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根本问题

[摘　要]在思想史研究中，应该注意区分三大关系：间接研究对象与直接研究对象的关系，获得具体知识与获得抽象知识的关系，实证方法与理论方法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彼此紧密相关，构成思想史研究基本理论的有机整体。处理好这三对关系，对思想史研究甚至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思想史研究；史学理论；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6—0005一05中全面贯彻。否则，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纠结在一起，不利于思想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这里仅就其中最根本的三个理论问题试作进一步探索，希望对思想史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一　间接研究对象与直接研究对象的关系

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学科都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思想史学科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就不会形成严格规范的学术方法。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分为两个不同层面：间接对象与直接对象，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间接对象是历史上的思想。人类是有灵性、有意志、处于地球生物链顶端的动物，这灵性、意志便与思想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精髓是人们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定有经济思想；从事自然生态保护活动，也必定有自然生态保护思想。古今一理。历史学家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现象，在终极意义上就是探索人类历史上的思想。比如研究王莽改制，就是要弄清王莽改革要解决哪些问题，其改革思想中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不仅研究历史上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探索使那些现象得以发生的思想观念，不停滞于就事论事，而要从现象层面上升到思想层面。失去思想的历史事件犹如没有灵魂的僵尸，失去思想史内涵的历史是死历史。历史上的思想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天文思想、地理思想等，但我们研究的内容不可能无限，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思想全史”，实际上只能写出有限的思想史。这有限的思想史应该以当前和即将到来的社会思潮为旨归。历史已然逝去，它无法被研究者再次经验，而只能通过史料被研究者间接地感受到。所以，它只能是间接的研究对象。

思想史学科研究的直接对象是涉及思想史内容的历史资料。史料以文字记录为主，也包括实物、音像等。史料是思想史研究者直接面对的客观实在，是研究工作的对象，是得出研究结论的根本依据。脱离史料肆意发挥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用史料为个人的想法作注是冒用历史学的名义。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反复强调“让史料说话”，“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学就是史料学”。当然，在今天看来，这应当是广义上的史料学。明确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十分必要，直接对象是思想史研究实践和思想史理论的原点和基石。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了，对思想史上的问题，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会具有学术意义。

思想史家面对的史料就像生物学家面对的生物体。存在皆合理，这是生物学的常识。如果有人批评说翼龙不该长翼，他肯定不是真正的生物学家。在思想史研究中，如果有人说古代的占卜思想自有其理，不知道在当下的历史学界将会是怎样的遭遇!生物体虽是可感知的存在，但受感知能力的限制，很多生物体未必能被人类感受到。长期以来，常人并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只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细菌、病毒、DNA才进入人类的视野。与此稍有不同，思想史资料通常就摆在那里，但只有你理解它，你说它存在才有意义。《易经》、《庄子·齐物论》、《史记》的《天官书》和《龟策列传》中的思想资料，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迄今为止仍不大清楚。如果说生物学的进步主要受技术手段制约的话，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主要受研究者本身素质和知识程度的制约。基于消极的立场，物质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史料世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存在就是被理解。不被理解的史料，说它存在没有意义。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历史学著作中，原始时代的巫术、商代的占卜、汉代的天人感应学说，统统都被贬斥为毫无意义。

间接对象与直接对象是一种不完全对等的关系。一方面，历史资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历史真实。就通常情况而言，历史资料是历史事件的记录。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怎样的事件，以及当时的人们有怎样的想法，这都是自然且真实的存在。正因为史料具有真实性，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珍藏下来，以便从中汲取有用的知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本身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历史资料对历史真实的反映并不完全，并不能无条件地把历史资料记载的情况等同于历史事件本身。历史资料是历史事件的碎片，它记录的历史事件并不完全。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涉及到社会中不同人群利益的史料，往往带有主体性，可能会歪曲历史事件本身。正因如此，历史学家主张批判地对待史料，有时甚至需要“考据”。在历史研究中，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后现代主义者片面夸大后者，进而全盘否定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免过于偏激。

区分间接对象与直接对象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由于直接对象是有局限性的，根据有局限性的史料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有前提条件的，它警示研究者不能根据带有局限性的史料得出无限的结论。无论是使用“事实证明”这样的断语，还是作出超出前提的结论，恐怕都不妥当。第二，它有助于克服目前历史学界普遍存在的参考文献与史料之间界限不清的弊端。参考文献是别人的研究成果，也是自己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的参考。借助参考文献，研究者得以了解前人对该问题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得出的结论存在哪些问题，没有做哪些工作，进而确定自己工作的起点，避免无效的重复劳动。这不难理解，但在史学实践中却不尽然。有的论文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旁征博引相同的观点，似乎持同一观点的人越多，自己的观点就越有道理。其实，真理与赞同人数的多寡无关。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当时虽然孤立，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最初虽不被人们认可，《庄子·齐物论》对“彼”与“是”的区分长期以来未被认同，并不表明这些学说不是真理。无论如何，参考文献也不是史料。参考文献的出处与史料的出处混杂在一起，这一在自然科学论文中不会出现的问题出现在历史学论文中，刚好暴露出历史研究本身存在的研究对象不十分明确的问题。

二　获得具体知识与获得抽象知识的关系

思想史研究的任务是获取历史知识，为当下生活提供借鉴，这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传统史学家把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运用称为历史借鉴。司马迁追求的史学目标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司马光具体运用为“资治通鉴”，均包含这样的蕴意。但是，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历史知识具有怎样的形态，不同的历史知识形态之间是何关系，却有深入探讨的余地。

具体的历史知识属于历史实在的范畴，其表现形式是历史现象，它告诉人们在怎样的时空条件下

发生了怎样的历史事件。就本性来说，具体知识是“死”的，无论研究者对某一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是否认同，它都存在并且不因研究者而异。比如，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具有法家政治倾向，文景时期实行了黄老政治，汉武帝时期抛弃黄老政治而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策略，汉宣帝时期召开了石渠阁经学会议。上述事件均属于具体历史知识，是历史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情景，有可信的史料作为证据。

抽象的历史知识是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仅仅存在于研究者的思考中，因而它是“真理”①。仅有具体的历史知识是不够的，它不足以应对人类认识世界和社会生活之需。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加工分析，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关系，从而发现系列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有时被称为历史规律，有时被称为历史真理。历史真理有主观性，因为它仅仅存在于研究者的思想中；历史真理也有客观性，因为它能够被遵循同样逻辑规则的人们验证。以前面提到的西汉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具体历史事件为例，经过对史料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隐藏着一条思想主线，即汉代政治策略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短暂的法家政治转变为黄老政治，又从黄老政治转变为儒家政治，儒家思想主导了西汉中期以后的历史，成了人们的政治理念，它使西汉王朝存续了大约二百年，虽不是很久，但比秦帝国不到二十年的历史来说蔚然可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思想与西汉社会的稳定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抽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知识的效度相关。任何抽象知识的有效性都是有限度的，不受效度限制的抽象知识并不存在。牛顿力学曾经被认为是普遍真理，但20世纪量子力学的研究证明，在微观领域牛顿力学不能成立。抽象的历史知识也是如此。当我们得出结论说“儒家思想与西汉社会的稳定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的时候，不可以把这一结论作无限推演，因为东周时期的鲁国儒家思想浓厚，在诸侯战争中鲁国却日益衰弱并早亡。历史知识的效度与其概括程度有关，归纳的具体历史知识越多，其效度越大，越接近普遍真理。反之亦然。从理论上说，不存在普遍历史真理或绝对历史真理。

具体历史知识与抽象历史知识之间没有一条清楚的界线，二者是相对的关系。思想史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具体历史知识与抽象历史知识的统一。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采用法家的政治理念，富国强兵，最终吞并了其他诸侯国家，建立了规模空前的秦帝国。统一国家建立后，秦王朝坚持原来的法家政治理念，强大的秦帝国十几年光景迅速崩解。这引起了汉初思想家们的不断反思，并最终得出结论：攻守异术，法家之术长于攻取，短于守成。这一结论存在于史料中，属于具体的历史知识；但它又是汉初思想家们对秦朝历史的总结，属于抽象知识。

历史研究的根本宗旨是获取抽象知识或历史真理，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有些抽象知识存在于历史上思想家的著作中，它是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有些抽象知识隐藏在一系列历史事件背后，需要历史学家进行专门的研究，形成抽象的思想知识。失去对知识的追求，历史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由此可以说，思想史知识是历史知识的精髓，思想史学科应该成为历史学科的灵魂，忽视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缺乏生命活力。

三　实证方法与理论方法的关系

现代物理学分为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两大领域，与此相似，现代历史学也可以并且应该分为实证史学和理论史学两大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大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研究方法不明确的问题，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更鲜有论及。

实证史学以史料为直接研究对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具体历史知识。就目前而言，实证史学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第一种工作方式是史料考据。在思想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反映特定历史事件的史料往往支离破碎，需要缀合史料以尽量复原历史事件；或者，有时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史料很多，但不同史料之间彼此矛盾，需要辨伪存真。总之，通过史料考据的工作，确定特定时空发生了怎样的历史事件，或者相反，否定特定时空发生了某一事件。第二种工作方式是史料解析。史料解析就是把特定的整体性的史料进行分解，从而找出构成整体史料的成分，这是定性分析；然后计算不同成分之间的数量关系，建立起数量化的成分结构，这是定量分析。到目前为止，思想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于定性分析。比如，当学者们讨论子L子思想的时候，通常都指出孔子思想包括仁学、礼学、易学、中庸学说等，但对于《论语》中到底包括多少种概念，不同种类的概念之间在数量上是什么关系，则鲜见研究。造成这种学术局面的原因，是没有明确区分研究对象，这也正是我们强调区分间接研究对象与直接研究对象的缘由之一。定量分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确定了自己面对的那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尽管史料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同物理学发现万有引力、光速相比，历史学发现史料内部的数量关系应该更容易。定量分析是思想史研究走向客观化、科学化的重要一步。这一工作就像实验室中物品成分的分析，即弄清某种物品包含哪些成分，各种成分之间是怎样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先要识别史料中包含哪些概念，然后统计不同概念的数量，进而比较不同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确定该史料的概念结构，最终推定特定历史人物的思想结构。在近年的思想史研究中，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定量研究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定量分析得出的结构与我们习惯上以特定理论模型为先导构建的结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分析结果，有着全然不同的学术意义。

理论史学以实证研究取得的结论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获取抽象历史知识，即所谓的历史真理。理论史学既可以采用归纳的方法，也可以采用演绎的方法。

采用归纳方法的目的是获取抽象历史知识，把握历史真理。对于归纳方法来说，被归纳的对象越多，取得的抽象结论越具有普遍意义，越能实现从个别真实到普遍真实的飞跃。归纳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在特定的范围内，不但要归纳符合预期的对象，也要归纳不符合预期的对象。在理论上，被归纳的对象无限多；但在实践上，无论怎样努力，被归纳的对象终究有限。因此，归纳研究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有效度限制。前已论及，东周时期在诸侯征战的环境下鲁国行儒家之道导致国家相对衰弱早亡，西汉时期在国家统一的环境下行儒家之道使社会相对长治久安。由此可以概括出新的结论：在东周秦汉时期，儒家之道长于守成，短于进取。这是一个理论史学的真理：儒家之道长于守成，短于进取。但这一真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在东周秦汉时期。我们时常见到一种功利主义的归纳方法，在史料的海洋中随意选取若干符合自己意愿的史料，与此同时对相反的史料视而不见，然后得出自己需要的大而空的结论。这种做法值得警惕。

在思想史研究中，采用演绎方法的目的是验证

抽象历史知识，校正历史真理的效度。为了拓展所取得的特定真理的适用范围，或者缩小该真理的适用范围，需要对该真理进行验证，根据验证的结果对已有的结论进行修正。从史料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永远是思想史研究的命运所系。东周秦汉儒家之道长于守成短于进取，这一结论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否有效，需要验证。比如在北朝时期，在多国并存、外部战争不断的环境下，从北魏孝文帝到北周武帝，几乎一直在推行儒家之道，不但国家日益强盛，而且最终统一了中国。这种情形与前述结论显然不大吻合，关于儒家之道社会功能的结论有待调整。思想史家应该时刻牢记：我们所不知道的永远比知道的多。在过去的研究中，演绎方法时常被滥用，把有限的结论作无限的推演，此不足取。获取抽象的历史知识，验证所获得的相对真理，这是理论史学工作的两步曲。

实证与理论，史料解析与理论综合，这是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两翼，不可或缺。思想史研究应该重视史料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史料分析，思想史研究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水中幻影。史料研究成果犹如一砖一瓦，没有一砖一瓦的艰苦工作，思想史大厦无法建起。当前思想史研究的状况是，空洞的理论说教比比皆是，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成果更少。这一情形败坏了思想史学科的声誉。思想史研究应该重视理论综合，没有理论上的升华，思想史研究就会与现实脱节，失去学术活力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思想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为当下生活提供真实的理论借鉴。每个正常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知识，不可以失忆；每个社会也有自己的思想知识，否则遇到问题会无从做起。有人主张纯学术的研究，反对为现实服务。其实，这是对“影射史学”的矫枉过正。选择有针对性、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然后从微观的个案研究做起，这样的思想史研究才更有意义，其研究成果才会成为真理。

目前的思想史研究虽然存在不足和问题，思想史学科的地位也不如人意，但只要有志之士同心协力，思想史学科应该会有光明的前景。同样，在中国的历史学领域，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往往不关心理论，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不做实证的工作，导致二者之间脱节，这不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有着其他民族不具备的优秀传统，在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中，中国史学有理由在国际学坛上占有一块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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