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与“平民文学”的意义重构

[摘要]五四新文化人对历史上的“平民文学”大加赞美，是为了彻底颠覆旧的文学传统，并为现代白话文的合法性寻求历史根据；而对当下的“平民文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又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在新文化人看来，这同样为建设新文学、新文化所必须。胡适等人不过是将历史上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作为打倒贵族文学、文言文学的革命力量、革命工具来看待，一旦文言文的统治地位被颠覆，面对原生态的当下平民文学，新文化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全盘接受。对于平民文学，胡适等人最终采取了与传统文人类似的态度：在鼓吹、倡导它的同时，雅化的进程也开始了。由于力主以西方文学为老师，现代白话文经新文化人“雅化”后呈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这种欧化的现代“白话文”具有强烈的先锋性、革命性与精英色彩，在精神气质上与“平民文学”拉开了距离。

[关键词]平民文学；贵族文学；文学革命；白话文；欧化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9)02—0048—011

一、作为文学革命工具的“平民文学”

由白话文运动引爆的五四文学革命离不开对“平民文学”的倡导与价值重估。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胡适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发端于他对中国文学的全新评价：即，确认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平民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生机所在；历史上，中国文学的一切变革动力都来自于民间、市井。在胡适的新视野中，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不再由文人士大夫擅长的文言文所掌控，而是由主要来自于市井、民间的白话文所推动、所引导。虽然在胡适之前，历代文人出于不同目的，都曾对平民文学给予了或多或少的关注，但却从来没有人将“古文”文学视作“死文学”一笔抹杀，将“白话”文学视作“活文学”奉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白话文学当然不是必然与平民文学联系起来，“古文”文学也不是当然与贵族文学合而为一，不过，在胡适的论述中，“古文”文学可以与“死文学”、“贵族文学”划等号，白话文学也可以置换为“活文学”与“平民文学”。经过胡适的处理，民间、市井、小老百姓，变成了历朝历代文学变革的策源地与发动者，以其旺盛的创造活力不断地对贵族阶层及文人士大夫抱定的文学陈规发起攻势，赋予了中国文学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在《国语的进化》一文中，胡适将中国“白话文”的生机尚存完全归功于下层民众：“稍稍研究言语学的人都该知道：一种文字枯死或麻木之后，一线生机全在那‘乡曲愚夫，间巷妇稚’的白话；白话的变迁，因为不受那些‘斯文中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却有个条理次序可寻；表面上很像没有道理，其实仔细研究起来，都是在理由的变迁：都是改良，都是进化!”“中国语言的逐渐改良，逐渐进步，——如上文举出的许多例，——都是靠那些无量数的‘乡曲愚夫，间巷妇稚’的功劳!最可怪的，那些没有学问的‘乡曲愚夫，间巷妇稚’虽然不知不觉的做这种大胆的改良事业，却并不是糊里糊涂的一味贪图方便，不顾文法上的需要。最可怪的，就是他们对于什么地方应该改变，什么地方不应该改变，都极有斟酌，极有分寸。”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做《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演讲时，胡适重申了他的平民文学观，热情洋溢地将“白话文”的首功归于历朝历代的“小百姓”：“我们要晓得在二千年之中，那时候的小百姓，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把我们的语言改良了不少。我们的语言，照今日的文法论理上讲起来，最简单最精明，无一点不合文法，无一处不合理论，这是世界上学者所公认的，不是我一个人恭维我们自己。中国的语言，今日在世界上，为进化之最高者，因为在二千年里头，那般文人学士，不去干涉匹夫匹妇的说话，语言改革，与小百姓有最大的关系，那般文人学士，反是语言改革上最大的障碍物。”“在这二千年中，上等的人以及文人学士，去埋头他们的古文，小百姓就改造他们的语言，语言中有太繁了的，就省简一些，有太简了的就增加一点。……老百姓实在是语言学家，文法学家，当补的他们就补上去，当删的就删去了，把中国语言变成世界进化最高之语言，首功要算小百姓，这是因为那般文人学士没有管的缘故。”为了反对“文人学士”做的古文，胡适的策略是将几千年来最广大的下层民众视为语言变革的主体，当然也是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人天然的同盟军。

其实，以科学精神自我标榜的胡适，在表达其“白话”、“文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时，他所追求的不是尽量贴近与还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真相，而是要大刀阔斧地改变传统观念，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顺利展开寻找一个历史基点。换句话说，胡适从现实的文学革命的理论需要出发，主题先行地重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景观。对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倚重，根本目的还是要彻底颠覆固有的文化秩序与文学正统，以此引发当下的文学革命。故胡适在写于1918年4月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必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1935年，胡适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的经验时说：“中国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只因为无人敢公然主张用白话文等来替代古文学，所以白话文学始终只是民间的‘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取死文学而代之。我们再三指出这个文学史的自然趋势，是要利用这个自然趋势所产生的活文学来正式替代古文学的正统地位。简单说来，这是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

对五四新文化人来说，要颠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创造全新的现代白话文，合理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是必要的。“平民文学”的边缘化、暧昧性及与正统观念、主流社会的天然疏离，使之不易为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全面操控，因而呈现出更为本真、天然、野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之可以较为自由地挣脱旧传统、旧秩序、旧权威的束缚，成为新生事物的同盟军。胡适为了提倡白话文以进行文学变革，有意将中国文学史简化为“文言”与“白话”的对峙，“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抗衡，刻意塑造平民文学健康、活泼、生气盎然的形象，赋予其颠覆旧传统、旧秩序的革命意义。而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新文化人也由此对“平民文学”、市井文学给予了空前的关注，这种关注与崇尚民主、崇尚平等、反抗传统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包含着新文化人利用边缘化的“平民文学”暗含的各种不安分力量，以摧毁旧的文化秩序、“再造新文明”的良苦用心。“平民文学”作为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新生力量浮出水面，对“平民文学”的倚重与美化，与其说是出于新文化人还原历史、追问真相的学术冲动，不如说是出于这群知识精英们“再造文明”的现实需要。

二、五四新文化人自身对“平民文学”／“贵族文学”二分法的质疑

在鲁迅看来，不仅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文学”，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地方存在什么“平民文学”。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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