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辩证架构

摘 要：“灵魂”“基因”“人民”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列论述中的三个高频词。围绕这三个范畴，习近平架构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即“灵魂论”“基因论”和“中心论”。“灵魂论”是关于家庭、阶级、社会视阈下的文化灵魂作用的论述，指认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建设任务，旨在拒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基因论”是关于文化遗传、重组、进化过程中的基因规律的论述，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旨在打击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心论”则是关于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文化需要的论述，要求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旨在克服“文化工业”现象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三论”分别从三个侧面诠释人与文化的理论关系，而又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的总体性认识，具有鲜明的超历史性。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灵魂论;基因论;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019-07

论证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哲学理论”本质和超历史性是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课题①。如果仅仅满足于说明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列论述的外部联系，即其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人类文明成果）、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而未能对于相关论述的内部联系（即其系统性和总体性）予以恰当描述，则必然导致相关研究呈现分析论形式和实证化趋势，进而遮蔽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超历史性。因此，超历史性的问题也可以化为系统性和总体性的问题。

诚然，通过某种逻辑体系“链接”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强国建设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并不具有何等的理论难度。但是，仅将这些论述或者其他一些重要论述简单“链接”起来，也不足以论证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总体性和超历史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理不是一塊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拿过来就用。”[1]简单援引和整理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并不足以彰显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精髓。我们认为，唯有通过细致的文本研究，穿透复合的文本症候，领会习近平系列论述背后的总体性辩证法线索，即“灵魂论”“基因论”“中心论”所构成的“深层结构”（阿尔都塞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于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及其超历史性的宏观把握和透彻理解。

     一、灵魂论：把握文化外部作用机理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遇到的第一个理论问题是文化的现实性问题，即“什么是文化的作用机理，怎样概括文化的作用机理”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曾援引“政治是骨髓、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的哲言，初步探讨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在中央工作期间，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9[3]6[4]40;“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9。这些论述不仅突出强调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的反作用，从而与机械的、庸俗的、经济的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划清了界限，而且通过重塑“灵魂”这一哲学范畴，在“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内，彰显出文化所不同于经济政治的独特作用机理。不同于“血肉”和“骨骼”[5]149，灵魂本身并非物质的力量。文化灵魂唯有掌握群众，掌握“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320，即实现所谓“以文化人，以文育人”[7]164，才能转而成为革命的实践和武器的批判。由此可见，同样是强调文化力量，“灵魂论”与唯心主义文化观或文化唯物主义文化观也有本质差异。习近平关于家庭文明、阶级文化（含党内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外部作用的重要论述，均是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一根本观点来展开的。

首先，“灵魂论”探讨了微观视阈中的文化灵魂，即家庭文明的灵魂作用。文化对于人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人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非生而为人。无论对于种系发生还是对于个体发育来说，人成为人都需要一个过程——人生产自身的过程。所谓人生产自身，不是指对他人的、量的生产，而是指对自己的、质的生产，即对人的力量、精神、关系、需要的生产。这种生产的起点，是人自身的现实活动;生产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外部现实动作内化为观念和内部观念动作外化为现实的过程;生产的结果，是人的认知—思维结构、自我意识和对象性活动，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也就是人。习近平指出，在上述生产过程中，即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之中，家庭文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方面，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和预演。家庭和社会具有“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8]5。尤其是在以伦理为本位、以差序为格局的中国社会，家庭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的细胞”[8]2，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8]2，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直接影响人的生产。另一方面，家庭文明也是社会文化的萌芽。借助于语言、文字、文艺等物质中介，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家庭文明和社会文化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哲学高度的考虑，习近平作出了“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的重要批示，要求培育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引导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丑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便培育可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其次，“灵魂论”探讨了中观视阈中的文化灵魂，即阶级文化（含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所有制支配着家庭形式和家庭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阶级社会中的“个人的生活条件总是和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相一致”，因而个人不免成为阶级性的存在。[9][10]研究阶级社会的文化灵魂，如局限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视野，仅着眼于各色家风家训家规的“育人”作用，而不考察阶级文化的特征、属性及其“化人”作用，则不免犯了毛泽东多次批评的“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11]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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