指数居世界104位，是人力资源低下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造成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有升高的态势。人口素质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对整个国家安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不大力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就难以迅速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难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就难以真正保证国家安全。

第三，它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构成中，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支撑能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人口数量的增加，对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超过其生长量，就会导致其再生产能力的下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甚至影响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则成为空谈。而小康社会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具备可持续发展条件和能力的社会，但过度人口规模却极大地削弱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最终阻碍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也使我国人均占有资源严重短缺。以耕地为例，虽然我国现有土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耕地仅1.59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l／2；其他资源如淡水、森林、草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1／6和1／2。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从总体上讲，目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其中，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失调问题最为突出。我国需要在占世界7％的土地上养育世界20％以上的人口，这使在经济上承受很大压力。

另一方面，由庞大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导致的人口结构所形成的人口安全压力，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就业压力方面，按人口年龄结构推算，2000年到2010年，我国19-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9337万，年增加934万，但每年能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另外还要解决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就业压力问题，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老龄化也形成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8811万，占总人口6.97％；2015年前后达到2亿，占总人口15％。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一般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只有850美元，可谓是未富先老；并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快，老龄人口的增多，抚养比例逐步也将迅速上升。1978年，我国退休职工数与在职职工数的比例为1：30.3，1999年上升到1：3.7；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2.4。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下，我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从而使经济增长的人口环境变得更为不利。

3．我国人口安全的应对措施

由于人口安全是国家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之一，因此面对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

对人口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必须要以相应的对策来应对。

第一，提高人口安全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人口安全观。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经过数十年持续不懈的努力，我国有效地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大大减缓了人口压力，明显降低了潜在的人口风险。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人口系统是一个巨型的社会大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不仅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复杂方面，同时也因内部结构、巨大惯性和较长的周期而使其较难驾驭和控制。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不是自发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口生育政策干预的结果，人口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并存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人口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老龄化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流动与迁移人口数量增加等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人口老龄化、人口就业和人口健康等因素在人口安全中的地位，认清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因素，保持人口安全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人口安全观，防患于未然。

第二，继续稳定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增长水平，实现人口的减量增长。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我国现行人口政策表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两个方面。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因而控制人口数量在整个人口政策系统中，对人口安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人口生育政策实际上是根据中国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态所确定的一个多元化的生育政策，即在城市提倡一对夫妻生一孩，农村的生二孩，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三孩。这基本上体现了我国的实际国情。目前，在城市基本实现了人口转变，形成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类型，并且随着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因素不断增多，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个人教育成本的提高等，自然会降低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偏好。但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传统的生育观念依然存在，养育子女的成本依然较低，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偏好依然较高。所以，在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步降低对子女数量需求偏好的时候，政策上应始终如一，慢慢的使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在严格的制度和严酷的现实面前，将计划生育政策真正得以自觉自愿地代代贯彻落实。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并不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是通过人为的控制人口数量，促使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转变。所以，一旦当生育政策发生变动，则会出现反弹，即使是一小部分的变化，对于规模庞大的人口大国来讲，都是不能轻视的。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原本落实的就不到位、不彻底，并且越贫穷、偏僻的地方越无效、越失灵。1984年，因实施调整后的“口子”人口生育政策，诱发了其后几年不少地方出现“抢生”、“超生”、“偷生”现象，致使人口控制出现波动，生育水平出现回升，人口政策落实工作的波动和混乱，这一教训不可不吸取。目前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且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其人口增长能否最终跨越安全极限，将取决于我国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基本国策，稳定地保持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因此，要继续实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保持目前较低的生育率不出现大的波动，并尽可能降低人口总量，以早日实现人口零增长，确保人口总量远离警戒线，不触及安全极限，把人口总量风险减小到最低程度。

第三，进一步完善有关人口政策和法律体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是国家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将党和国家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实际经验变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由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立法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由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分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职能。行政执法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守法活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计划生育权利，履行计划生育义务，守法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监督，由党委、人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政协、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法律监督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因此，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国各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全国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制定和颁布，在此基础上，要从依法治国的高度出发，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及其配套法规建设，并把这些法律法规落实到实际的人口工作之中，用它们来规范公民的生育行为、政府的行政行为和计划生育及生殖健康产业的市场行为，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比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研究”、“人口发展态势研究”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研究”为中心内容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说是我国进一步完善有关人口政策和法律体系的重要实践活动。以此为契机，加快完善综合性的人口政策工作，综合治理人口与发展问题：建立公共管理和公共投入新机制，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健全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免费制度、流动育龄妇女现居住地管理与服务制度，实施西部和贫困地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完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制度，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和信息网络。同时，我国要坚持依法行政，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有效遏制出生性别比升高势头；强化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和群众团体“三位一体”的公共管理服务体系和信息决策支持系统；加强对计划生育、卫生保健、公共教育、科学技术、技能培训、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艾滋病预防等的投入；加大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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