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与当下中国笔谈（之二）

评价晚清时期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潮流时，认为其间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是阐明了当时人们的政治愿景与国族神话（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自晚清以降，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如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中的洞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代读书人面对近代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经历的所有痛苦的思想蜕变均可以概括为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以期“在‘天下’的失败中夺回‘国’的胜利”（参见张旭东：《批评的踪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6-177页）。从《新石头记》（吴趼人）、《月球殖民小说》（荒江钓叟），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晚清的科幻小说记录了这一历史轨迹与时代变局。此后中国对启蒙、现代及革命的自觉追求，都可以概括为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孜孜以求。而“天下”，则成为不得不抛入历史忘怀洞的、过时的“冗余物”。但成为时代“冗余”的“天下”却注定化身历史的“幽灵”，不停地试图回返，而其内部的革命能量也许并未耗尽。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今日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开始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人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跨国化”或曰“全球化”趋势。在这日益全球的世界上，民族国家这一几个世纪以来坚不可摧的“想象共同体”似乎开始出现式微的颓势。一方面，资本不断加剧的多元中心及多国运动，创造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日常经验。在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面前，民族国家的权力似乎遭到了空前的削弱;另一方面。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却仍然牢牢依附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法律及政治基础（参见张旭东：《批评的踪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9页）。尤其体现在美国及西方强势国家仍然是资本全球流向的实际掌控者。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大国崛起”及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变化，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思考与启用“天下”与“天下体系”概念，这一定程度上是出自于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及“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某种纠偏。对于“天下体系”的重新阐释的行为无疑暗含着对于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批判与对传统中国天下观合理性的论证，同时也成为“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的普适性思想实践。（参见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与此相应，对于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反思及对于全球化的批判，也出现在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在刘慈欣与王晋康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典型，这不能不说是发生在文化、文学及社会文本之间一次颇有意味的“耦合”。不同于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一心构造“宇宙社会学”的野心，刘晋康的作品始终立足于“地球”与“人类”，可以说他以科幻的方式涉及了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构造“中国”认同的文化/政治议题。在他的长篇《生死平衡》中，王晋康在文本世界中复现与改写了发生于上世纪的伊拉克、科威特间的民族冲突与战争，让一个来自中国的落拓不羁的“江湖游医”介入这一场实际上由美国暗中操控的“石油之战”，且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平衡理论”彻底打败了蓄谋已久的现代“细菌战”，以此寻求中国文明与历史的独特性及主体性的表述。而在《格拉朗日墓场》中，面对着美国特工对于地球的叛卖，人类重新陷入核威胁的阴影这一危局，千钧一发之际是身为被劫持飞船船长的中国人鲁刚，率领他麾下的一群第三世界船员，毅然将载满核弹的飞船驶向太阳，用生命拯救了地球。可见刘晋康更为关注的是当下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世界上重新确立更具尊严性与崇高感的民族身份这一问题。他用戏剧化的方式将中国“主体”幻想置于文化的中心，在文本内部思考着第三世界民族未来的道路与前途。可以说在世界文化将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崛起的中国及第三世界在一个历史转折期紧张地探索自我、他者与世界的过程，被当下的科幻小说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留存下来。面对当下发生的诸多政治/文化震荡，无论是持“文化自觉”论的学者，还是科幻小说家，都乐观地相信中国的文化转型将会对世界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批判西方中心的知识/权力系统的同时，重申中国的主体立场及文化策略，很大程度上应对着当下中国“大国崛起”这一现象。

在当今“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在变幻的国际环境中重新确认中国的主体位置，在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或主体空间的关系中，既不重复西方民族国家的霸权逻辑的同时彰显中国的主体性，“天下体系”已然成为建构合法性表述的一种文化资源（参见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刘慈欣在《人和吞食者》中曾借主人公之口引发对于“文明”的思索：“难道生存竞争是宇宙间生命和文明进化的唯一法则？难道不能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内省的、多种生命共生的文明吗？”而一种多元共生、更具包容性的文明体系无疑暗示着一种区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与帝国主义逻辑的主体立场与话语策略，为重新思考地球及全宇宙的生存伦理秩序与政治哲学思想提供空间与可能。而“天下”体系所尝试建构的正是一种包容族群多样性的实践样态，强调其内在的非均质性和多样性，以及如何造就一种多族群的平等关系这一政治构想。其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内部的历史与现实政治问题，还尝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构建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形态，从而可以成为引导当下全球秩序的乌托邦理想（参见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可以说当下科幻文学立足“宇宙”视角展开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及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与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念与体系发生了某种意味深长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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