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与三大优良作风的孕育

〔摘要〕 党的六大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无论是在召开过程中还是《政治决议案》等文件的讨论及起草，都内在地蕴含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其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革命现状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重大成果；其制定的关于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的革命斗争方针，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政策基础；其关于中国以往革命失败教训的剖析总结以及与会人员对革命问题不同看法的争议，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六大；三大优良作风；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8）04-0037-04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这次会议，由于在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并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基于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与会代表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通过相对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对当时的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等都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并制定了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对挽救当时的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党的作风建设角度而言，党的六大无论是在召开过程中还是《政治决议案》等文件的讨论及起草，都内在地蕴含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作风的转变，为后来延安时期三大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一、党的六大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现状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重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1 〕46。为达到此目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在早期的革命过程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斗争经验欠缺，我们党接连犯下不同形式的错误，导致革命遭受惨痛失败。1925-1927年的大革命，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遭到惨重失败，几乎断送全党；“八七”会议在批判右倾、克服右倾的情况下，又急剧偏“左”，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样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面对如此情形，中国革命究竟何去何从？带着这样的疑问，为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中国革命和当时党内争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认识到党的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危害，主动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围绕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任务等重大、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討，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关于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对革命性质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党的六大之前，受“二次革命论”和“不断革命”思想的影响，党内许多人都搞不清楚中国的革命性质是什么，对革命前途感到茫然。党的六大客观分析了这一问题，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会议指出，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1 〕211-212。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消除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困惑，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开启了思想上的闸门。

关于革命形势和任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怎样？到底是低潮还是高潮？党的领导人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由于认识上的模糊，“有些同志对革命高潮到来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分不清楚，往往只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不重视主观力量强弱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也分不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的到来，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一个大城市直接革命形势的形成，也不能说全国可以马上起义” 〔2 〕。由此，在党内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左”倾盲动主义者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认为中国革命不仅处于高潮，而且其形势是“不断高涨”。这不仅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而且根本违背了辩证法。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反对中国革命高潮论，强调当时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六大严肃批判了这种“左”倾思想，《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 〔1 〕219这一判断，正式承认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不过，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革命悲观论者，《政治决议案》同时指出，承认现在低潮，并不代表将来没有高潮，因为在中国“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 〔1 〕220，这必然促进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未来“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1 〕220。周恩来在其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 〔1 〕345，但“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的规定的明显的事实” 〔1 〕349。因此，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暴动，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切合实际的正确方针，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变。可见，当时的党内领导人已经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开始学会辩证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但可惜的是，党的六大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思想的根源，导致后来李立三、王明连续犯“左”倾错误，几乎再次葬送中国革命。

应该指出的是，党的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举行的，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1928年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突出讨论了中国问题。会议尖锐地批评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无间断革命”的“左”倾观点，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3 〕931-932。“党的工作之中心是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對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 〔3 〕931-932。共产国际的这些分析和判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在当时条件下纠正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党的六大正确确立党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为推动党的六大的顺利进行，斯大林于6月9日召集了部分中共代表谈话，就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等中共党内激烈争论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再次强调中国革命不是处于高潮，而是处于低潮，要求中共党员深入做群众工作。他还肯定了在适当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特别强调建立红军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中共党内思想，对党的六大的顺利召开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从上述不难看出，斯大林、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中共六大的举行，从筹备到召开，始终给予积极的帮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有一些无疑是错误的，比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一味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正走向“新高潮”，坚持“城市中心论”等观点，给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危害。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思想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仅促使党的六大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更为我们党之后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二、党的六大制定的关于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的革命斗争方针，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政策基础

党早在创立之初，就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党的一大指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1 〕27。这一指导思想，可看作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最初萌芽，一度推动了中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到了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一味妥协退让，不仅不积极发动群众，反而阻止“过火”的工农运动，严重脱离了群众，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八七”会议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在严厉批评右倾错误的同时，转而对工农运动采取激烈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同样脱离了群众，使中国革命更加举步维艰。可见，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已成为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革命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作了精辟概括：“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4 〕

联系群众，在党的六大前后不仅是工作作风问题，更是关涉中国革命路线和方针的重大问题。大革命的失败及其随后一年间多次城市暴动遭到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深入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出现的脱离群众现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给予严厉警告：“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如果它不能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 〔3 〕932-933党的六大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政治决议案》中明确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 〔1 〕222这是我们党针对当时形势作出的正确决定。根据这一论断，大会又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具体规定了群众工作的原则、方法，为党后来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提供了基本正确的理论指导。

大会总结了以往群众工作的经验，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因为“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伤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 〔1 〕223。而“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地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1 〕224。由上述可见，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但事实上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能够符合实际地开展群众工作，为后来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性，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指示，中央主要领导人果断停止了原定的再次发动秋收暴动的计划，要求全党全面贯彻执行六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告诫全党“目前对于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策略，是从小斗争的胜利中求扩大，纠正只注意扩大的盲动精神” 〔5 〕。在随后的两年间，党为挽救中国革命，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各级组织，灵活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踊跃参军，支援革命，促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到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革命已经全面复兴，星星之火燎遍了大江南北。

三、党的六大关于中国以往革命失败教训的剖析总结，以及与会代表对革命问题不同看法的争议，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集中体现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不断实现自我完善的有效途径，是党抵御各种风险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也是我们党光明磊落、富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也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原理要求。党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法，以批评求团结，团结是目的，批评是手段，通过批评纠正错误思想，从而达到更大的团结。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是党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充分体现，也是保证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

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具有的理论品质。党在成立之初，由于制度不健全，党内盛行家长制作风，民主生活极度缺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 〔1 〕351。这一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造成党内分歧日益严重，党内矛盾不断加剧。基于此，党内大多数人都要求改变这种专制作风，充分实行党内民主。

党的六大顺应了大家的呼声，积极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发扬民主方面作出了表率。瞿秋白在致大会开幕词时就要求大會充分发扬民主。他讲道：“这次大会的意义，不仅关于中国革命是很重大的，关于世界革命也是很重大的。因此，希望大会全体同志都能充分的发表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党，而消没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倾向。” 〔6 〕526为了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达到吸取教训、展望未来的成效，瞿秋白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盲动思想错误。共产国际代表在批评中共错误的同时，也对其自身工作失误作了部分检讨。在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与会代表畅所欲言，纷纷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谈到“八七”会议时指出：“八七会议在党的根本上有伟大的改造意义，是从机会主义开始走向布尔塞维克的第一步，但对土地问题没有弄清楚。秋白认为没收一切土地，李维汉通函湖南同志也是这样主张，我却怀疑动摇，莫衷一是，对国民党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和认识，土地问题不清楚可以说一直到现在。” 〔7 〕与会代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于这种现象，瞿秋白很是高兴。他在《政治报告讨论之结论》中指出：“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击，或是攻击还不够，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党大会代表由各地选出来是第一次，第一次从支部中及群众中选出，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我们希望第七次大会上免去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如同意则同意，如中央不对则指出不对，一无投机。” 〔6 〕593-594这一讲话，表现了党的领导人应有的民主作风和宽大胸怀，凸显了我们党敢于承认错误、抛弃错误的高贵品质，也反映了党的六大以“纠正错误、统一认识”为宗旨的良好会风。可以说，党的六大正是在这种民主讨论的氛围中制定了基本正确的路线，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综上所述，党的六大作为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虽然没有就党的作风建设作相关专题讨论，但从其所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关于争取群众的总路线以及整个会议过程基于总结经验教训所展现出的民主氛围来看，毫无疑问蕴含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的萌芽。这也是党的六大又一内在历史意义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狠抓作风建设，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面清除“四风”顽疾，就是对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的坚定继承和大力弘扬。有了这种作风武器，我们党必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续写新的辉煌。

〔参 考 文 献〕

〔1〕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239-240.

〔3〕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5.

〔5〕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40.

〔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王香平.历史激流中的探索与思考——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的报告和发言简析〔J〕.党的文献，2008（3）：33-37.

责任编辑 冯耀明

推荐访问： 三大 孕育 作风 优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