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的重塑及其现代价值

摘 要： 纵观整个近代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从最开始的模糊错误，到逐渐重视日本，正视日本，学习日本，再到最后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了全面理性的认识，共经过五个认知阶段。在如何向日本学习的问题上分化成四种方向：分别为资产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实业救国派和改造国民派，虽然他们的重点不同，但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救国之心。随着对世界的了解加深，他们的国际观也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对国际体系及国际规则有了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甲午战争 知识分子 日本观 国际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91-02

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甲午战争是极其重要的一笔。清政府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被所有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留给国人无尽的悲怆，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深化了人民的痛苦和負担，社会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拥有通过“科举”晋升为官僚阶层的社会阶梯，是识字率并不高的古代社会中无可置疑的精英阶层。一方面，他们最先接触到外界的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话语垄断性，也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群体极富责任感，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知识分子阶层对外界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并敢于发声。因此，当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感情冲击，随后他们对日本的认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变化呈现出范围上的整体性和时间上的同步性，但转变的程度则体现出渐进性和方向多样性的特点。

一、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重塑的演进过程

受到古代中日两国交往历史的影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自大，罔顾进入近代社会后周边和世界局势的骤变，绝大多数中国人尚未真正开始放眼世界、认识日本。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虽然已经起步但依然很模糊。《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著作“开风气之先”，介绍了数十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状况，但“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1]这表明，以魏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认识到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落后，但对待日本依然有漠视心理。

以日本的明治维新和“琉球事件”为时间节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重视日本，开始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明治维新引发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注意，他们纷纷称赞明治维新是日本富强的关键。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希望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改革，走上富强之路。在“琉球事件”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和狡诈性，引发了对日本的警觉，台湾的重要性和军事防守的空虚也引起了清廷内部的关注。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整体性、同步性的认知转变，开始正视日本。谭嗣同获悉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写到：“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句诗可以说是这种失望和悲愤的典型代表。痛苦之余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黄遵宪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等爱国诗歌是甲午战争的历史反映，揭露了当时清廷从政治到军事的彻底腐败。他的作品理性地反思了两国之间的差距，反思了“区区黑子大，胡为战则赢？”[2]的问题，反思了中国为什么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依然惨败的问题。

甲午战争的反思期过后，知识分子阶层普遍提出“师日”的主张。康有为认为，日本是向西方学习后来居上的楷模，同时又具有与中国类似的历史进程，中日两国语言相近，因此，向日本学习是实现中国振兴的一条捷径。[3]这种观念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不仅是普通的知识分子阶层，官僚阶层，甚至光绪皇帝本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取法日本成为知识分子群体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师日”心理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出自设的传统文化优越的藩篱，开始接受中华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群中的一支的事实。

随着对日本和国际形势认识的深入，知识分子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日本观开始变得更加公正、理性、客观。宋教仁指出，日本“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其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4]

综上，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日本观随着认识的深入逐渐演化，从鸦片战争后对日本的认识模糊片面，到明治维新和“琉球事件”后开始逐渐重视和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甲午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开始将日本视作一强逐渐正视日本，在此基础上提出“师日”主张，但随着认识的进一步理性客观对日本的侵略性逐渐成为共识。这种演进总体上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情怀和救国心态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重塑后围绕“师日”的论争

面对甲午之殇，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有共同的心态变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中国可以取法日本，寻找救国富国的灵丹妙药，但他们找到的“药方”却不尽相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认知路径大致有四个方向。

第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学习日本的政治改革经验，由皇帝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在甲午战败之后，经过短期的义愤填膺，便开始疾呼向日本学习。康梁发动“公车上书”，进谏光绪皇帝推行改革，认为只有变法才能“成天下之治”，避免被强国鱼肉的悲剧再次发生。虽然戊戌变法仅推行百日就夭折了，“师日”的各种宣传和政策也被限制甚至禁止，但这种思想已经对当时愚昧无知的官僚阶层进行了思想启蒙。

第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日本虽然有其侵略性，但依然可以为中国的革命提供借鉴和帮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孙中山就尖锐地披露了日本的侵略本质。但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国家昌盛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同时，可以借助日本的力量消灭国内的反动力量从而间接削弱日本的在华势力。[5]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指出，明治维新事实以来虽然时间短但效果显著，中国如若仿效日本，必“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6]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了君主立宪制的严重弊端，君主立宪说到底还是权钱游戏。因此，孙中山走上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救国的道路。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在留日学生中发展成员并开展反清爱国运动，留日学生是政党主要争取的对象，日本成为海外活动的重要基地。

第三，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派认识到日本巨大成就的本质是经济竞争力的上升，因此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重视商业、发展实业。张謇认为，实业使国家富强，也是教育和练兵的基础。他说：“日本人能睽知西洋富强之由来，皆全力以振兴工业。中国但知西洋有坚甲利兵，而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至今犹陷于困境也。”[7] “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其根本在致力于农工商，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能普及，而后民智爱国，练兵乃可得而言也”。[8]张謇是中国第一个大实业王，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等20多个企业，开创了“学而优则商”的新型人生道路。清政府也转变观念，开始致力于振兴工商、发展实业，并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私人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有了初步的发展。

第四，以鲁迅为代表的众多知日派认为，中国最应该向日本学习的是其优秀的国民精神，深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现状，才能塑造更加“坚强的国性”。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进行改造的国民性有很多。认真，鲁迅在辅仁大学演讲时就说“日本人太认真，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他认为，国民性格中这种惰性的积累关乎国家间、民族间竞争胜负的结局。善于学习模仿，同时蕴含创造性。郁达夫说：“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意义的。”[9]富有活力。梁启超晚年回忆起在日本的岁月仍然感叹道：“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10]

综上，从“师日”阶段开始，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民族危机进行的深入思考之后找到了不同的救国良方。他们对祖国和人民责之切是因为爱之深，正如鲁迅所说：“象热烈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

三、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重塑对其国际观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人将视野放至全球，在加深对日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世界，认识世界体系新的运作模式，认识日本与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国际观得到进一步深化。

首先，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开始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去认识，兼重塑了自身的价值观和国家观。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仍然未能敲醒大部分人“天朝上国”的迷梦，那么《马关条约》的签订无疑是当头棒喝。众多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被另一个民族国家狂侵暴虐的伤痛，民族意识大大觉醒，割地赔款的沉重后果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坚定维护祖国统一。部分官员将愤怒发泄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知识分子开始将爱国与忠君分离开来，有更深入者对君主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抛弃了一些不适合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的国家观和价值观。

知识分子开始群体性的对传统的政治体系和儒家价值观进行剖析，认为要想像日本那样迅速的富强起来必须打破陈旧腐败的政治制度和不合时代的价值观和纲常思想。谭嗣同批判传统的君主制度是“黑暗的地狱”，只能“使滋人愤懑而已”。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念不再是普遍的思想，考取功名不再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职业道路逐渐多元化。清廷败于日本使他们认识到洋务运动这种“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开始了对“中体西用”的错误方针的清算。

其次，伴随着“赴东洋”风潮的兴起，“学西洋”也蔚然成风，扩展了视野的知识分子群体重新认识了世界，世界观和国际观逐渐完备起来。知识分子对国际体系及其生存法则有了进一步认识。近代以前的中国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其他国家都是以“礼”为秩序基础的，表现为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魅力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甲午战败的屈辱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改变这种观念，严复的《天演论》起到了传播媒介的作用。《天演论》以“天择”“物竞”为义，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严复认为这种思想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国家要想自保必须积极进取，而要想进取必须标本兼治，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只是标，其本在于改善民智和革新政治。一时间，“优胜劣汰”的国际规则使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华夷体系”下的“天下观”崩溃，要建立怎样的享有主权的民族共同体成为了当时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甲午战争后，从天下的中心到世界体系中一个普通的贫弱的民族国家的认识的转变贯穿着当时知识分子们开眼看世界的全程，这个转变使他们内心感到痛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们对国家的拳拳之心和殷殷期盼并没有改变。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是巨大的，带来的影响是久远的，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回顾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外界认知的转变，对于当前中国人认识世界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选自薛福成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所做序言。

[2]黄遵宪：《寄女》，《人境庐诗草（第八卷）》。

[3]臧世俊：《康有為的日本观》，《学术论坛》，1995年第5期，第97页。

[4]陈岳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7页。

[5]刘焕明：《论孙中山先生的日本观》，“辛亥革命与民族振兴”高峰论坛，澳门，2011年6月18日，第120页。

[6]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7]张謇：《政闻录》，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8]张謇：《政闻录》，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9]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四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10]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作者简介：武珺欢，女，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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