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视阈下的陕甘宁边区荒政研究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荒政问题，在政府层面，建立了从边区政府到基层社会的灾荒救助体系，颁布了一系列救助灾民与难民政策，在社会层面，利用与嫁接传统社会的备荒机制，动员民间力量进行灾荒救助。通过赈济灾荒，一方面使灾民、难民度过困难，一方面巩固了边区的基层政权，也提高了边区政府的执政能力。但由于边区处于战时状态，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边区赈灾亦存在着一些不足。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民生，荒政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08-10

位于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高原气候，其特征是干旱少雨是多种灾害高发地区，仅抗战时期，就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水、早、雹、冻等自然灾害，给边区社会救济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在边区史研究中，灾荒问题有所涉猎，以往的研究既给我们深入研究边区荒政奠定了基础，但也有不足：是对史料挖掘不够或引用错误.二是研究视角有待更新.三是有些提法与观点需要更正。笔者以国家与社会为视角，对抗战时期边区灾荒与民生、赈济制度与灾荒救助等问题进行论述，讨论抗战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应对重大灾害和局部执政的能力。

一、灾荒、民生与中共基层政权

位于黄土高原腹部和内蒙古高原南缘的陕甘宁边区是一个灾荒多发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940-1943年累计发生灾害的有106县，其中旱灾16县，占15.1%冰灾31县，占29.2%雹灾34县，占32.1%冻（霜）灾12县，占11.3%。每次灾害发生都会导致农业减产甚至绝收，灾荒对民生影响较大。1941年春发生旱灾后，陇东环县灾区居民“每日稀餐二次，多系吃苦菜、蒿头子、榆树皮，掺一些五谷面和食，灾相很苦”，该县洪德区有240家灾民无法生活，逃荒到曲子、庆阳、华池等地。三边人民拿钱亦买不到粮吃，大部（分）每天吃树叶子、白蒿头”。盐池县1942年旱灾中，断炊逃亡现象十分严重。

1943年春荒时期，镇原县“除少数地主富农够吃外，大部分中农贫农（包括佃农）皆发生人缺粮食、驴缺草料现象”。全县饥民占总人口的37.9%。居民“吃苜蓿的现象很普遍，吃树皮的不只一家……群众因没粮吃，卖牲畜的很多”。因灾荒严重，粮价飞涨，高利贷盛行，镇原“群众用每斗加五、六、七、八升利息借粮者甚多，如马渠居民野巨堂用油渣换取贫民秋粮，现借油渣一斗，秋后装秋一斗”。黄米价格在一二月间到五六月间上涨了三倍，小麦价格上涨近二倍，但“粮市仍无粮可籴”。同时，每当灾荒发生，边区周边的“顽固分子指使保安队及土匪不断的骚扰抢劫、拉人、组织大批流氓来各县聚众扰乱”，给边区边缘地区的乡村政权带来隐患。因此，饥荒成为边区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完全停止了给八路军的军饷，这也加剧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公粮征收比往年有大幅度增加。农民的负担比往年也有所增加，加之灾情严重，在灾荒无法度过时，有的主张将公粮吃掉，如1941年华池县“悦乐、温台等区乡参议会上多提案，愿纳息借吃公粮”。有少数地方农民或参与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土匪活动，或参与抢劫边区救国公粮。“环县事变”就是一个典型事件。1939年春，环县县北发生了水旱灾害：

七月半耿湾区所辖第一乡川里一带，忽起大雨半天，发水四、五点钟，将该乡秋禾淹没甚多，该地群众甚感痛苦。（接着旱象出珊早种庄稼未长成……迟种庄稼如荞麦出地面之两片嫩甲，现大都被晒死。糜子被晒而不出穗，成为黄色。群众甚为惊·隘。今年庄稼以现而论，即落好雨，要比去年减少三分之一。

在发生旱灾与收成减产的情况下，边区征收救国公粮分配给环县数量是1500石，实际征粮2443石，超额完成62.9%。征粮团下乡后，提出了“提早完成”“大量超过”等口号。而且在征粮过程中，“强迫命令的方式已达极点，比如摊派某人出四斗，不出就要加倍处罚，即变为八斗”虎洞区“不出粮要拔老汗（汉）的胡子，有不出兵的打耳光”。环县政府错误的征粮、征兵做法，引起了当地群众不满。这种情绪被活动在环县北部的政治土匪赵思忠所利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叛乱，被称之为“环县事变”。灾荒与征粮成为该事件的主要诱因。

边区其他地方还发生了抢劫公粮事件。1940年是边区的大灾之年，次年分配给安塞县的数量是9000石，任务远远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完成征粮和买粮，有的农民“卖耕牛还交不上”，还有一些居民“纷纷外移于志丹，以避公债、兵役、买粮”。1942年又是一个大灾年，因1941年边区强买粮食使安塞县出现了粮荒，农民生活普遍出现了困难。7月2日晚，该县第六区公粮、合作社、乡政府被当地民众所抢：

第一批来一百七八十人，第二批来二三十人，总共二百人左右，劫去公粮五十石左右，二个合作社股金洋五百五十四元，乡政府大洋二百元，二团购买草料洋二百零四元，共计九百五十八元。

同时，志丹也发生群众抢粮与骚乱事件。

为解决这种冲突，一方面，边区政府开始调整征粮政策，使救国公粮负担更加合理化，一方面开展赈济活动，使灾民度过饥荒，以平息灾民的骚动。1941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救济灾民的指示》，指出救荒是：

关系人民生命、边区社会秩序，与我党政对经建、选举、运盐等整个革命政策和工作的实际有决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最适当的处置。

用一切努力平息灾民的骚动。当地党政应即派人到灾区调查和慰问灾民疾苦，和区乡党政干部及灾民中较有地位人士诚恳商谈救济和解决办法，耐心解释，实际做到政府和民众利害一致，党政方面关心民众生活的合理关系。

1945年春夏大旱后，中共把能不能度过旱灾当做对边区政权的考验，要求：

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全体共产党员，认识灾荒乃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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