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职业化的理论探索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职业化及其相关命题——新闻专业主义、中国新闻职业化进程、新闻职业精神——研究现状的扫描，发现西方新闻职业化的理论成果较多，专业主义备受关注；国内新闻职业化研究显得相对零散，评价标准不一：新闻职业精神研究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入剖析。

关键词：新闻职业化；专业主义；职业化进程；职业精神

新闻职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并非随着新闻业的产生而与生俱来，百余年来，世界新闻界为争取新闻职业地位而进行了不懈地奋斗。相比于西方相对成熟的新闻职业化运作机制，中国职业记者的出现是在20世纪初。虽然历史相对较短，但中国新闻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所发挥的能量早已化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新闻人的思想和实践在历史的长河里镌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精神图景，为历史所铭记。中国新闻界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并融合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底蕴，构建了中西交融又具自身特色的职业化路径与内涵。本文旨在回顾中国新闻职业化研究的理论状况，并分析其现状与问题。

一、新闻职业化与职业主义备受关注

职业化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职业主义，又称专业主义(台湾学者多用专业性)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从新闻业创立之日起，人们就企求新闻业获得与医生、律师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台湾学者郑贞铭指出：“新闻事业究竟是专业抑或是商业，在国外也是个争论已久的话题。”但是总体而言，“究之新闻事业，总为一有高尚知识之事，是不得不谓之为一种异样职业也。”国内外对于新闻职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化的历史过程、专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

《美国新闻事业史》、《美国新闻史》、《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制作新闻》等著作均对美国新闻的职业化历程有所记载和分析。其中，夏德森的《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一书，从社会学视角解读新闻事业变迁史，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些史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批判的吸收和借鉴。郭镇之是国内较早引介新闻专业主义的学者之一：她指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作者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变化及意义等作了简要介绍。李良荣在《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中系统论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条件及其现实困境等问题。黄旦则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切人传播者研究，不仅分析了“职业或专业新闻传播者理念”的形成过程，并且从学理上对以美国代表的西方新闻职业化的基础(新闻自由)、标志(新闻客观性)以及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过程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博采众长，又自成一家之言。

商娜红和谢静的博士论文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商文以英美的新闻自律为例，探讨了职业主义视野下的自律，在对新闻自律的演进、规范和机制等的研究中，考察了英美职业化的基本进程。谢文则较为详尽地梳理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程，指出专业主义是新闻业对外建构权威、对内协商规范的过程和结果。”

不少台湾学者也就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郑贞铭在《传播发展的省思》中解读了新闻的专业理念、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建立新闻专业化的对策等。罗文辉则修正了西方测量专业性(professionalism)的常用量表，提出了建构专业知识、专业自主、专业承诺与专业责任4个面向的概念和量表。作者不仅分析了专业性的内涵，而且还用量化的方法建构了评价量表，颇具实践价值。

二、中国新闻职业化进程研究相对零散

相比于对西方新闻职业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中国新闻职业化的研究相对薄弱。上世纪30年代，吴贯因在为《新闻学刊全集》的序言中指出，“新闻之成为一种职业，乃属近世之产物；新闻之成为一种科学，更属近世之产物。”而在“中古以上，职业与学问，恒分独立，不必合一。”只有到了近代社会，由于科学发达，“学者对于万有现象，万有事业，皆务探其理窟，穷其作用，建其基础于科学之上，俾事业与学问，渐趋一致，故服务社会者，无论所操所业，皆得诉诸理论，标示其在科学上之位置。”凹此处，吴所谈“新闻职业化”的目的是论证新闻的“科学化”，而非以“职业化”作为研究主旨。因此，这里虽是我国较早提出“新闻职业化”命题的，但并未作专门研究。

事实上，中国新闻职业化思想萌芽于19世纪后半期，散见于当时的一些有识报人(如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为报馆或报刊拟定的宗旨或方针中，在记者社会地位尚未被广泛认可的情况下，他们蜻蜒点水式地涉及到职业规范等内容。梁启超、孙中山等在创办政党报刊时较多地论及报人使命、报刊责任等具体条款，开始意识到新闻职业的独特要求。辛亥革命后，一大批职业记者在社会上崭露头角，黄远生、邵飘萍等活跃在新闻战线上；一时间国人自办的民营报刊风起云涌，标榜秉持客观公正的社会立场，这些报刊和职业记者在发刊词、社论以及相关论述中大量涉及新闻职业的理念与规范，使职业化新闻思想积淀日深。黄旦指出，作为“破天荒”之作的徐宝璜的《新闻学》具有更深层的“破天荒”意义，即“第一次触及和研究中国报刊的职业化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个关于新闻职业化的思潮。”今天看来，徐当初的论断“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者为职业者也。”，事实上已经注意到职业记者与新闻学科之间的关系。邵飘萍也指出，“夫新闻社为社会公共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国家任何机关，皆属平等。”

在当代，新闻研究者也对中国新闻职业化进行了不少富有见地的探讨。黄瑚在其所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专辟一节阐述“新闻事业的职业化”，指出“民国成立后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与扭曲，以及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对新闻事业的迫害与摧残，虽然使中国新闻事业重视政论的传统中断，结束了政党报刊盛行的时代，但是却加快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职业化进程。”作者进而分析了“政党报刊的衰落与新闻报道工作的加强”、“报纸的企业化与商业性大报地位的上升”等新闻职业化的主要表现。这是目前国内新闻史著作中最开宗明义，且独立成篇的就中国新闻职业化的阐述。虽然该书并未系统考察在此之前中国新闻职业化的程度、之后的发展等问题，但在论述中也有所提示：其一，新闻职业化是有条件的，比如政党报刊的衰弱及其新闻自由的保障；其二，新闻职业化突出地表现在新闻报道工作的强化和媒体独立背景支持。商娜红通过对英美新闻职业主义的考察指出，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是从外部灌输进来的，职业化的

观念主要诞生在“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在简要分析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历程和思想的基础上，作者对未来中国新闻职业化前景作了一定的展望。不过，该论述篇幅不长，也未能深入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学者特里·纳里莫曾“试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范畴之内，从总体上描述民国初期新闻业兴起的状况，重点是评价当时新闻业向职业化转化的各种努力的意义之所在。”作者指出，“许多中国报人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建构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专业性的客观中立，以便在报业难以避免的党派性和政治性中安身立命。”因此，客观主义新闻学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化模式。也许站在域外学者的立场上，强调客观性无可厚非，正如阿特休尔所说，“如果说在第一修正案大旗下，美国及工业化世界新闻学思想体系有了长足发展的话，那么客观性法则就是它的精神武器。”但是，在此这一结论仍值得商榷，毕竟让一个域外学者充分考虑中国的本土特点，似乎有点勉为其难了。不过，“把民初之后的新闻思想纳入到职业化层面进行认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留美博士徐晓群的《专门职业者与国家：近代上海职业团体的兴起(1912～1937)》，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为支撑，对包括记者、医生和律师在内的专门职业者的生活、职业和身份等进行了考察，分析了这些职业化团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界就开始讨论职业化、专门化和客观性等问题。”虽然该论著所提供的仅仅是局部地区和特定阶段职业化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不失为我们研究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有些学者虽未以新闻职业化作为独立的命题考察，但在研究中不乏对新闻职业历史与现状的诸多评述。童兵、单波、徐培汀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论述最为典型，他们撰写的理论新闻学卷、应用新闻学卷和新闻史学史卷均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业发展历程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扫描和评析，其中不乏对中国新闻职业化实践和思想的展现和分析。童兵的《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新闻传播功过的论说，其中不乏对媒体定位、职业角色评判的真知灼见。

此外，众多的新闻史和新闻理论著作中，大量涉及新闻职业化的相关命题，比如新闻自由思想、媒体属性、职业记者的产生与发展、新闻同业组织、新闻教育以及职业传播者的素养与规范等等，不一而足。

三、新闻职业精神研究有待深入

职业精神是维系一个行业孕育、演化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日本学者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以“职业之新闻记者”专列一章，指山：“国家对此职业，正须立一道德精神之标准，并授以证书，而后可日就范围。”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也指山，“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并身体力行。缘于我国古老的精神传统和道德信念，中国新闻人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职业精神与道德的要求和规范。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的王韬指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1919年，徐宝璜先生在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中专门列出的“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可以说是我国新闻道德规范的雏形。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挖掘了近代中国报业实践中的职业精神，透视生成这些职业精神的背景、内涵与价值。比如，有关《大公报》专业精神及其启示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虽然只是丰富的中国新闻史及其思想史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建构当代新闻职业精神不失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职业道德是职业精神的外在表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新闻学者约翰·赫尔顿著《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等著《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和罗恩·史密斯著《新闻道德评价》等著作。国内学者也对新闻职业道德与伦理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为我国新时期新闻理论界的一个亮点，如周鸿书著《新闻伦理学论纲》、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戴元光著《传播道德论》、蓝鸿文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和徐新平著《新闻伦理学新论》等。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新闻职业道德专题研究论文，在新闻思想研究论著中也有不少涉及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的内容。

虽然新闻界早就意识到新闻职业素养的重要性，并对记者的职业精神有了明确的提示，但是，相比于新闻职业道德与伦理的研究，新闻职业精神真正受到重视并普遍展开专门研究则是近几年的事。2003年底，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联合发出了在全国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倡议，加强新闻职业精神建设被历史性地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表明，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密不可分，但是在研究中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有关职业精神的研究往往停留在职业道德的诉求层面，研究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局限于或回归到“职业道德”的老生常谈之上，其后果必然是毫无新意，缺乏深度；不少论文中经常是谈此用彼，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概念混淆现象时有发生。职业精神的建设固然需要道德的约束与规范，但绝不是精神命题的全部。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概念与关系作进一步的澄清，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理清新闻职业精神的规律，包括促进职业角色内化的机制等。

四、结语

总体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闻职业化和职业精神的理论与实践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西方新闻职业化的理论成果较多，专业主义备受关注；国内新闻职业化研究显得相对零散，评价标准不一；新闻职业精神研究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入剖析。

有学者指出，“对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或者说专业化问题，国内尚未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但国外则比较重视，有人还以此为博士论文。”通过文献回顾也可以发现，相关的研究散见于各类书籍和报刊，显得非常零散和片面，往往只是“碎片和局域的呈现”，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有必要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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