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范式、三大困境

总体而言，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可以“四种范式、三大困境”来概括。所谓四种范式是指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的四种基本形式：理学研究范式、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两军对垒”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三大困境是指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一、诠释进路上，内在诠释与外在诠释各执一端的尴尬；二、诠释程度上，不足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二难；三、诠释方法上，“反向格义”导致的困境。

一、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的四种范式

(一)理学研究范式

所谓理学研究范式，是指一百多年来，学者多根据程朱理学的理论架构，依据他的文本依傍和学术渊源，将船山学理学化。这种船山学理学化的倾向在船山学研究初期表现尤为明显，如曾国藩兄弟、彭玉麟、郭嵩焘等，即使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船山与程朱之异，“是理学内部之异，即理学内部的批判者，而不是反理学者”，王船山“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根本不承认王船山所创立的气学思想体系在宋明学术史的独立地位。这种理学研究范式的思想根源在于认为船山在学术渊源上“本朱子而黜异端”所致。船山在学脉渊源上，绝非“本朱子而黜异端”，而是精研易理，反刍儒经，熔铸老庄，吸纳佛道，出入程朱陆王而在更高的思想层面上复归张载，驰骋古今，自为经纬，别开生面。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容易堕入理学研究范式之中。

(二)民族主义研究范式

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过于强调船山民族思想在其政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并将船山民族思想抽绎出来，作为宣传革命，反抗侵略的武器。代表人物有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祖经等。谭嗣同认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鼓吹变法的梁启超，把王船山等清初诸大师的学说比做“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的电光火石。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主张，王船山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革命派主将章太炎评论王夫之说：“衡阳(即王夫之)者，民族主义之师。”“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即王夫之)一家言而已矣。”王夫之的《黄书》备受关注。民国25年，欧阳祖经在《王船山黄书注》一书的《序言》中仍然饱含深情地写道：“持数千年盛衰离合之故以启论民族精神者，莫备于《黄书》。……枯坐斗室，见闻枨触，世变百倍明清之交。使船山先生生今日，其哀怨繁心于邑填隔者当如何?先生不云乎‘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民族主义研究范式注重发掘船山思想对于时代的意义，将之作为宣扬革命、反抗侵略的武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仅仅将船山政治思想理解为民族主义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

(三)“两军对垒”研究范式

所谓“两军对垒”研究范式，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按照前苏联日丹洛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把一部中国哲学史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垒史，并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不加区别地分为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四大块。这就是“二线条四大块”的研究范式。按照这种苏式研究范式，中国多数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大师，予以充分肯定。这种范式始于五十年代，在文革时期尤其盛行，当然这种范式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总体说，它亦不再适用了。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推进20世纪船山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1944年，侯外庐的《船山学案》首开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之先河，张岱年、萧蓬父等许多学者紧随其后，推出了大量的船山学研究成果，成为大陆船山学研究的主流。不过，在同样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侯外庐、张岱年和萧萐父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又各有其特点。侯外庐侧重全面运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关联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船山实质自他开始：同时他关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观点，也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张岱年重视对船山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发掘。在某种意义上说，萧萐父则综合了侯外庐和张岱年两先生的观点和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方法上，都坚持唯物史观，着力于挖掘船山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们所提出的王船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峰，是明清之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代表等论点，都对船山学的研究起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这四种研究范式除了“理学研究范式”之外，都是以反向格义为主，以西释中是他们的主要的研究方法，在诠释进路上，比较注重外在诠释，在诠释程度上容易导致过度诠释。下面具体分析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的三大困境：

二、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的三大困境

(一)诠释的进路上：内在诠释与外在诠释各执一端的尴尬

所谓诠释进路是指哲学史研究的切入点和诠释维度。通常而言，治哲学史有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一种诠释进路称为“内在诠释”，余英时称之为“内在理路”；另一种称为“外在诠释”，余英时称之为“社会外缘”。“内在诠释”的理路要求解释者在预设的对象思想框架中进行诠释，一般只就概念谈概念，就义理论义理，不去涉及对象概念或义理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功能，也不过多地牵涉对象的社会影响。“外在诠释”的理路则相反，它要求解释者跳出对象的理论义理框架，探究时代背景对这些观念或义理所造成的影响，并揭示对象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社会影响。“内在诠释”注重理论学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线索，而“外在诠释”则注重外部环境的冲击和影响。由此意义言之，“内在诠释”是哲学形态的；而“外在诠释”则是社会学形态的。

强调“内在诠释”或“内在理路”的学者有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余英时以及学术新秀程志华。余英时主张“内在理路”的诠释理路，反对单纯从社会外缘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程志华明确反对“外在诠释”的方法。长期以来，学界对王船山政治思想的研究进路以“外在诠释”为主。很少有学者只注重“内在诠释”而不注重“外在诠释”的，严格说来。恐怕只有钱穆算得上是一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立一节讨论船山的政治思想，钱氏的主要观点是：“盖船山论政，其议论主要者，厥有两点。一则日法制之不能泥古也。……更进则论为治之不可恃于法。……船山因此而主为政最要之纲领日‘简’。”钱氏指出船山论学和论治之相通处“船山论治论学，旨多相通。惟论学极斥老庄之自然，而论治则颇有取于老庄在宥之意，此尤船山深博处。”钱氏对船山的思想评价极高：“其识盖超出同时梨洲、亭林、习斋之上”。显然，“内在诠释”不热衷于种种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和“宏大叙事”，而更加重视文献、文本和思想、问题本身的细致学理分疏；它一般要

求研究严格控制在思想的对象内进行，它重在系统内的概念、义理探讨，意在寻求概念间的联系、义理间的递进以及格局结构的迁延。因此“内在诠释”一般要求研究者对思想对象系统有切深的体认，抛开外来的框架和外在的对照而使叙述、解释自成一系统。这种“内在诠释”研究进路容易揭示蕴涵在船山文本中的船山政治思想之内蕴，但难于把握其性质和源流，也就很难准确定位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外在诠释”进路对王船山政治思想进行研究主要表现为以时代背景的叙述来简单处理王船山思想产生的学术原因。当然，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发展等社会历史条件会对学术思想发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学术思想生发或嬗变的原因。但如果完全以时代背景的叙述来代替学术义理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理路至少包含着从学术上难以圆融的两个难点：一是同时代的儒者对于时代背景的反应并不相同，这单靠叙述时代背景是难以解释的；二是同时代的其他学派与儒家思想对于时代背景的反应也不相同。因此，以时代背景来解释学术思想的原因不仅不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具有简单化的嫌疑。如杨廷福肯定船山政治思想的进步性时说：“他对政治制度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反对复古，……主张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而立论。他认为政治制度也是进化的。……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没有看出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是同一本质的制度。但是他确立了政治制度必然发展的观念，都是较为进步的政治思想。”可见。“外在诠释”的理据是，它假定学术思想和义理得以产生、变化的动机和原因同特定的环境、文化归根到底即特定的利益紧密相联，因此，认定时代背景是影响思想义理的最终决定因素。“外在诠释”的目的就是要寻求、揭示这些思想系统以外的动机和原因。这其实是一种“反向”的思维或研究方法，它不是从实际中概括出思想，不是把具体性上升为普遍性，而是把观念还原为实际，把普遍性还原为具体性。

“外在诠释”的典型代表可能要算“阶级分析方法”了。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船山政治思想的典型代表为谭丕模、汪毅、嵇文甫。

1940年出版的谭丕模的著作《清代思想史纲》是运用阶级分析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尝试。谭氏认为清代思潮的总趋势有两大特征：清代学术思想是实际的；清代学术思想是致用的。在此基础上将清代思想分为三大流派：代表地主阶级立场的；代表市民阶级立场的；代表农民阶级立场的。谭氏将顾、黄、王三大儒归为代表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流派。至于王夫之政治思想，谭氏着重探讨了他的民族自卫论的思想。谭氏认为：“(王夫之)对内严树‘君子’‘小人’之阶级壁垒，对外严树‘夷’‘夏’之大防，在究极上都是从地主利益出发的。他虽然痛骂一般视天下为一姓私产的君主，终于不会超越阶级而摆脱封建思想的范畴。”显然，谭氏在此就是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来评价船山哲学的性质和地位的，尽管观点未必成熟，但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当时是船山学研究的一大突破，是侯老《船山学案》一书的理论先声。1956出版的汪毅的《王船山的社会思想》一书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的典范。汪著认为王船山设想的理想的政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替地主阶级的“士”谋出路，而“王船山的全部政策思想，都是以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为中心的。”认为王船山这种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反映封建社会末期的没落性。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嵇文甫，他于《王船山学术论丛》一书中《关于王船山的阶级立场问题》一文专门就王船山的阶级立场问题发表看法，主张封建地主说反对市民说。

“阶级分析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观点，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法”对社会现象进行阶级分析，首先要考察它产生于何种社会经济条件，要研究这一现象的阶级背景，分析它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属于哪个阶级的思想体系，在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中处于何种地位和起什么作用，它的发展趋势如何，等等。这种方法容易把握思想的性质，并能合理评价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但它无法说明理论学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内在线索，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诠释的程度上：不足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二难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所谓“视域融合”)，是文本理解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因此，解释者不可能消除其主观先见。但文本的实在与文本理解的实在是对立统一的，即文本的客观性与解释者的主观性应从冲突走向融合而保持适度的均衡。如果诠释活动疏于或过于强调解释者的主观性，而未能使文本的客观性与解释者的主观性保持适度的均衡，可能导致“不足诠释”和“过度诠释”两种诠释结果。彭启福对“不足诠释”和“过度诠释”有精辟的见解：“由于人们在文本诠释中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视界融合’会呈现出‘融合度’的差异，所以‘正解’与‘误解’以及正确诠释与错误诠释的差别，归根到底就是融合度的差别之一。如果读者主观性适度参与，读者就能够更好地逼近作者原意，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度’就高；如果读者主观性参与不足或过度膨胀，读者的理解和诠释就要么停留在文本的语义学范围内，要么把自己的主观意愿打扮成作者原意，表现为‘诠释不足’或‘诠释过度’，从而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度’就低。”刘笑敢认为经典诠释中存在两种定向：一种是历史的、文本的、客观的定向，尽可能避免主观的见解，认为这是一种顺向的诠释；一种是个人的、当下的、主体的、创造的定向，是一种逆向的诠释。笔者认为顺向的诠释过于注重文本的客观性而未能发挥诠释者的主观性，往往容易导致“不足诠释”；而顺向诠释注重诠释者的主观性发挥而对文本客观性有所忽略，往往容易导致“过度诠释”。艾科认为，诠释文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诠释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一种是“使用文本”(using a texl)。“使用文本”是指诠释者出于不同之目的对文本较自由地使用，而很少受到限制，故常常是“过度诠释”。有人认为既然要区分何为“不足诠释”何为“过度诠释”，就应该弄明白什么是好的诠释。艾柯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一种诠释作品是否达到所谓的“视域融合”很难用一定的客观标准界定，但我们却可用波普“证伪”的原则证明什么是不好的诠释。在艾柯那里，“不足诠释”和“过度诠释”都不是好的诠释，但二者比较，“过度诠释”对人类的智识发展更有价值，在价值取向上，艾柯更加偏向“过度诠释”对于人类诠释活动的贡献。至于何为“过度诠释”，艾柯并没有明确界定，但他表示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如此说来，艾柯那里，文本的客观性与解释者的主观性未能从冲突走向融合而保持适度的均衡，而是走向了极端，这样诠释就是“过度诠释”。国内有些学者对“过度诠释”产生了误解，以为“过度诠释”就是不合法的诠释，显然是有违艾柯的原意的。至于造成“过度诠释”的原因，艾柯也作出了比

较有说服力的回答：一个本文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本文，在其阅读的过程中就可能不断受到质疑，因而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可以这样说，对经典的过度诠释在古今中外都有广泛的例证。

就船山政治思想研究而言，同样存在“不足诠释”和“过度诠释”两种情况。“不足诠释”的代表为嵇文甫的《王船山学术论丛》、蔡尚思的《王船山思想体系》、曹德本的《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一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嵇文甫的《王船山学术论丛》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话：“船山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内容极为丰富，是一座宝贵的矿藏，给我们多方面的启发教育。但是他毕竟受历史的阶级的限制，对于他不应该作过苛的要求，也不应该作过高的估计。有人说船山是无神论者，依我看，倒不如说他所主张的是泛神论，更为合适。有人说船山是民主主义者，依我看，他并没有离开儒家仁政思想的传统。有人说船山是代表市民的思想家，依我看，他所代表的还是地主，虽然是开明的地主。船山的确有很多光辉的开明进步的思想，但总归是一个地主思想家在那个已经腐烂透顶的，阶级矛盾充分暴露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社会末期，在那个国破家亡遭受惨痛的民族灾难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可能有的开明进步的思想。”显然，他认为不应该夸大王船山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功绩，不应使古代的思想家现代化。这样也就贬低了船山在中国哲学思想宝库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尚思的《王船山思想体系》认为，王船山“是封建思想家”，“不可能是启蒙思想家”，“死守旧礼学而在中国礼教思想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消极作用……和其他陋儒没有什么不同”，认为王船山“有时承认历史进化论，但主要是宣扬历史退化论和历史循环论”，“实在比不上主张先王后王并重的荀况等，更比不上商鞅、韩非的进化史观”。所有这些议论都是蔡氏未能充分挖掘船山政治思想中蕴涵丰富的近代性思想的原因所致，都是“不足诠释”典型表现。

1987年曹德本所著《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一书出版。该书于第三章民本思想中的第三节专立“王夫之”为对象讨论其政治思想。认为“王夫之政治思想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其核心是民本思想。”曹著将船山的政治思想纳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框架内，显然没有注意到船山政治思想超越与突破传统民本思想之处，没有注意到船山政治思想已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容，因而有诠释不足之嫌。

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一王船山政治观研究》认为：“王船山的政治观体系，尽管其丰富性、系统性、完整性超越其前辈，但就其时代性而言，与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傅山、唐甑相比。则略逊一筹。”认为“王船山由于受封建纲常禁锢过甚，尽管其思想敏锐，力图创新，但终究是让‘死者’拖住了‘生者’，因此，从主导方面说，王船山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自耕农要求的改革派，而不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客观地说，王船山的朴素唯物论哲学确已达到最高峰，而他的政治思想则尚未达到其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水平。”陈著立论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考察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船山政治思想是对传统政治观的批判总结，这一结论无疑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然而陈著过于强调船山思想“死的拖住了活的”一面，未能注意到船山思想“新的突破了旧的”一面，未能把握船山学“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别致其新”的主旨，因而对船山政治思想的总体评价过低，落入了诠释不足之窠臼。

由于“过度诠释”容易“招人喜爱”，往往成为诠释活动中的主要现象。在中国学者对船山学的研究中也不例外，就船山政治思想而言，“过度诠释”的代表为：谭嗣同、邓潭州、章启辉，他们最常见的“过度诠释”即是将船山政治思想的性质诠释成“民主性质”。因为在传统的话语系统下，民主思想是进步的，而民本思想是退步的，故论证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属于民主思想不仅表明了王船山思想的进步性，更重要地在于可以表达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因此，学术的问题成了一个事关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政治问题。而且，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人汲汲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从传统思想中挖掘“民主性”的资源，能够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传统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因此，必须承认，这种面向当下和将来的“过度诠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程度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最早将船山政治思想诠释成民主性思想的当属谭嗣同，他说：“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邓潭州也认为王船山政治思想具有民主性因素。他认为：“王船山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他和人民(主要是农民)有较多的接触，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及其思想、愿望，有所了解，因而他的政治思想就蕴藏了一定的民主性因素。”“过度诠释”最为典型的是章启辉所著的《旷世大儒一王夫之》。章著认为船山在经济上同情人民疾苦，反对残酷的封建剥削，在政治上则反对极端的君主专制，要求抑制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封建特权。章著特别强调“公私之辨是船山政治思想中最具启蒙意义的辨题”。认为“船山在其经济思想中已经提出‘有力者治其地’，‘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若土，非王者之所得私’；在其政治思想中则进一步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著名命题。也就是说，船山从经济上到政治上全面否定了几千年的‘家天下’的传统观念。”章著认为“在船山的全部思想中，自始自终贯串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思想，也就是说，始终都是在思考为振兴民族提供理论依据。”当然，学者们对于这种“过度诠释”，也是聚讼不已，莫衷一是，唐君毅就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反对立场。因此说，回归历史、回归文本的诠释可能因为缺乏主观性的创造，而容易导致“不足诠释”；而面向当下、面向将来的诠释可能有违文本的客观性，而容易导致“过度诠释”。诠释者诠释文本时应该回归历史、回归文本呢?还是应该面向当下、面向将来?这本来就是一个二难的选择。

(三)诠释的方法上：“反向格义”导致的困境

自胡、冯之后，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一日或缺的学术背景、理论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灯塔，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中国哲学，很多西方哲学的流派都已经成为或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刘笑敢将这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反向格义”，将自觉地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的方法称为狭义的反向格义(anti-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本文的讨论集中于狭义的反向格义。简单地说，反向格义就是“以西释中”，是相对于传统格义(trandi-tional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而言的。传统格义是以自己

熟悉的本土的经典和概念来理解和解释陌生的概念。然而，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在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中国研究者来说，却是以相对来说自己不够熟悉的西方哲学概念体系来解释自己更熟悉的中国本土的典籍。这种通过自己不太了解的理论思维框架来重新认识自己比较熟悉的经典或传统思想的做法做有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也是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促进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通道之一。但是反向格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导致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导致机械地、错误地套用西方哲学概念。这就是“反向格义”诠释方法研究中国哲学面临的最大困境。

毋庸置疑，“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产生的，因此容易落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无论在理念还是在主旨上都相差甚远，中国哲学问题的文化语境、历史形态、理论基点、问题向度等都与西方哲学大相径庭。因此，在借鉴西方哲学理论方面，如果不能把握好恰当的分寸和尺度，不能充分考虑中国哲学的独特个性，就容易把中国哲学完全解释为西方哲学的附庸或翻版。这样，以中国哲学来比附西方哲学之行为，就在肯定西方哲学的同时，把中国哲学特质肢解和抹杀掉了。

就船山政治思想研究而言，“反向格义”的诠释方法是占主流的方法，如认为王夫之的“相天造命”论有民主精神；王夫之的夷夏大防学说中，已包含了现代国家理念的“领土、主权、人民、政府”的四要件；船山的政治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再如，吕振羽于1936年完稿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王船山的政治思想纳入到“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政治思想”之内进行考察，突出王船山政治思想中的“经济欲望论”。吕氏认为王船山有“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首先在改造其生活环境”这样一种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认为“他从这里又进一步确认人类生存的斗争目的，在争取其现实生活的利益，和适合其要求的环境，即所谓‘求适其情’”而且认为船山由环境决定论又进而达到“可贵的社会进化论的见解”。显然，在这里，吕振羽非常明确地以西方流行的概念如“经济欲望论”、“环境决定论”、“社会进化论”套用在船山政治思想上。诸如此类，其见解虽感新潮，但明显有从概念到概念的盲目比附之嫌。

用“反向格义”的方法研究船山学的典型是用黑格尔的思想比附王船山的思想。如张世英的《天人之际》、牟宗三的《生命的哲学》、贺麟的《文化与人生》、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以及陆复初的《王夫之三论——人论、实论、群论》。贺麟的《文化与人生》写道：“船山历史哲学之富有辨证思想，最新颖独创且令我们惊奇的，就是他早已先黑格尔而提出的“理性的技巧”(TheCunning of Reason)的思想。”唐君毅也称：“然梨洲于宋学之功不深，亭林则多言明儒之定，二人皆门生故旧满天下，不免以交游之多，泄露精神。唯船山则知明学之弊，亦能知宋学之长，独穷老荒山，磅礴之思，一一见诸文字，而精光毕露，为结束明清之际之大哲，与黑格尔之综合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之流相类。”陆复初的《王夫之三论——人论、实论、群论》认为“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这本书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对中国5000年的精神现象学史作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和方法的叙述。二是提出了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现象学的课题。此外，嵇文甫与侯外庐也喜将船山的历史哲学与黑格尔作比较。嵇文甫将船山的“理”比拟于黑格尔的“宇宙精神”，侯外庐则以船山的“顺必然之势存在者即理”与黑格尔的“凡存在的皆合理的，凡合理的皆存在的”的命题相对应。显然，上述学者都异常明确地以反向格义的方法，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来研究船山学，虽然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以西学比附中学的简单化倾向。

可见，参照和套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诠释船山思想是以往船山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反向格义”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其合理性和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学术范式和终极目标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或问题意识来审视、解读王船山，不仅会产生隔靴搔痒的遗憾，更可能会让我们无法真正把握船山思想之主旨。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其中归纳的四种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范式，并揭示出来的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的三大困境，只是提出了几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而已，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如何研究王船山政治思想，如何研究船山学，非一人之力之所能及，有待学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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