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的中国史研究发展的思考

为鼓励广大史学工作者致力学术研究，促进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8年（郭沫若同志逝世20周年）设立“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以下简称：郭奖）。该奖是目前中国历史学界的权威荣誉奖项，每隔5-6年举办一届。该奖授予在中国历史（下限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研究领域，包括通史、断代史、专史（含科技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突出建树的中国籍学者或研究团体。郭奖设立20余年来，共有147项史学著作获奖。自第三届郭奖，除设立等级奖外，还设立了提名奖，以鼓励更多的史学研究工作者。

一、古代史研究兼顾通史和专门史

纵观五届郭奖，很多获奖著作是基于中国古代通史的大背景考察某方面专门史的发展脉络的。如第一届三等奖著作《中国人口发展史》（葛剑雄著）、《中国民族史》（江应梁主编、林超民副主编），荣誉奖著作《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第二届二等奖著作《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

（文焕然、文榕生著）、《中国边疆经略史》（马大正著）;第三届三等奖著作《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张铠著）;第四届二等奖著作《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上下）》（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提名奖著作《中国学案史》（陈祖武著）;第五届二等奖著作《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三等奖著作《中国古代历史图谱（12卷17册）》（张政烺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提名奖著作《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蓝勇主编）和《礼与中国古代社会（四卷本）》（吴丽娱主编）等。

葛著《中国人口发展史》堪称填补我国人口学史研究空白的一部力作。作者不仅全面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人口调查制度的发展、探析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及特点、分析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和人口迁移的变化，同时对现实人口问题提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创新性观点，发人深省。

二、专门史研究覆盖的范围日益广泛

从第一届郭奖到第五届郭奖，获奖作品所覆盖的研究范围已不仅限于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传统领域，一些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专门史著作崭露头角，如第二届三等奖著作《中国盐业史（古代编、近代当代编、地方编）》（郭正忠、丁长清、唐仁粤著）、《唐代工商业》（张泽咸著）;第三届三等奖著作《云南法制史》（方慧主编）;第四届提名奖著作《先秦手工业史》（陈振中著）。一些著作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如第二届二等奖著作《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晴、民国部分）》（陈诗启著），三等奖著作《中国工人运动史》（刘明逵、唐玉良著）;第五届二等奖著作《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黄兴涛著），三等奖著作《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赵现海著），提名奖著作《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周棉等著）。另有一些著作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求，在服务现实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如第五届三等奖著作《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张生主编）。

刘、唐著《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出版曾引起学界的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运史的研究。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吸收工运史研究已有的成果，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客观论述，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以及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做了清晰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个别学科研究纵横交错

如考古学领域，第一届二等奖著作《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著），第二届三等奖著作《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北宋皇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第三届三等奖著作《长安汉墓（上、下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著），第四届提名奖著作《殷墟青铜礼器研究》（岳洪彬著），第五届三等奖著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刘毅著）等均为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进行纵深式研究的著作。而第三届一等奖著作《中国考古学（夏商、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第四届二等奖著作《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三等奖著作《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和提名奖著作《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刘庆柱主编）则是偏重于全时段或某时段的横向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是“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以及“十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全书共九卷，独立成册，包括绪论卷、旧石器时代卷、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两周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辽金元明卷。其中多卷获得郭奖。《夏商卷》《两周卷》是中国考古学中的精品，具有权威性和前沿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可读性和便查性的特点，为研究考古、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提供了重要资料。

随着经济学科的迅速发展，经济史研究的规模、视角和研究深度也较过去有了新变化。从五届郭奖的获奖作品来看，以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著作为主，如第一届二等奖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宋代经济史》（漆侠著）;第二届一等奖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汪敬虞著），二等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林甘泉著）、《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方行、经君健、魏金玉著），第四届二等奖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中下）》（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以经济学某一分支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兼有，如第二届三等奖《唐代财政史稿（上卷）》（李锦绣著），第三届三等奖著作《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李文治、江太新著），提名奖《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冷鹏飞著）、《中国商业通史（1-3卷）》（吴慧主编）;第四届三等奖著作《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一楼县地区GDP研究》（李伯重著）;第五届二等奖著作《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史金波著）和《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万明、徐英凯著）。

汪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阐明了清末民初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了中国传统封建经济主体地位的延续和推移，阐释了资本主义在工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部门中的发展状况。该书资料翔实、有理有据，被学界成为“金字塔式的著作”。

四、科学技术史研究体系日臻完善

从历届科学技术史领域获奖作品来看，总论与精确科学融合、科学史与技术史兼顾的特点较为明显。如第三届二等奖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席泽宗主编）可算为总论型著作的代表;第一届一等奖著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张培瑜著）、第三届提名奖著作《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田淼著）和第四届一等奖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郭书春主编）分别涉及天文学和数学。第二届二等奖《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著）、第四届二等奖著作《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上下）》（张秀民著、韩琦增订）和第三届三等奖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周魁一著）则分别涉及印刷术和水利技术的发展历程。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宗泽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是系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之后的又一部中国科学思想史巨著，它介绍了科学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该书资料翔实、观点独到，是科学史、哲学史等学科的重要资料。

郭沫若中國历史学奖自1998年设立至今已逾20年，作为史学界的权威奖项，历来被视作史学研究的风向标之一。评奖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获奖著作也许并不能代表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获奖著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史学研究者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唯物史观，坚定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信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推荐访问： 郭沫若 中国 历史学 史研究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