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生态失调的破解：思想与制度建设的契合

摘要：以思想建设引领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的鲜明特点，也是党自身建设的优势。而党内政治生态失调，腐败高发，权力滥用，反映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严重失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统一，成为新时期破解党内生态失衡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1-0046-007

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两大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极为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把一个一穷二白、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具有举世瞩目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世界大国，先进政党的领导是其最基本的原因。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看，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与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相一致的，而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毫无疑问又是以党的建设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这一主题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其中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思想建设，其丰硕的思想建设成果是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比拟的。实际上，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引领，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的鲜明特点。如何处理好思想建设与其他建设，特别是制度建设的关系，真正发挥好思想建设的引领作用，必然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较长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腐败高发态势、滥用权力等，从政治生态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是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严重失调的反映。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抓住主要矛盾来加强党的建设，维持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思想建党开拓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并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提出了思想建设如何牵引其他建设，尤其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命题。

形成思想建设为引领的党内政治生态绝不是偶然的，恰恰是绝处逢生和筚路蓝缕的开拓。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缺少大工业发展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也仅占全国人口的0.5%左右。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突破了经典作家社会主义革命依托工人阶级并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使没有大工业发展和庞大工人阶级队伍的落后农业国，也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它必须破解的一个难题就是：在这样的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在农村展开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中，农民自然成为主力军，党的建设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成分党员增加的问题。即如何保证建立起来的不是农民党，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何保证进入党组织的农民以及其他成分的党员不仅从组织上入党，而且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思想建党的新路。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其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产生的成分所构成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强调如不彻底纠正，是不可能完成伟大历史任务的。

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到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为全党所接受。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农民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生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地位。……社会成分是应当注意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高度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621页。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思想建党的问题：“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通过延安整风，思想建党的原则得到了牢固的确立。

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培育出两个极为突出的优势。

其一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成为以思想和理论武装见长的无产阶级政党。

就客观情况来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的提升也遭遇到极大的阻碍，无论在社会上、革命队伍中，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都容易存在和流行与小农经济和落后社会相对应的各种思想和观点，毛泽东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所指出的那些思想倾向，毫无疑问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成为具有相当高理论水平和思想创新成就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与党历来重视思想建设密不可分。毛泽东在1938年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1940年代初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逐步确立和发展成熟。也就是说，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相伴而行的是党的理论建设的不断推进，思想建设的成果不断汇聚，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于民族国家的进程，建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党的理论建设的新进程。这一思想引领与理论建设相得益彰的有机融合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极为了不起的并且十分有效的民族化进程，使中国共产党有了适合自己的思想理论指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事实上，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多个国家传播，中国起初并不具有先发优势，比如日本就比中国更早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却能够后来居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铸就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民族化的新的理论成果，这不仅彰显了思想引领和理论创新的相辅相成，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独树一帜的贡献。

其二是培育了一大批为理想而献身的中国共产党人，使利用楷模促进党的建设完成党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政治生态特色。

思想建设内化于党员队伍最为突出的功能，就是塑造了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先锋队成员。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英雄人物是屡见不鲜的，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涌现出了成千上万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献身的英雄人物。这一颇为突出的现象，又与中国共产党由此而形成的，即非常善于利用楷模促进党的建设、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政治优势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特色和优势得以确立。1939年3月18日，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要求“各战略单位政治机关，应很踏实地去发现这些英雄，编成生动的通讯，电告延安新华社，同时在本地深入宣传。”毛泽东十分重视楷模的引领作用，指出英雄模范具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三大功能，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所以毛泽东称“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要“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页。194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社论，号召全解放区“热烈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竞赛，提高一切为人民服务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10），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楷模是人格化的理想追求，而楷模的成功塑造则是思想建党、理想先行的直接成果。

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从来不缺少英雄人物，这是与从来不缺少思想的引领和理想的高扬紧密相连的。

思想建设始终走在前列，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鲜明特色。当然，党的自身建设不仅仅是思想建设，还需要有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等方面的共同配合、协同推进，这就很自然地提出必须要加以密切注意和认真处理的问题，即思想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协调，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如何以思想建设引领其他建设的问题。

同思想建设相适应，组织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党的组织同其他革命组织，特别是军队的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它们的核心。“三湾改编”就是典型的例证和这一建设的起步。“三湾改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了军队党组织的建设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开拓了党组织建设普遍的基本路径。它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领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融入其中作为核心来发挥其功能的。其二是确立起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1928年7月，党的六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三项根本原则。党的七大鲜明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

从作风建设来看，最为成功的就是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这是由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概括提出的。如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思想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契合度也是非常高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思想建设加固唯物史观的基础；密切联系群众使思想建设更加接地气；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思想建设的革故鼎新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

制度建设，如果将其与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更加明确区分的话，应该聚焦在党内的法规建设上。党规党法，主要是对党员的行为规范。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一定要有更高尚的行为操守，这需要党规党法来打造和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在经过列宁主义的陶冶以后，形成了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有严格的党规党法，这是资产阶级政党根本无法比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就专门列出“纪律”一章，强调了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党的纪律。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这次全会还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继而，党的七大第一次把党的纪律写进党章总纲。

对纪律的规定体现了制度建设的一个基本取向，即：要为党员的行为塑造划定一个底线。它与思想建设正好形成完整的行为规范，思想建设是高尚的行为引领。实践证明，仅有高尚的行为引领是不够的，也要提出最基本的行为要求，特别是逾越基本要求以后的惩治。这同从全社会范围来看，高尚道德的引领和法律的底线守护相配合是同样的道理。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中，思想建设是率先发展的，但也较好地带动了其他建设的推进。他们之间形成的政治生态包蕴着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如果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党的建设就难免受到影响。

二

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深刻变化，给党内政治生态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优秀的党员楷模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前腐后继，实际上是党自身建设生态失衡的体现。思想的旗帜仍然高扬前行，而制度对行为规范的底线并未跟进。由此而提出制度建设重心的时代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后成为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者。这是对党、对党员，尤其是对党的干部的严峻挑战。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曾经谈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尽管这一论断过于极端，但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则始终是人类全力以赴力图加以破解的难题。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进程中，对权力滥用的一个基本应对办法，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所以，分权体制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虽然这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腐败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承袭西方国家用权力制约权力来防止腐败的老路，而力图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是一个全新的，也是更加艰难的开拓。

思想建设的引领，使中国共产党有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反腐败良好基础。一批又一批先进人物、英雄模范的涌现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等，是这种良好基础的典型体现。除此以外，新中国成立以后采用了运动整肃的方式，例如三反五反运动、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引导党员和社会的行为，除了相应的运动目标外，也起到了行为塑造的积极效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治理方式下，党的制度建设难以获得强大的推动，但也没有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因为思想建设的高歌猛进以及运动式整肃附带的惩戒功能，依然能够较好地规范党员的行为。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将思想建设人格化，即通过树立楷模和英雄人物引领党员和社会行为的做法卓有成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前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祝词，代表中共中央对英模人物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页。在这一届大会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464人。从此，召开全国性的英模大会表彰先进成为长期坚持的制度。另一方面，一些越轨的行为也在相关的运动中受到惩治，从而对全党起到较好的警戒作用。例如，在“三反”运动中，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其中共产党员十九万六千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0/content_2358476.htm特别是对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贪污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作用。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静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转达了他的意见和请求：“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毛泽东当即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干部。”转引自杨胜群：《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运动整肃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党的制度建设，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党内的政治生态。然而，这样的平衡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其一，尽管运动式整肃能够打压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但它同样也可能助长行为的失范，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和混乱。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运动式整肃高度发展的产物，无论它试图要整肃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其导致的行为严重失范和社会巨大混乱，都是一场历史性的、无法弥补的灾难。其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社会治理越来越复杂，运动式的整肃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法治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离开了法治，政治生态的失衡就不可避免。

邓小平比较早意识到应该大大提升制度和法治建设的地位。文革结束后他就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对党的建设来讲，不仅同样必须大大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而且还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即应该同党的其他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相适应。思想建设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高扬在最前列的旗帜，都是引领，而制度和法治建设则始终是守护行为的底线，底线必须同前列的旗帜相对应，它们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差距，也必须把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差距过大，即底线远远落在高扬的旗帜后面，就会形成先进和落后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毫无疑问将产生尖锐的冲突，党内的政治生态就会遭到严重破坏。

实际上我们已经遭遇到这样的境况，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先进和落后的两个极端，即：一方面是先进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楷模不断涌现，展现出时代的风貌；另一方面则是违法乱纪的党员和干部前腐后继，达到历史的新高。党员队伍被严重地撕裂，这是党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对这一十分矛盾的事实，解释起来也并不难。即底线的失守，制度建设、党规党法对党员行为的约束弱化了、松懈了，没有跟上思想建设前行的要求。当思想建设的风帆提供强大的动力，催生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创造出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时，超越制度和法治之外的腐败分子却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使他们不断地蔓延滋生。结果就是先进分子和腐败分子竞相发展的奇怪现象。

为什么底线会失守？党的纪律和相关制度规定始终是存在的，为什么过去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极端分化现象，底线就没有失守呢？

这其实又涉及到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和政治生态问题。权力的监督之所以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力并不是均衡化分布的。要使监督有效，监督也应该不均衡分布，使之与权力相对应。拥有越大的公共权力，就拥有越多的公共资源，哪怕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权力滥用，都可能造成极大的损失。这是权力监督的重要特点。要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而破坏政治生态的话，就应该有与权力配置相契合的监督机制，即：对某一权力主体的监督和行为规范，要与这一主体所拥有的公共权力相适应。因此，权力越大，越应该谨慎使用，就越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督。

由此可以认识到，制度和法规建设涉及到两个发展：适应于思想建设的发展和适应于权力配置和拥有状态的发展。没有这两个适应，政治生态就一定失衡。审视我们党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两者都是在不断推进的，但问题在于它们内在的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思想建设取得了极为巨大的成就，恢复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了对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如此等等。党和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从制度和法规建设来看，当然也在前进。如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03年，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0年，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如此等等。然而，它们与高歌猛进的思想建设的契合度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先进性凸显出来和如何适应于拥有权力的状态？

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提出“党纪严于国法”的命题，这是从法治的角度把党的先进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的一个历史性契合。习近平正是从先进性的角度来阐述这一命题的：“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5页。

“党纪严于国法”不仅是制度建设法规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历史性新契合，实际上也提出了党内的法治建设与党的权力担当相适应的问题。党为什么要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应该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运行好。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拥有的眼界和胸怀，是破解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逻辑的重要举措。

法规制度的及时提升，才能够与思想建设形成良好的契合。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滋生出“不信马列信鬼神”的腐朽迷信思潮，甚至有些党的领导干部也笃信菩萨，拜倒在装神弄鬼的“大师”们脚下。对于这种倾向，只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法纪制度必须跟上，决不能丢失底线，决不能拿信仰自由来加以搪塞。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够有一个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不能够有丝毫的动摇。这一点上也必须体现出“党纪严于国法”，这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理论上的先进性，保证思想教育发挥良好作用。2015年11月，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先进性的法规制度与思想建设相契合，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腐朽迷信思潮在党内的蔓延。

“党纪严于国法”对权力配置和权力拥有政治生态的应对还应该更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因为这是就执政党与普通民众的不同而言，是对整个党的要求。而就党内来看，就党内权力配置和拥有的政治生态来看，还应该有区别对待、与之相适应的法规建设和行为规范。上海在这方面先行迈出了一步。2015年5月1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这份法规文件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它已经展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指向，即：党的干部应该遵守更加严格的法规，并且，这种严格程度是同权力拥有的状况相匹配的。在这份法规中可以看到，对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问题，领导干部级别越高、位置越重要、权力越大，管理规定越严。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要求严于正局职领导干部，对正局职领导干部要求严于副局职领导干部，对公权力比较集中的市公检法领导班子成员要求严于其他单位领导干部。按照不同的级别，即拥有不同的公共权力的状况进行要求和规范，暗合了政治生态均衡的要求，实际上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的要求，应该是我们党纠正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失衡的重要努力方向。

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也体现了这一发展方向。“问责”是一种与权力相匹配的监督，“责”与“权”相伴而行，有多少权，就问多少责，这是其基本的逻辑。在2016年1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会议还指出，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由此释放出的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再一次有效地实施了制度建设上的“补短板”。

习近平同志在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强调，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人民日报》：《习近平：抓住“关键少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5年2月3日1版。，也就是说，不仅要加强法治建设，而且要着重抓领导干部的制度和法纪规范，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使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适应，才能够有效矫正党内政治生态失衡的现象。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仅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新经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予以固化，而且进一步严肃党法和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强化制度层面对党的建设的推动，找到了破解党内政治生态失衡的路径，必将开创党的建设的新征程。

（责任编辑：徐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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