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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彝族、日本民间文学中的道教思想及二者关系

时间:2022-05-17 10:40:06  浏览次数:

摘要:日本民间文学受中国影响不言而喻,但与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尚处相对空白阶段。我国西南彝族,从语言到民俗与日本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文章以道教对文学故事的影响为中心,通过彝族、日本民间故事中有关葫芦崇拜、方术咒语、日月神客体论等道教思想与情节初步探讨两者相似性的源头与关系。

关键词:彝族;日本;民间文学;道教

民间文学大多受宗教影响,马利诺夫斯基曾指出:“在古代,无论何地,宗教信仰都同时在经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中得到体现。”民间文学故事的若干母体或多或少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在中国,很多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依附于道教思想及道家哲学观。道教虽流行全国,却以南方为主,其产生及其信仰本身和南方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有密切联系。由于此渊源关系,西南地区彝族的民间文学故事中蕴含有丰富的道教思想与情节。日本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其民间文学中也体现了丰富的道教思想。日本民话研究者饭仓照平通过研究日本的“猴蟹之战”指出,此故事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所流传的最接近,它可能是在某个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再与日本故事糅合。①所以他认为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进一步采集和整理,并与日本民间故事作比较有着重要意义。

一彝族民间文学中的道教思想

道教在彝族地区有着悠久的传布历史,与彝族文化呈现融合与交流的态势。由于长期的渗透与影响,彝族民间文学因此亦浸润着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

1.关于葫芦崇拜。彝族是崇拜葫芦的古老民族之一,彝族史诗《查姆》中记载:人类历经从“独眼人”到“直眼人”再到“横眼人”三个时代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现代模样的人。独眼这代人心眼坏,众神商量后准备将其换掉,先找到一个好心人留做人种,再送给他一个葫芦,葫芦里备有取不尽、用不完的粮、水和长生不老药。这是史诗《查姆》中体现的葫芦崇拜。此外,流传于云南姚安县的《神伞与宝葫芦》、楚雄市的《阿勒喜和查尼诺》等彝族民间故事中均有宝葫芦,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人祖出自葫芦;祖灵回归葫芦;“仙药”存于葫芦;祭司“毕摩”腰系葫芦,将其作为协助镇妖的“灵物”“法器”。葫芦与道教发生联系是在东汉之后,仙葫逐渐发展为道教的标志和降妖法器,作用变得越来越神秘,甚至成为道家终身追求的理想境界。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将道教神仙居住的海中三山改为“三壶”,即方壶、蓬壶、瀛壶。葫芦与道教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是在唐代初期,道士、文人将其称为“壶中岁月”或“壶天”,成为人们吟咏的神仙世界。②可见葫芦作为降妖的法器与能生万物的宝贝在彝族社会和道教中发挥着同样的功能。

2.咒术与咒语。鲁迅曾说过在原始社会里,先前可能只有巫。那么,咒术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与原始社会的巫术紧密相连。李安宅先生曾指出:“咒是巫术的神秘部分,传于巫士团体内部,只有施术的人才知道。在土人看来,所谓知道巫术,便是知道咒,我们分析一切巫术行为的时候,也永远见得到仪式是集中在咒语的念诵中。咒语永远是巫术行为的核心。”③企图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强加控制的彝族“咒语”大约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彝人相信咒语能置人、鬼于死地。凉山彝区有一则关于毕摩始祖毕阿史拉则的古老传说:毕阿史拉则是彝族民间传说中了不起的毕摩,具有将人咒死、咒活的能力。某天,在路上看见麻雀们在偷吃农人谷粒,于是毕阿史拉则念起咒语,麻雀们纷纷掉落、死去。眼看麻雀就要死光了,一位农妇跑上前来说:“尊敬的毕摩,请手下留情,务必留下一公一母繁衍后代。”毕阿史拉则连忙住手,感慨地说:“你是一个好心人,将来我做任何事都得有个分寸。”毕阿史拉则对莫勒红莫兹莫连惹念咒语,瞬间,莫勒红莫便暴雨如注,洪水滚滚,但毕阿史拉则忽然想到好心妇人,于是改变了“十人死九人”的决定,最终只淹死莫勒红莫兹莫连惹一家。④另一则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与传说中的女鬼孜孜宜乍密切相关,据彝籍记载:孜孜宜乍本是一鬼,幻化成美女后,与猎人哈俄迭古结为夫妻,在发现其真面目后哈俄迭古佯装生病,并称自己的病只能依靠玉龙山的药才能治好,孜孜宜乍出发寻药前再三告诫丈夫不要请苏尼和毕摩作法。待她一走,哈俄迭古马上请来苏尼、毕摩作法诅咒,将其变成一只灰红色山羊,打死后扔到河里。不久有人捞起并饱餐一顿,结果都被毒死了,并全变成了鬼。这则故事是广泛流传于彝区的“鬼的起源”,正是在苏尼对孜孜宜乍的诅咒基础上才诞生了彝族的咒语、卜书等。道教有“落幡咒”、“九星神咒”、“土地神咒”、“玄灵咒”等多种咒语,“符咒”也是中国道教用以传道修持的主要手段之一。学者们认为早期的道教咒语来源之一是蜀地当时被称为巴、蜀的彝族先民的巫师咒语,再加上道家方士咒语整理和加工而形成的。⑤五斗米道在发展过程中,因深受巴蜀“鬼教”影响,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同源的痕迹:首先,呼唤神灵前来助威;其次,通过呼唤各种鬼名将其制约;而且诅咒时,刻意强调、夸大咒语的巨大威力,特别强调将鬼咒得四分五裂;两者都强调对鬼尸的肢解。

3.白胡子老人与升仙情节。在彝族民间故事中多有一个具有超凡神力而且乐于扶危济困的白胡子老人形象,如《猎手与姑娘》中救鸟儿的深山老人,《虎子》中教虎子本领的老爷爷,《阿古与阿赊》中送蓑衣的白胡子老公公。须眉皓然的白胡子老人是道教中神仙意象的写照与代表。这源于老子是道教极力崇奉的神人,所以老子“生而白首”的道家传说便造就了道教神仙体系中慈眉善目的天尊形象。彝族民间文学中频繁出现的白胡子老人也展示了道教神仙信仰对彝族民众的深刻影响。

4.得道成仙的主题。例如南华县彝族的“朝山节”来历:古时候在某一深山里住着一家四口,包括父母与两兄妹。某天,父亲偶遇神仙,得到一个大仙桃。父亲随后将仙桃泡成一大碗水,自己和老伴喝了一半,另留一半给还在外辛苦干活的兄妹俩。喝完仙水后,两老人随即升天成仙了。干完活后,疲惫不堪的兄妹俩回到家,不见爹娘,也没有食物填肚子,不由心生埋怨,端起那半碗神水便泼向门外,洒在一副犁架和一窝小鸡上,随后那犁和小鸡冉冉升天变成了“犁把星”和“鸡窝星”。兄妹俩这才知道那是父母留给他们的神水,后悔之余,他们决定上天寻父母。结果爬了无数座高山也没能登上天,最后累死于山上,变成两个凶鬼,专门作害庄稼。⑥

另外,彝族民间文学也笼罩着神秘奇幻气息,这是由于广泛采借道教方术和仙境观念。道教以法术见长,对方术的执著与梦想是其最为显著的外在风格。得道者拥有各种无所不能的仙术,如变形、隐身、飞行、穿越、随心造物以及禁咒、符、占卜、祈禳等诸多具有巫觋底色的各式各样的法术。这些幻术、法术在彝族民间文学故事中均有大量运用。彝族民间文学描绘的仙境深深印有道教思想的烙印,充满天庭、神山、洞天、仙岛等道教模式。但是,彝族民间文学摹画的仙境更显世俗化、平民化的凡间色彩,淡化了道教传说中的玄妙与富丽。

二日本民间传说故事中的道教思想

日本民间故事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中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飞鸟时代(592—710)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早在7世纪即飞鸟时代时,日本民间就诞生了一种被称为“汉文传奇”的文学体裁,全文用汉字创作。其中日本妇孺皆知的传说故事《浦岛太郎》就体现了与道教的渊源,包含了浓厚的道家思想的底蕴⑦。故事讲述了古丹后国的青年渔夫浦岛太郎救了一只万年海龟,之后某天,浦岛被一位高贵女子乘船接到一座富丽的大宫殿,原来是报答浦岛放生海龟的恩情。在此宫殿里生活了3年(有说3日)之后,由于思念父母浦岛想要回家,女子见留不住他,只好在浦岛临走之前交给他一个百宝盒,并告诫他不能打开。结果当浦岛回到家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家和居住的村子,最后浦岛发现自己在海中3年,世间却已飞逝300年。万般无奈之下,浦岛冒险打开宝盒,宝盒中冒出阵阵白烟,浦岛便变作仙鹤飞走了。这是一个很“中国式”的故事结构,将场景安排在道家文化所建构的蓬莱仙境,显而易见是受道家思想影响。日本人所理解的理想境界的生活是浦岛与仙女的生活,这也是道教所提倡的理想世界。道教对日本民间故事的影响还体现在故事中所运用的道教词汇和模式,如仙龟、仙洞、蓬莱、仙鹤等词语以及紫烟升腾、飞升上天等故事情景均是道教语汇及模式。此外,日本民间故事中频繁出现的仙鹤、乌龟等神兽也体现了道教“鹤千年、龟万年”的思想。道教的神灵崇拜包括对动物的崇拜,如龟神、乌鸦神、蛇神等,动物神灵大都紧扣武当道教中玄武崇拜的中心主题。闻名于世的武当山龟蛇二将就相传分别为真武大帝的肚子和肠子所变,为真武大帝三十六天将中重要的将领。在《列子·汤问篇》中曾提到渤海东方几万里处有五座山,即瀛洲、员峤、岱嵎、方壶和蓬莱,均是道教长生不老的仙境,由于此五山在海上浮动、非静止的,仙人们向天帝抱怨,天帝于是派了十五只巨龟轮流支撑这五座山。可见,龟在传说故事中很重要,有支撑世界的形象。在日本古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丹后国风土记》等神话故事集中对龙宫、神龟和龙王信仰均有不少记述。⑧如《龙妻》、《仙妻》、《吹笛女媳》等都是日本龙宫题材的神话故事。

在10世纪左右,日本古代文学中出现了被称为“物语”的用假名书写的新文体,“物语”在日语中即故事的意思,其中《竹取物语》(也作《竹取翁物语》、《竹林公主》、《辉夜姬》等)被公认为日本第一部物语。此故事讲述了一位地位低下的伐竹翁在竹心里发现一个仅三寸长的小女孩,将其带回家,并取名辉夜姬。三个月后,小女孩便长成亭亭玉立的美少女。此后老人伐竹时常能在竹节里发现黄金,不久便过上了富甲一方的生活。因为辉夜姬的美色,天下男子都想娶她,其中石竹皇子、车持皇子、中纳言石上麻吕、大纳言大伴御行、右大臣阿部御主人五位贵族的求婚最为热烈。辉夜姬要求他们分别寻觅一件世间罕有的宝物表诚意,结果五人均以失败告终。此时日本天皇也垂涎辉夜姬的美色,企图凭借权势强娶辉夜姬,不惜降下身段亲自上门,却也惨遭拒绝。最后在十五月圆之夜,辉夜姬为天皇留下不死神药后穿上羽衣升天,回归月宫。但天皇失去辉夜姬后也无意享用此药,于是下令将不死神药置于离月球最近的、日本国内最高的山顶,并连同赠诗“不能再见辉夜姬,安用不死之灵药”一起烧成烟,此山至今烟火不灭。由于在此焚烧了不死神药,后人便将这座山称为不死山,即日本富士山。此故事中女主人公回归月亮的结局显然是受中国道家方士的“日月神客体论”影响。“日月神客体论”相对的是“日月神本体论”,“日月神本体论”指在原始社会时期,各国、各民族在神话中将太阳、月亮幻化为强大的日神和月神,太阳、月亮在这时期的神话中都作为“神”的“本体”显现于世。然而,到了中国秦汉,为了寻求长生不老,方士们臆想在大地之外存在“不死之地”,于是构想把人送往月亮中成仙,并运用“嫦娥飞升”等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这样,月亮再也不是“神”,而成为臆想中的仙人们居住的仙境了。这就将“日月神本体论”演变为中国道家的“日月神客体论”,在世界其他民族中尚未见过此同一类型的神话,所以它是完全中国道家形态的新神话⑨,形成了以嫦娥奔月为代表的“日月神客体论”神话。《竹取物语》的故事中大量运用道教传说中的仙药、羽衣、云车等回归月亮,为典型的中国道教模式。而且,此故事所体现的模式完全基于中国道教“日月神客体论”观念。除《竹取物语》外,日本的民间故事中与辉夜姬相似的神话传说还有《羽衣传说》、《仙鹤妻》、《海道记》等,故事中频繁出现中国道教故事中的羽衣、仙鹤、羽仙飞天等模式,并且结尾主人公多离开俗世,回到自己的世界。虽然回归的并不一定是月亮,但故事中的蓬莱等岛屿,与“日月神客体论”一样,回归天体。

三道教与彝族的关系

道教虽流行全国,却以南方为主,其产生及其信仰本身和南方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有密切联系。⑩道教产生的标志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被公认形成于东汉。张道陵为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曾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因此,道教在初创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巴蜀当时氐羌民族的宗教文化影响,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最终相互吸收,蒙文通曾说:“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盖原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余疑其(五斗米道)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而非汉族之宗教。”闻一多对道教颇有研究,他指出道家道教可能同源出于西南氐羌系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他将这种“原始宗教”暂称为古道教。王家祐更明确指出:“五斗米道与南诏、彝经似本同源。”学者们的研究指出道教的渊源之一,即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彝族源于古氐羌,其先民从地理位置上看,曾广泛分布于云南大部分、川南及黔西,属于道教五斗米道文化圈。关于道教与彝族原始宗教的渊源,刘尧汉、王家佑、钱安靖、普珍、王丽珠、张桥贵、张泽洪、吉合蔡华、杨甫旺等学者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刘尧汉认为道教乃至先秦道家的学说皆出于古代氏羌族系彝族的虎图腾观。杨甫旺指出道教在创立伊始,为了赢得当地民族的信任以获得立足之地,大量采用当时彝族先民的巫教来阐释教义,这是因为彝族先民的宗教在西南分布最广、影响最大。道教在南方立足并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通过吸收当地民族的原始巫教以获得认同。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彝族宗教影响,如彝人自古通过火葬让灵魂从尸体释放以求灵魂不死,而道教所谓神仙实即从彝族先民巫教的灵魂不死观中逐渐具体化才诞生的想象或半想象的人物。当学者把彝族的习俗文化与道教文化相比较时,发现存在若干同源关系:1.崇虎。彝族以虎为原生图腾,道教所推崇的“太一”也是虎神,据考证,道家创始人、道教教主老子之名的本意是虎首,因此可证明老子借虎为道号或姓,奉虎为图腾。2.葫芦崇拜。道家以葫芦为名号,葫芦也是道教的法器。彝族也崇拜葫芦,做法时祭司腰系一凹腰葫芦,请神时便敲击葫芦法器。3.彝族与道教均尚黑尊左。故道家也被称为“玄(黑)学”。4.被道教推崇为“女仙之宗”的“西王母”原型源于彝族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大祭司兼酋长以及近代奴隶社会的女奴隶主“西嫫”。5.神仙思想。神仙思想是道教精神支柱,而得道成仙就成为道教最高理想的归宿。据闻一多研究考证,神仙思想的起源与古羌戎族群的火葬习俗有密切关系。因为其火葬是为了让灵魂从尸体释放,并通过毕摩的超度仪式助祖灵升天成仙。

四道教与日本的关系

道教对日本的影响与日本历史上的神佛对峙有密切关系。由于圣德太子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六世纪左右佛教便被传入日本。当时佛教已拥有相当完善的教规、教义,而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无教义、无经文,无法与佛教抗横,为了和佛教对抗,日本神道特别附会了很多道教的思想,以建立自己的学说。“神道”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国典籍《易经·观》。奈良时代(710-784)“神道”一词传入日本,成书于711年的《古事记》中已出现了与“神道”一词同意的“本教”、“神习”、“神教”、“德教”、“古道”等词。道家思想在日本文人中拥有一定的权威是在平安时代(794-1192),由于“神”字在道教的各种思想中多有表现,于是日本便产生了“神道”这一称呼。日本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史家和中国文化批判主义学者津田左右吉认为日本的神道教引进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思想,在构成日本神道教理论的东西里,既有假借的道家思想,也有得到道教经典暗示的因素,更有密教道家作为其先驱。日本人将各种中国思想做了各种各样的搅拌,所以他们混杂的思想里充满了中国元素。津田左右吉就天皇制与道教关系指出:“天皇御号之所以被我国采用,是因为它包含着宗教学的意义。它的直接出处在道教,根据上述考察,殆无可疑。”此外,学者们还认为日本使用的“神宫”、“神社”、“天王”、“惟神”等词皆来自道教。

道教与日本文化关系研究的集大成者福永光司分别从以下七个方面探讨:“天皇”“真人”等词语来自中国;象征天皇地位的两种神器镜和剑均来自道教;日本天皇和皇室重视紫色明显受道教的影响;“天皇为天照大神的孙子,是日本的‘现人神’”的思维源于道教“神人”哲学;皇室每年在宫中举行的四方拜仪式也是源于道教的宗教仪礼;祈愿天皇长寿的祝词是来自中国道教祝文;由以上分析研究福永光司认为日本神道与中国道教神学有密切关系。

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从历史上看并非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早在道家思想、道教传入之前就有方士到达日本,如《徐福东渡》的故事,相传远在秦朝,方士徐福就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此后,在成书于720年的古书《日本书纪》中已记载了很多神仙传说,所以大约7世纪,中国道教的神仙长生不老思想就已明确传到了日本,由此可以推测中国道教的方术、科仪、神仙信仰、长生信仰等大量传入日本是在奈良(710-790)、平安时期(794-1192),如日本星宿信仰、阴阳道等民俗、传统节日七夕、中元、守庚申等均与道教密切相关。可见道教对古代日本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宗教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结语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日本在民族风情、风俗习惯、言行举止、宗教信仰、穿戴衣着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西南彝族,除了民风民俗以外,他们的语言从发音、单词到语法结构和日语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1960年代中期,日本掀起过一股寻根热,日本学者从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穿戴衣着方面入手,采用人类学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日本人的异同,以探寻日本人的祖先,但与西南少数民族彝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尚处边缘。笔者认为道教是建立在中国古人的原始宗教基础上,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的原始宗教相融合而产生的,由于它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解决人们生活中生老病死的问题,是谋求现世利益的宗教,因此传入日本之后,迅速与日本原始宗教融合,在催生日本民俗宗教、民间文化、民间文学中起着重大影响。

通过上文对彝族、日本民间文学中道教思想与情结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宗教思想方面存在同源的关系。如道教神仙思想在文学中的体现,自奈良时代(710-794)起神仙思想在日本贵族中开始流行,并逐渐扩散到民间。从时间上看,日本当时的学者大江匡房曾以中国《神仙传》为模型写了《本朝神仙传》,此外在当时各诗集中也经常表现神仙思想,歌咏神仙,如道教中的“女仙之宗”西王母,而吉合蔡华等人的研究指出道教推崇的“西王母”的原型为彝族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大祭司兼酋长以及近代奴隶社会的女奴隶主“西嫫”。此外,方术、咒语等均体现了同源关系。道教大约创立于公元2世纪,其从开创伊始便受彝族先民氐羌的影响,大量吸收彝族思想与文化。而日本在7、8世纪就明确记载神道深受中国道教思想影响,基于文化传承的观点,笔者认为日本的民间文学故事很可能间接受到彝族思想、文化、民间文学的影响。日本民俗学家饭仓照平和志村三喜很早就通过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研究两者可能存在的关系,志村三喜通过研究彝族蛇郎和龙女地源头指出“彝族日本民间故事中关于龙宫的故事存在同源的一面”。饭仓照平也指出“恐怕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日本之间,就有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今后,笔者将进一步以民间文学为中心探讨彝族、日本可能存在的关系。

注释:

①[日]饭仓照平:《日本和中国的民间故事交流》,载刘守华、黄永林主编《民间叙事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第14页。

②孟昭连:《葫芦与道教关系探源》,载《葫芦与象征中国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02页。

③李安宅:《巫术的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④白芝等编:《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⑤蔡华:《道教与彝族“咒鬼经”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⑥杨甫旺:《论道教在彝族社会中的传播和影响》,《毕节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⑦[日]河合凖雄:《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3页。

⑧嵊泗县政协:《舟山海洋龙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⑨和风日语:《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http://infos.edulife.com.cn/200904/16092671463_1.shtml

⑩刘守华:《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版,第16页。

蒙文通:《道教史琐谈》,《中国哲学》(第4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8页。

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第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页。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巍宝山志》序一,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刘尧汉:《道家和道教与彝族虎宇宙观(下)》,《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杨甫旺:《论道教与彝族原始宗教的互动与融合》,《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

[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邓红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5页。

参见[日]福永光司:《道教与日本古代天皇制》,得间书店1978年版。

何乃英:《道教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亚太研究》1994年第2期。

[日]志村三喜:《围绕蛇郎与龙女谈彝族民间故事的源头》,《山茶》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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