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中期的德育论争与宗教

[摘 要]日本明治中期，在加藤弘之提出依靠宗教发展德育的提案的触发下，关于宗教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德育改革的方针路线问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论争格局。这场思想争鸣围绕道德教育的标准和主义问题展开过颇具开放性的讨论，而论争本身又使“道德标准”缺位成为愈发普遍的焦虑。在此氛围下，作为“钦定标准”登场的《教育敕语》在终结论争的同时，也抹杀了论争中出现的对于“创立国教”的质疑，并进而将价值的根源置于国体与天皇。

[关键词]明治时期，道德教育，宗教，教育敕语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57-08

1890年10月，由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一道构成了日本天皇制国家的支柱，还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近代国民教育的性质和走向。这份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孚共同起草的诏书宣扬神国思想和家族国家观，声称皇室祖先确立了“臣民”的道德，并将“臣民”对忠孝道德的实践规定为“国体的精华”和“教育的渊源”。直到1948年国会决议正式宣告其被废除为止，《教育敕语》一直被视为二战结束前日本帝国国民道德的“钦定标准”。然而，长期以来为人所忽略的是，在《教育敕语》颁布前夕，其实出现过围绕“道德（德育）标准”问题展开的充满张力的论争空间。1887～1890年间在教育舆论界爆发的“德育论争”就是这场思想争鸣呈现白热化状态的缩影。①

这场论争的导火索是时任东京学士会院会长即著名学者加藤弘之的一则演说，加藤主张将神道教、儒教、佛教和基督教教义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以自由竞争的形式同步导入全国公立中小学校。这则颇为大胆的提案在当时的教育类杂志上引发了激烈而持久的论战。明治日本的近代化是以西方基督教国家为模板的，而在那些国家，国民道德教育往往是由宗教来承担。对于这一事实，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多了然于心。②然而，即使是在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当中，对于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做到将宗教融入国民道德教育系统并未取得一致看法。因此，围绕宗教在国民教育中的定位以及政府推行的德育改革路线等问题的理解，社会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论争格局。

与《教育敕语》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都汗牛充栋的情况相比，关于这一时期知识界围绕教育问题的思想争鸣，国内极少有学者予以关注。虽有个别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涉及，③但并未对其中的论争脉络和焦点加以全面把握。日本学界亦仅有久木幸男和西谷成宪等学者曾对这场论争的轮廓进行过粗线条式梳理，①至于统辖全国教育方针的文部省在论争中所持的立场，尤其是加藤提案与文部省当时的“伦理”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鲜有学者加以深入考察。鉴于《教育敕语》的形成并非具有一贯性的教育理念被固定化的必然归结，而是随着各方势力持续的相互抗争与妥协，国民道德教育的选项被逐步限定的流动性过程。②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对这场思想争鸣加以充分探讨，就不可能理解《教育敕语》是在何种言论氛围和契机下应运而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敕语》颁布前夕爆发的这场“德育论争”成为了我们进入那段历史现场的绝佳切入点。本文拟通过对这场论争的考察，试图从当时的话语空间中探究这一问题。

一、论争的背景：德育路线的摇摆

如前所述，“德育论争”的导火索是加藤弘之于1887年11月在大日本教育会例会上发表的演说《有关德育的一个提案》。在对论争本身进行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加藤演说发表的时代背景加以考察。日本知识分子早在明治初期就开始关注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加藤提案的发表，更多的还是与其所处的19世纪80年代知识界的言论氛围及当局的教育方针密切相关。

（一）“道德标准”缺失的危机意识

明治时期首屈一指的评论家、激进的民权理论家植木枝盛曾在1886年3月至4月刊行的《土阳新闻》上发表题为《论维新后道德之颓废》的文章。③植木对社会上只重视知识和法律而輕视道德的现状表示了担忧，认为固然儒教道德存在种种问题，但最起码对明治维新前的社会公德起到了约束和规范作用；而对于造成如今道德滑坡局面的原因，则与当初学习西方学术时仅局限于制度与法律，未能将宗教与道德一并导入有关。

长期关注国民道德问题的思想家西村茂树于1886年12月在帝国大学发表系列演说，并于翌年4月将讲稿整理成《日本道德论》一书出版。在书中，西村称“天下宣讲道德的教”大致可以分为“世教”和“世外教”两类，探讨现世伦理道德的儒教和西方哲学属于前者，涉及前世来生与因果报应的各类宗教则归于后者。他认为，“世界万国，有国则必然有世教或世外教，世教以道理为主，世外教以信仰为主，皆旨在团结人心，使人去恶从善者也”。即无论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必定有一个特定的“教”作为劝善惩恶的“标准”，唯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由于之前充当道德标准的儒教被上层社会舍弃，“道德的根据不复存在”，这才导致了国民道德呈现出日益退废之兆。④正如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指出的，西村对于经过明治维新这场近代化变革的日本社会所出现的道德价值真空状况表现出强烈的焦虑，而这一状况其实是由于长期以来构成日本上层社会价值观的儒教失去意识形态支配地位造成的。⑤

同期参与文部省伦理教科书编纂的菅了法在1887年10月发表的题为《论伦理学之必要》一文中也表达出同样的担忧。他认为，正如儒教之于中国人，耶稣教之于西洋人那样，以往日本人是靠儒教和佛教教义来区分正邪善恶，将两教的训言作为自身行为的准则；然而维新以来，“随着世态变迁，佛教势力扫地，随着学术进步，孔孟教义亦丧失了根据，我国国民失去了道德的标准与行为的准则，正处于危殆之域”。⑥

可见，“道德标准”缺失的论调在加藤演说发表的前夕已经成为不少论者的共识。而这一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又与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来当局在德育路线上的摇摆有关。

（二）文部省的德育路线转换与“伦理（学）”的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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