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纲》：我国历史科学的新焦点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遵照江泽民同志关于出版中国简史的提议，委托年逾八旬的蔡美彪先生编写一部通史简本，以让广大读者用不多的时间，了解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概况。蔡先生于两年多后完成《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以下简称《史纲》）。《史纲》全书仅三十万字，却涵盖了从原始社会到清朝覆灭漫长的中国历史。这部书不是简编本的《中国通史》，而是按照蔡先生自己的思路新编的一部学术性的通俗简史著作，倾注了他六十余年研究、撰写中国历史的心血与心得。

唯物史观贯穿全书

蔡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有两点他是坚信的：一是唯物史观，教人看问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唯物辩证法，教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方法是一分为二。《史纲》的撰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贯穿《史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比如对于国家的建立，蔡先生直接从商汤写起。依据有两条：一是商汤不再沿用联盟长“帝”的称号，而始称为“王”。“王”字原是长柄斧钺的象征，表示权力，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二是文字的发明，既是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大事件，也是建立国家的必备条件。夏代已有文字，但汉字的大量制作和广泛应用是在商代。对于“中华民族”的释义，蔡先生没有沿用通行辞书作为词语释为“总称”的释义，而是作为实体名词解释：“中华”一词原是指中原地区的华夏，即汉族。后经不断融合，诸族凝聚，而汉族是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因此，《史纲》不仅记载了汉族的历史，也记述了其他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的发展史。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是不平等、不团结的。所以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时，毛泽东同志说，“几百年来，中国的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新中国，各民族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史纲》如实地记述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长期的纷争与融合。蔡先生常说，要尊重历史，不能随意迎合各种时尚的观点。既然有民族间的压迫、民族间的战争，就会涉及战争性质的问题。《史纲》对于民族战争如实表述，比如写汉武帝为向大宛索取良马而出兵是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对于隋炀帝发动的侵略高丽的战争，也直言不讳地进行谴责。

在追述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时，作者写道：“古人把发明用火的人群称为燧人氏，最先从事狩猎畜牧的人群称伏羲氏，最先从事农耕的人群称神农氏。燧人、伏羲、神农被尊为三皇，世代供奉。这个被神化了的传说包含着人们对生产进步过程的记忆，也包含着对先民的长久的敬仰。”三皇不是三位具体的人物，而是劳动人民的化身。这就在根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唯物史观。

全书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作者在描写三国时期群雄厮杀、尸殍遍野时，引用曹操的《蒿里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描述唐后期兵役害民时，引用杜甫《兵车行》的诗句“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作者赞颂农民反抗斗争中宁死不屈的仁人志士。如写宋朝川蜀地区农民起义首领李顺时，作者议论说：民间长久地流传说，李顺并没有死。起义领袖虽死犹生，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农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作者还对封建统治集团的腐化生活予以坚决抨击。《史纲》写西晋统一、经济发展后，统治集团恣意挥霍，贪贿风行，迅速腐化，并且举了外戚王恺和功臣后裔石崇比富的例子。对之后皇室争权夺利、无休止的内乱，作者总结说：“皇帝不像个皇帝，朝廷也不像个朝廷。争夺权力的后果是集体自杀，自取灭亡！”

体例风格自成一家

《史纲》是面向广大读者的简明版通史著作，既不同于长卷的通史，又有别于一般的学术专著。《史纲》很好地处理了这些关系，保持了自己的体例风格，反映了作者深厚的通识功底和高超的编撰水平。

一是叙述基本事实。《史纲》全书分十章，从原始社会到清朝灭亡，均按照史纲的写法，内容材料有所取有所不取，不是面面俱到。用蔡先生的话说，是把握住三个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依据基本史料、叙述基本事实。对基本事实的叙述又偏重于政治。不是一律每朝都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几大块齐头并进。中国传统的史书即是政治史。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资治通鉴》之类的著作更是如此。《史纲》继承了这个传统，对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治乱兴衰包括行政体制的沿革都有详细的描述。每一个朝代结束，都说明其存在的年限以及当时的疆域，便于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经济和文化等部分的写法或分或合，灵活摆布。《史纲》标题分章、节、目三级，唐朝、明朝和清朝的经济在二级标题中单列，汉朝的经济在三级标题中出现。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但没有单列章节，而是夹在“北魏建国”小目的标题下去表述。作者在写作唐代的宗教与文化部分时，开始先用极简炼的文字概括了唐以前的情况；在清代文化一节的开头，也对宋和明的相关内容作了必要的交待。这样的写法主题突出，主干清楚，其他部分简洁明了。既体现了通史融会贯通的特点，又照顾了简本文字洗炼、节省篇幅的要求。

二是不用或少用概念。历史本身是鲜活生动的，但往往容易被书写者公式化、概念化。蔡先生在著述《史纲》时，对流行的概念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区别情况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对某些习用的概念弃而不用，但做一些必要的说明。比如作者在写作时，对长期沿用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内容，放到东周一节书写，并指出后世史家把鲁国的《春秋》一书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叫做“春秋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第二种方式是对习用的概念不用，也不进行说明。比如，“反帝”一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语汇，作者在书中改用“反对外来侵略”的提法。第三种方式是对不得不用的概念加以使用，但予以规范的说明。典型的例子是历史上皇帝的谥号、年号等，使用混乱，谬误长期没有澄清。对此，《史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周朝天子称“王”，死后议加谥号，这是使用谥号之始。秦国统一后，秦政定议称始皇帝即第一代皇帝，废除谥号。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死后，群臣上谥号高皇帝，又恢复了议谥制度。唐朝以后，帝王死后，谥号之外又都有庙号某祖某宗，如唐高祖、唐太宗等是庙号称谓。从明朝开始，皇帝在位不再改元，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所以后来又用年号称呼在位的皇帝。书中特别强调，周朝产生的谥法制度影响久远，史家述事为求便利，多援用帝王死后的谥号或庙号，但在他们生前是还没有的。现实生活中，有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演某帝王活着的时候，就有人称其谥号庙号，如太祖太宗之类，以及把年号当做人名来称呼等。这些影视剧作者若能早一点读一读《史纲》，就会少犯类似的错误了。

三是摆脱论文、专著写作的框框。蔡先生认为写论文、专著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新观点，要大量地论证，表现自己的见解。但写通史不同，通史是大家都能读懂的通俗读物。所以写作通史的关键问题是要摆脱写论文、写专著的习惯。《史纲》叙事只写结论，不进行论述。比如，蔡先生撰有《成吉思汗及撑犁孤涂释义》，是一篇学术力作，但他在《史纲》中写到“成吉思汗”一词时，只用了结论的两句话：成吉思源于突厥语，原意是勇武，成吉思汗就是“雄武之王”。这和他死后加给的汉语谥号“圣武皇帝”是一个意思。像这样精辟得体的表述，书中还有多处。《史纲》每叙一事，都有史料依据，但不出注，也不引原文。必须用史料时，也将原文直接译为生动确切的口语或加以口语说解，使人易懂。这就很好地把握了通史与论文、专著体例上的区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四是用点评的方式发表议论，夹叙夹议，方式灵活，十分精彩。比如写奴隶占有制时，蔡先生说：奴隶占有制是残酷的阶级压迫制度，但比起氏族部落制无休止的厮杀和无秩序的生产，是一个进步，从而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字不长，却用深邃的目光找准了奴隶占有制的历史定位。关于中国历史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时代，是史学界曾长期讨论的重大问题，分歧意见较多，但主要是主张西周社会封建说和战国社会封建说。《史纲》认为：“社会制度的演变不同于朝代的更替，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周代的华夏社会已由奴隶占有制过渡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多数历史家的共识。”经过这样的表述，上述两说的分歧就不大了，或者说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旧史书有所谓唐代贞观、开元“盛世”的说法，许多人不明真相也随之津津乐道。蔡先生则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揭示出当时的社会一边是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过着豪侈淫靡的生活，一边是农民、工匠、奴婢饥寒交迫，死在路边。因此，蔡先生得出结论：贞观、开元“盛世”，实际上是农民手工业者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皇室、贵族、地主尽情挥霍，广大人民贫穷困苦的一幅画图。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感悟和洞察力，是得不出这样的精辟结论的。

文字表述畅达准确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历史学有几类，如史纂、史考、史评等，其中“叙事最难”。叙事恰好是《史纲》的一个突出特点。

蔡先生常说，写书，就要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读者服务就是时时为读者着想。写前面时考虑到后面，写后面时照应到前面，写什么不写什么，文字如何表达等，都尽量想到读者。

至于具体到如何写，蔡先生提到过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都是文学家。一个是清朝初年的戏剧家李渔，他总结写剧本的经验，是“去枝蔓，立主脑”，也就是去枝蔓，存主干。蔡先生写《史纲》，抓住主题，写清楚基本事实，其他的内容则酌予省略。另一个是当代作家赵树理。他曾是解放区著名的小说家，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等，通俗易懂。有人问赵树理：你写的小说为什么那么好懂？赵回答说：我写东西，每出一人一事，必有交待，这样才不会出“疙瘩”。这个对话影响了蔡先生几十年。蔡先生说写东西如果不作交待，人物神出鬼没，事情有头没尾，读者看了就会结“疙瘩”，疙瘩多了，就会如堕五里雾中，读不下去。《史纲》贯穿了这一原则，该交待的地方必做交待。比如写东周统治制度时，交待了“朝廷”一词的由来：诸侯要定期到王廷朝见周天子，称朝觐。王廷因而又称“朝廷”，周国的朝廷称周朝。我们今天习称的宋朝、元朝等均源出于此。这类细节容易被忽视，但做不做交待，阅读时的效果就不一样。还有，没写到内阁，不出现“内阁大学士”的字样；没写到军机处，不出现“军机大臣”的字样等。明太祖朱元璋晚年仿宋朝制度设立殿阁大学士，由文官兼任，备皇帝咨询。永乐帝挑选文臣入值皇帝读书的文渊阁，文渊阁为内阁。入值文臣代皇帝草拟制诰，称为内阁大学士。这时的内阁虽然还不是中书省那样的行政机构，但在皇帝左右，参决军国大事，逐渐成为决策中枢。在清朝一章又继续对此做了交待。顺治时沿袭明制，设内阁大学士总管政务。雍正时设立军机处，选大学士或各部尚书担任军机大臣，主持各种机要事务，内阁的权力因之被削弱了。这样的表述便于读者阅读，真正做到了为读者服务。

要做到叙事清楚，还涉及一个文风问题。对此，蔡先生有自己的准则。他借用京剧中“四平调”的术语，改成了一个口诀：写书求平实简要，避免繁琐；文字求平易畅达，不故作高深；处世求平淡无奇，不求闻达；生活求平安无事，少病无灾。我读蔡先生的文章著作，感到平实畅达确是他一贯的文风。说到文风，自然涉及造句用词。蔡先生说不故作高深，他的风格是平实之处见高深。有关汤显祖的《牡丹亭》，常用的说法是“讲述了杜丽娘、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先生觉得再这样表述就比较俗，他反复琢磨，最后掂出“梦幻姻缘”四个字来概括，很有新意。对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史纲》更是在遣词造句上下足了功夫。比如写李白，《史纲》说李白诗篇最大的特色是突破了传统礼教和儒学的思想束缚，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纵横天地山水之间，飘然物外，被誉为“诗仙”。写杜甫时，作者用了一句诗：“不敢入官府，怕人嫌我真”，说官场上讲真话讨人嫌，杜甫把真话凝结为诗句，饱含着忧国忧民真情，令人感动。杜诗叙事，多来自真实的现实，被后人称为“诗史”。这样的描述，准确地把握住了两人的各自特点，读后使人眼前一亮。

一部文字不多的《史纲》，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恢弘长卷，也凝聚了蔡先生数十年治学的精髓。有人说，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科学水平的，是该国家和民族的通史著作。那么，作为通史简编的《史纲》不正是其中的聚焦点吗！

（本文编辑 谢宁）

推荐访问： 中华 我国 科学 焦点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