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札记（节选）

贾勤，1980年生于延安。2000年以后，开始跨文体写作。2007年，通过东芝SD卡发行全球首部电子小说《五卷书》。

恭王府

恭王府。当年我看周汝昌先生的红学名著《恭王府考》，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因为看病而路过此地。还有，辅仁大学的旧址也不远，顾随先生当年正是在那里授课，我看到过先生当时的照片，十分怀旧。虽然现在已经不适合怀旧了（所谓怀旧，只是一种情怀，用以自警，有何不可），但那些当年的见证人毕竟还在，叶嘉莹女士仍然十分动情的回忆当年与顾先生的师生交谊，说是在那么特殊的年代里她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居然能填词唱和，在抗战中经营心中的意境。那是他们争取到的，心香百炷，风雅不绝，如今都成了往事。还有郭沫若先生的故居也在不远处，不管世人如何评价郭老，我始终把他当作诗人，“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模样”，看他后来酬和毛主席的那些诗作，就知道他晚年异常复杂的内心。近百年以来，一个诗人在中国的命运是多种多样的，有康有为的荣辱悲愤，有梁启超的不灭深情，有苏曼殊的惊艳凄美，有李叔同的刻苦清冷，有鲁迅的碧血丹心，有柳亚子的报国无门，有闻一多的轰然倒地，有徐志摩的意外空难，有朱湘独白式的自杀，有陈梦家从诗人到学者的蜕变，有穆旦的沉潜，有艾青的泪水，还有郭小川热情的赞颂，最后我想还有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有金克木先生的挂剑空垄，有启功先生的浮光掠影。老杜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所以，今天我来瞻仰他们的故居，凭吊一番并不是太远的历史，临风怀想，一洒同情之泪也并不过分吧！

携带者的新文化运动

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我不断受到暗示肾可能有问题，医生常常与我谈话，他们的只言片语都成了我作出推断的依据，但是在检查结果没有出来的情况下，我似乎也不必自寻烦恼。是的，我何必因为看到别人的命运就认为自己也有同样的遭遇（这个科里住的病人有不少是肾积水），但别人不正是另一个我吗？可能性总要落实，总要人来承担！此时，我的心态又近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出奇的平静，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可能被动摇。我曾经说过，无论如何，我目睹了我的一生。

那天下午，我开始思考“携带者”的命题，想到自我的携带能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终生不敢毁伤，古人以为“有一日之生，则受父母之生于一日，即受天之化于一日”，可是我的携带能力正在经受携带过程的考验。

人，天然的锻炼了一种自我携带式的生存方式。在携带过程中反对追问，追问是比较狭窄的思维，随时都会枯竭，追问有它自身的局限，因为本体不能通过追问来安慰，绝对的意义不存在。但是人的自省能力随之增强，这涉及到了解的程度与自信的限度，自信来源于了解。但是，不存在一种自我的毁灭（自杀），自我并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作为整体的灵魂它是交付与无限小的无限个体去零碎携带的（批发），自我毁灭微不足道，如此微茫的爆炸不可能引起任何有意义的生存反省。所以，我发现，作为古老的现象学的传统表现在生活当中即是所谓的地久天长。“营营青蝇，止于棘。”这种温暖而耐心的描述正是基于对生活格调的欣赏与消解。在这种频繁富饶的现象学当中，即历史的元素排列中，生存者的沟通成为可能，时空的限制毋宁说此时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试探，时空它随后即将表现出浩瀚的真实与友谊来追溯整体灵魂的生存事件，以便个体的携带者获得他的携带理由。

灵魂，为什么我说它是作为整体性的特征被人描写与接受的？这仅仅只是我个人安慰个体死亡事件的一种角度或阐述动机？此时，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身体（肉体的短暂与有限的物质暂时聚集、演绎）也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能想像作为整体的灵魂它贯注个体的过程与规模。那么，所谓携带者这时分成两个层面：1、携带灵魂。2、携带个体物质的聚合形式（身体）。这两种携带同时构成了携带者现象学生存的基本要素。

老子说，吾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又何患。这是携带者最起码的反省层面。

按我的描述，携带者第一携带着从整体中来的灵魂，第二携带着物质。现在简单称为第一携带与第二携带。显然，问题的关键是携带者是什么？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从虚无中诞生还是复归于虚无，抑或它仍然是有，是存在方式的展现物？携带者是什么？这是生存的激情所在。是我能够信仰生存是作为一种双重携带的发生过程。

携带者的可信程度？作为双重因素的携带过程，它能够坚持吗？放弃其一而选择其余怎么办？携带此时不能认为它是一种重负，否则生命就是苦旅而且毫无意义。所谓负担是外在的物的属性，不应该指身体。灵魂更无负担的性质，比微风还轻，如同无力的挥手与梦中虚无的呼吸。身体并非负担，这是基本命题。否则携带者无所携带，又如何描述生存事件的现象呢？简单的说，上帝并非携带者。我（人称意义上的我）是唯一真实的携带者。

生存事件无一不是生存的线索，进而使我们与这个世界沟通。

文明特征：帮助与安慰。来自现实层面的具体的帮助，不同于心灵所需要的安慰。帮助永远是与本身所受的煎熬密切相关的一件同位事件，停留保持在具体的人生境况中，而又常常被事实左右，显得特别无奈。帮助者力不从心，受帮助者无从报答。双方始终都处在困境之中。但是我承认，帮助仍然是这个实现层面中最使人感激的正面的力量。

那么谁又是同行者？男？女？个体提出同行者这一概念的时候是极其矛盾与痛苦的。它到底是需要同行者，还是不需要？

所有死去的人都构成一种安慰。可不可以说活着的人就是携带者。如何知道自己是携带者？不能怀疑自我的携带能力。而是应该反省他作为携带者的身份。

倾诉者的定义是否成立？人类作为年轻的品种产生了所谓的新文化。（新文化是迫不及待的倾诉？）维柯（1668－1744）早就提出了“新科学”的概念，可与中国文化的“复古”概念相参照。动物园的名字可以改为：老品种展示基地，而且已经含有纪念的性质了。必须在更基本的立场上提出“动物园”这一概念，而且不分新旧品种。世界有生命的历程不过短短几亿年。人类作为最晚出现的品种，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使我震撼。

文化势必表现为一种新文化的概念。我以前提出的模拟系统仍然有效，模拟是完备的、文明是自足的，所以存在着很多系统、很多文明形态，相对真理是真理的特征。活在文化中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一种既非脱离原本（或者是元始）生活又非改变的新方式，在这种生活中文化要素的符号与象征意味凸现。

所以有新文化运动中的解构主义倾向。势不得已，也在情理之中。解构既非还原，更非超越，乃是一种在此文化环境之中自我要求此文化系统的独立清醒的生存运动。

我又一次提出人的品种意识，新品种，新问题。——此即解构。所以说不存在还原，还须进一步从“原”中过渡，生存是无法还原的既定事实。等闲平地，波澜已尽。而波澜又动远空。

动物世界与动物园

当我的迷茫与日俱增之时，我也就更加怀念那些“老品种”，那些人类最初的朋友，那些把生存的事当作唯一信仰的存在者。诗人袁旦说，生存有一种向存在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层次如此：存而论者（圣人）→存而思者（哲人）→存而感者（众生）→存而动者（动物）→存而生者（植物）→存而存者（石头之类）→存在。箭头表示回归方向，最后，整体的存在肯定了一切存在。〗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所以我们人，总是羡慕那些自由自在的飞鸟游鱼，赞美花开花落临风玉树，感动于玉石琳琅珠光宝气。

我决定去一趟动物园，马上就去。当我们人类沉陷困惑之时，它们大概还好吧？事前我完全没想到这一趟动物园之行，会给我带来新的打击。当我到了北京动物园门口时，就发现事情不妙，买票的人那么多，难道他们都已经相信了生存是一件古老的事？他们仅仅是参观，带孩子来玩，他们来是为了拍照，他们以为纪念很简单，他们将一无所获。或许他们总有明白的一天，或许竟完全忘记了今天的经历，更不会知道：当时，还有我注视过他们。（这是同胞之间回顾的深情啊！然而他们不会记得我。）

动物园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我的思维完全处在一种奇特的分裂之中，以至于文字是如此的支离破碎。

动物的非自然性退化与生存困境。变态不仅仅是成长中的现象而且是成年以后一种新的困境。动物的心理是否发生了变化？

1、熊猫睡在破烂的水泥地上，光线黯淡，空气凝滞。

2、神鹰，生活在3000—5000米地区，飞翔高度7000米，如今蹲在一座两米高的假山上。据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这只从美洲来的神鹰已经在此生活了二十多年，它还有一个同伴，在八十年代死掉了。

3、非洲鹫珠鸡在酷热的沙漠生出蓝色的羽毛，如今在温暖湿润的动物园。

4、各种不同地区的老虎生活在一起。惯于夜间活动的黑豹，白天被游客的嘈杂声以及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干扰。

5、还有那些可怜的海豹，老是被捉弄，在表演节目，顶气球、钻圈，有什么意思呢？

6、一只小猩猩被饲养员抱着，在饲养员的引诱下，与游人一起照相，摆一些生硬的动作，假装得到自然的乐趣，其实游人都紧张的要命，害怕猩猩的意外攻击。

7、棕熊、白熊，来自不同地区的熊，都生活在一个大水泥坑里，有时喝游人的可乐。

等等等等。总之，差不多每一种动物都远离了他们的故乡，生活在陌生的地方。其实它们已经没有故乡了，世界已经落入人类之手，人（这种单一品种）成为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

人与动物接触的方式，动物园的方式。只剩下这一种无趣的方式了，那种供养宠物的方式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那些宠物早已经不是动物了，它们更像是人。

动物园里到处都是人，看不到动物。动物仅仅是作为标本式的生存方式吗？人自己有可能成为标本吗？

动物这种标本式的生存方式，产生不到100年。打破了原本自生自灭的方式。以前看关于发现类的纪录片，显示了人类那种一贯的大惊小怪的方式。科学家常常报告又发现了新的物种，同时又说某某物种又消失了。发现的原本是他们不知道的，消失的是他们暂时再见不到的。他们的发现与遗憾都无重大意义。相反，古代中国人的态度就是较为可取的。比如，瑞兽的传说，获麟的故事。它们这些吉祥的动物都象征着人伦秩序的重建与启示，发现物种表现为一种命名方式也就行了。至于恶兽，韩文公曾经写过祭鳄鱼的雄文，廓清了物种的生存范围各不相同互不侵犯，极力避免直接冲突与矛盾的激化；周处曾经斩杀过威胁亲人生存的巨蟒然后进一步的反省到自我的品质，等等。

对野生物种的驯化，我们亲切的称为家禽、家畜。很成功的方式，不必再越雷池一步，不必造次。我们的先人其实已经试过了，只存敬畏。比如说，两栖动物是地质劫难的遗存，十分尖锐的生存例证。能不敬畏？

物种转化的契机是偶然的。比如恐龙的灭亡，就是一次真实的物种劫难。人类是新品种。古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来就不是想像性的，《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世界很难以想像的方式展开。这种真实的认识并不导致对于真实的毁坏，不像现代人的不甘心，以科学的名义推动科学的发展。

种族的消亡。巨人、矮人的传说，真实不虚。夸父、七个小矮人。这些传说还保存在古老的民族记忆中。种类的繁衍，肤色与体征的不同。达尔文、法布尔的研究起始于人类自身生活的局限性与广泛的生命认同感。

目前，提出解散动物园的想法也是极其不现实的，因为它们无处可去、无家可归。世界被人类改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将成为人类孤独的舞台。但是，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动物将会成为人类未来巨大的负担，物种之间宏大复杂的体系将把人类拖进去，人道主义将面临残酷而荒谬的考验，所谓的人道主义最终将会破产！那种悬崖勒马式的古典生存方式如今变成了灾难自我酝酿的翻版，到时候，无动于衷的人类将迎来措手不及的世界格局。尼采在百年之前、在陌生的街头、在芸芸众生的注视下抱住一匹老马而痛哭，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瑞典未卜先知的诗人斯特林堡叹道：“我自成人以后，教科书也读完了，对人类的糊涂不再感到大惊小怪！”

随着动物园式的生存方式的推进，动物世界最终将消亡。人把自己生活的世界最大可能的搞成了一个人类自己的动物园，与此同时，一个生态化的、完整的动物世界消失了，一个多重视角、矛盾论的、支撑性的世界消失了，有限度的自由消失了。以至于人在动物园里敢面对一只美洲黑豹嬉皮笑脸（仅仅是因为凶险的豹被关在铁笼子里了），这种无限度的自由让我感到生活枯燥乏味，人类所谓的自由原来是一场空欢喜！

然而，动物园当中那些动物的生存成为了一种借口。人们替生存找到了理由。这有必要吗？生存带有强烈的目的吗？空气、阳光、水有意为生命制造表达？造化难道是配合或捧场？所以，动物园式的生存方式是过激的、可疑的、复制性的，各地都有动物园！各种不同的动物不应该同时在如此同一的生存舞台当中被强制展现，世界消亡了，世界不再是远方。世界不再是完整的了，反而有些多余。比如我感觉，长颈鹿是假的，袋鼠是假的，而一个外国朋友可能会觉得熊猫是假的，金丝猴是假的。最后，我觉得动物园是假的，是不能成立的。让动物们都回家吧！但是它们的家已经变成了动物园。人既然已毁坏了它们的未来，它们自己也不可能去寻找过去，所以我想，人类恐怕已经流浪的过久，从当初被抛弃的童年开始，他们在此时（成年以后）已经十分疲惫了。从一开始，他们就离开了家。而动物们，那些值得敬畏的老品种，它们是在最后，才失去家的。尽管它们也不是十分从容（面对人类，它们如何从容），但它们的记忆中会省去许多（或者更多）恐惶零乱的片断。相对于人类，幸福终究在它们那边。一切仿佛都结束了。一切仿佛刚刚开始。重复的记忆与永恒的绝唱同时浮现，往事仍在眼前，没有结束亦未曾开始，新品种的人类慢慢修正新文化，在克服了傲慢与偏见之后，不再认为自己是世界唯一的标准。（诗人侯耀晨说：文化就是一个克服傲慢与偏见的过程。）

城市随笔

城市是孤独的一次象征性安排。我一次又一次想起维柯定义的城市概念，城市起源于收容所（避难之地）。这个收容所暂且不要把它理解成无家可归的人的集会，先不要这样说，因为他们都不想回家。通常意义上的家的概念被城市刷新了。

城市是家的写意与梦幻。人要在城市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完成他们对家的叙述与整合，但目的并非是回家。所谓对家乡的眺望是矫情的，这个动作在古代中国是诗性的回首。（苏轼之于四川，庾信之于江南，孔子之于鲁，周公之于豳。）

桃花源记是对政治的反抗，而不是对城市的反抗。陶渊明所要求的隐居生活不是针对城市生活而言的，仍然是与政治有关。所谓结庐在人境，他心中并无城市概念。

城市的兴起与陌生人有关，大量的陌生人是作为客人来到城市的。一段时间以后，城市不再是不幸者的最终归宿，谁又能说他们都是失去幸福的人呢？喜欢城市的人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城市见证了别人的苦难生活，收容所的意义已经完全被所谓的繁华掩盖。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已经兴起，繁华令人恐惧。古代日中为市，然后各自回家。现在，不需要回家了，城市就是你的家。

然而，厌倦总是在满足之后。就算你不厌倦，那说明你是单独的一代人。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就产生了厌倦。人，太容易被满足。马尔库塞描述了这种“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发现了所谓的“公共空间”，文明深入了，现代性的城市开始崛起。

然而弗洛伊德说，是文明（城市的灵魂）导致了不满。当我们失去了最后的回归之地，故乡也无法再一次被描述。于是诗人阎安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是梦的孩子，我是世界的孩子，我居住在我的玩具城里。”我们看到，一个以世界为舞台的孩子却只能住在玩具城中。玩具城暂时超越了现实之城，仿佛一次由于疏忽而导致的机会，少数人在其中得到了补偿与解脱。然而王者（正是那个孩子）不可能再一次归来。

《红楼梦》研究：

性骚扰时代的文化特征

题中应有之意往往会变成题外话，《红楼梦》的文本价值被所谓红学的烟雾所笼。比如，关于后四十回是续作（伪作），不如前八十回，这种说法极其幼稚，主要是盲目。若不是胡适先生当年提出来，现在这帮人能看出来吗？我就不信。续《红楼梦》的作品很多，唯独高鹗的得以流传，有它的道理。真正的文字传承与文学素养一出手就能看出来，高下立判。不信让他们续写一回试试。八十回与八十一回之间的衔接何等自然。续作中“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一回，凄恻哀婉，深得曹雪芹悼红之遗韵，遂使无数续作者搁笔。从此，巨著《红楼梦》一定要标明：作者——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研究三大家：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王国维先生三十岁以前精读西方哲学，撰述《静庵文集》，绍介叔本华、康德学说，后遂以叔氏之悲剧两重性与《红楼梦》之重重悲情相发明，乃能一洗我国固有之文艺学评论，论者以为开古典小说研究之新潮流。蔡元培先生的索隐方法，更是建立在博涉清朝掌故的基础之上，不同于现在人猜谜语式的理解。胡适先生已揭后四十回真相，又于中国文学史上极力表彰清人小说之总成绩，开启了小说研究的热潮。后来研究者日众，鲁迅先生只言片语往往惊人，俞平伯先生不厌其繁娓娓释注，张爱玲十年梦魇亦赢得考据之名，周汝昌后生突起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然百年红学，无不在当年三先生之影响下展开其述论，沿波讨源，情辞可观。

周汝昌的宗教：红楼梦。他以前研究古典文学，识力深厚，鉴赏文字精美。亡友许政扬、哥哥周祜昌对他影响甚大。年轻时因为胡适先生借给他甲戌本，而终身服膺红楼梦，晚年屡屡提及此事。相比之下，胡的学术与周截然不同，此所谓大师与大家之不同也，大师但开风气不为师。周早年学习西洋文学，古典文学受教于顾随先生，二十多岁英译陆机《文赋》，早得声名。后来归宗中国传统，大谈京剧、书法等等，都能鞭辟入里。然而周后来唯独把红楼梦奉为“宗教”使人不解，但亦无可厚非，一则因老先生目力早衰，二则因当今出版界风气使然。当年，顾随先生曾告诫周，红楼梦研究乃悲剧性之学问，非第一流学者所愿为也。

红楼梦与政治之关系。毛泽东先生曾大谈红楼梦他读过几遍，江青更是让郭沫若先生每天给她讲解红楼梦，如此重量级的人物都曾倾心红楼梦，红学焉得不兴盛。后来更是展开对红楼梦的大批判，如火如荼。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金瓶梅更惨，被定为黄色书籍，市场上一直以来卖的比红楼梦贵。施蛰存老先生曾说，金瓶梅不妨多印。意在提倡一种正常的学术空气。然而学术界永远都有一种好奇盲目的心理，比如研究周易，神神道道，研究金瓶梅，鬼鬼祟祟，研究红楼梦，已近糜烂。哪有一点真精神？

红楼梦的这种变态研究严重影响了对其它优秀小说的阅读。本来，所谓四大名著只是一种流行的说法。鲁迅先生坦言，吴敬梓儒林外史的手段又何尝在罗贯中之下，然而伟大也需要人懂。中国小说的传统就在这种“审美障碍”当中被打断，然后就只是一个无趣的红学在那里乌烟瘴气。

三个故事。启功先生曾经点校注释过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卷本），有人即认为启先生是红迷，但是有一次先生说，即使曹雪芹就在隔壁，他也不会过去瞧！胡适先生晚年在台湾有一次电视访谈，记者想让先生讲讲红楼梦如何如何伟大，但先生竟然说，红楼梦毫无价值，至于我研究它，那是出于考据的兴趣。俞平伯先生在文革中被批判为红楼梦反动权威，有一天，在楼道上传来红卫兵的打骂声，他们逼迫先生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仍然平静的说，我是研究过红楼梦，但不是权威。启先生、胡先生、俞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由于崇高的文化使命感与自觉程度自然不能与当今自命学人的乌合之众同日而语。

诗人袁旦说：现在人一是黔驴技穷，二是故伎重演。比如刘心武此人，由于非文学性的原因而走上了文学道路，纯属偶然，无奈他的文学作品很快就被淘汰，竟而又开始研究红楼梦。刘所谓的揭秘红楼梦，也只能是属于迎合大众的故伎重演。再比如易中天讲三国、谈文明，尤显其无趣与庸俗，至于他评论陈寅恪、李泽厚二先生的文章让我看的实在能笑死。刘心武之辈、易中天等人，欺世盗名，红的很快，仿佛勃起。时代为什么总是有它嘲弄的对象？这正是我要说的性骚扰时代的文化特征（这是一个打草惊蛇的时代）。归根结底，这是时代精神贫乏的象征。——红学可以休矣！红学家亦是人格过于猥琐渺小，无真才实学，单凭一本红楼梦，就想成为学者。可惜走错了路，一误再误，人就毁了。

正是在这种贫乏的时代中，有人又要重拍《红楼梦》电视剧。评论家以为，通过红楼梦可以了解传统的好多东西，乃至对中国文化亦产生一种认识力。我个人极不相信这种论调，这就比如说通过人认识人生，太具体了吧！本来，经典的重拍是大好事，经典的内涵需要不断地被提升体认，曹雪芹一部心史亦不能就此沦灭。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就不断被重译重演。近代中国学人译述莎翁作品更是不遗余力，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卞之琳、曹禺、曹未风、梁宗岱诸先生华采毕陈，学林共鉴。然而就事论事，现在的问题是，国人急功近利，重拍此剧，全国选秀，演员能否把握此剧悲天悯人的恸感？像西游记的重拍就颇遭非议，自以为技术上进步就能带来天然的飞跃，摹仿好莱坞的视觉效果与后期制作。孰不知美国人的科技已经发展为一种理性精神了，那是他们的传统，其中自然涌现了大师。那么，现在人到底有没有能力重拍红楼梦？周汝昌先生词曰：红楼隔雨当时院，碧水惊秋何处家？钱钟书先生诗云：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从今往后，红楼恐怕不再有梦！（无家无路，哪来梦？要有，至少也要等到恶梦醒来。）

病中读书记

《黄帝内经》

本书最标准的标点整理版本应该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素问》、《灵枢》两册，无奈该书绝版已久，现在也不见重印。所以我最早读《黄帝内经》，用的是《二十二子》中所收的影印本：唐人启玄子（王冰）注，宋人林亿等校正、孙兆重改误、遗篇宋刘温舒原本。苦于字太小，又无断句，读的十分艰难，再加上古人注解十分简明，我是初涉医理，自然是感到不知所云了。但是初步了解到内经的思路是以预防为主，因为古代医疗的确不甚发达，最好是不要得病，而且古人很清楚人得病的各种原因，一一提出反复告诫，其中主要是修身保养，所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得其天真护其本体，尤其强调要顺应自然，四季之中的生活内容都须相应调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八个字其实是内经的精华所在，一般人往往忽略此理，以为是泛泛而谈，实则不然，整个内经的医理体系皆从此出，它深刻的描述了元气发生的过程、阐明了生命与世界的关系。接下来，我又买到浙江古籍出版社张隐庵先生的《黄帝内经集注》，由方春阳等先生点校整理，隐庵先生为有清一代之大医宗匠，一生精研内经，晚年更集同志门人力注此书，经当时名家严核慎审，精益求精，百年以来遂成医林重宝，习内经者不可越此而更谈。我一年多来制定课时专读此书，收益启悟应接不暇，以前疑惑之处常如冰消瓦解，渐知传统医学之门径方法，乃能深入思考生死天命、来之不易，忽然明白庄子养生主一章原来如此。先哲智慧互相发明，由此可证。

《千金方•千金翼方》

人民卫生出版社精装十六开本，旧版，孙思邈撰。欧阳修新唐书本传里记载孙思邈和卢照邻关于天命人事与疾病的讨论，一问一答，深沉博约。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后来仍然是由于幽疾发作而死，即使是孙思邈这样的药王也救他不得。也就是说，卢照邻他也许是自我命运的设计者，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他实现了作为永恒意义上的个体创造性生活。李贺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自我命运的成全者，呕心沥血在所不惜，李贺的母亲曾经深深的为他的儿子担心过，担心一种寂寞的命运从此就不为人知，担心幽暗的历史会把繁华吞噬，但是同时也有尊敬诗人的传说者制造了天上白玉楼成天帝把李贺招去作赋的故事，仿佛诗人的沉寂不再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了。

孙真人的书中有两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大医习业第一、大医精诚第二。前者论述了作为一个医生如何能成就事业的前提，必须熟谙内经本草、饱读经史子集、广涉佛典道藏乃至五行休壬七耀天文，“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后者更是制定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应该遵循的职业道德，“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篇文章作为医学界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最起码卫生部应该把它发放到各个医院进行张贴宣传，构建病人与医生之间沟通的桥梁。

《脾胃论注释》

人民卫生出版社旧版，湖南中医研究院注释，书的扉页还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本书的著者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生活在金元之间，战乱频仍，老百姓食不裹腹，背井离乡水土不服，所以普遍表现出来脾胃衰弱，身体在极度消耗的情况下得不到有效调理，往往就病死在路途。而且李东垣自己后来也是同样的毛病，他的母亲也是因为脾胃不好而过早的亡故了。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补土”理论，建立了以脾胃为中心调节恢复身体机能的五脏论。《内经》以为脾胃居于五脏之中央，属土，脾弱则胃伤，胃伤则气衰，气衰则危矣。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也可以说是在灾难深重的特殊年代里），李东垣进一步强调了脾胃的功能与意义，不管病人目前的状况是什么，他总是先治胃病，兼治已病，他有一个性命整体的观念，健脾强胃而使病痊愈。所以，中医上讲差不多人人都有胃病，这并不是说人都有病，而是从脾胃带动全身的角度来看待生命，主张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使脾胃首当其冲，如果人吃饭不行了，就会生病，反过来讲，生病了，吃不进去饭，病也难好。这就是他的理论，正是生活中的常理罢了。

《本草纲目》

人民卫生出版社精装十六开本，两册，旧版，李时珍撰，封面题字郭沫若。“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夏良心序）。”李时珍编纂这部巨著耗费了一生（古人著述不轻易，都是一生写一部书），到他儿子手上，才把这书贡献出来。书前总论发病之原委，辨识奇经八脉，驳正前人用药之失，广泛详密。张鼎思在序中说：“人之情识日广，病之变态亦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病情也相应的越来越复杂，时代需要他们的医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作更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本草纲目》面世以后流传版本甚多，互有讹误，民国大学者刘衡如先生以毕生之力校注是书，可谓本草之功臣。今年我又买到华夏出版社的本草纲目新校注本（两册，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杨淑华协助），此书以金陵本为底本校定，刘衡如先生当年于乱世之中未曾见到金陵本，他的儿子刘山永再接再厉，增定数十万字，论者以为四百年来本草之最佳版本。

我曾经把《本草纲目》当作一流的随笔来读，也曾把它列为阅读《诗经》的重要参考书。那些植物的风神性状都令人着迷，那些散于山泽之间的本草竟然与我们的腑脏之间有着某种神秘对应，服食之后进而能够导引身体之内的元气运行，治病强身。我从本草的文字中发现，生活在回归的过程中展现了和谐的美，只要你承认你是处于天地之中，就会受到天地万物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浸透的过程，是一个人文化的过程，然后人与天地并立，成其中庸。

往事千回

茅盾先生晚年说，大概一个人到了百感交集而又百无聊赖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撰写回忆录了。一个人一生中总是有一些事不能忘怀，当他再一次讲述这些往事，也并不单单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作为当事人，他终于可以超然的看待那些曾经干预过他命运的事件了，即使是对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今也可以平静的来描述它。人在回忆之中，仿佛在经历他人的一生，这样，通过回忆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回忆的过程同样也是一次想像（但不是放纵），那些纷纭的偶然事件、破碎环节都要被重新链接，立尽斜阳，也不知有多少事，随风转。所有当时被认为是重大因素的事件，此时看来，可能抵不过一些细节的力量。那些细节与整体的方向有关，宏观的命运隐藏在里面。我是在去年生日的时候，才意识到过去仍然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在左右着我的态度，是的，我是通过“病”来认识自己的。多少年来，我在病中沉浮，不断的向人生索要意义。这种对于意义的执着与迷恋，使我不能平淡的生活，也不能体会平淡。于是只有一味的纠缠，我曾经安慰自己说，终究会有一天，执着交汇于放弃，奔走倾向于静止。

回忆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五岁那一年。那时候，父亲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当校长，他有很多事要忙，而妈妈又不在我身边，她去城里的师范学校进修学习，毕业以后就可以转为正式的小学教师了。父亲照顾我的方法就是让我上学，让老师们照看我，所以我五岁就上了一年级。经常是我放学回去（家就在学校的院子里），父亲也不在，我就一个人学习、写字，到邻居家吃饭。有时候作业都写完了，天已经晚了，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一天下午，父亲和几个同事到另一个同事家里吃饭，吃完饭又喝酒，一直到夜里很晚，他们才散。一个叔叔背着我走，父亲他们在路上还在聊天，离学校也就二十分钟的路程。那天夜里没有月光，几个人走在路上，谈话的声音传出去很远，山村里特别寂静。夜很深了，有点冷，我在叔叔的背上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大路在前边转了一个弯，那个湾里柳树茂盛，阴气逼人，而且就在那个湾里还有一口水井，平常路过那里也过去看井边丛生的绿苔。叔叔背着我走，一起一伏，那条高低不平土路为什么如此漫长，一直在走。我突然惊醒过来，扭头看见对面山梁上有人影闪过，稍纵即逝，我吓得大哭起来。父亲此时已有了醉意，听到我的哭声把我接过去哄，我马上就不哭了。但是回去以后，却发起烧来，意识混乱，总觉得有东西在逼近我。那天夜里，一直被同样的一个噩梦困扰，喊叫着说怕，天快亮时才安静下来。奇怪的是，高烧到如此程度，没打针没吃药，第二天就完全好了。

更加奇怪的是，在以后的五、六年中，总会有莫名其妙的高烧，发过之后第二天仍然照常，发烧时仍然是同样的噩梦在逼近我。这一切而今看来，是在不断的警告提醒病的程度，高烧往往是疾病的预报，比如保险丝烧断就暂时停了电，就要及时的去修理。但在生活中，一个孩子一年之中发那么一两次烧好像也是可能的正常的，更何况烧过之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大人如何把握这背后的秘密呢？我也是在很多年以后，已经动过了第三次手术之后，专家才对我父母说，当年高烧都是因为孩子在成长中与同时在发展的病症作斗争，身体内部在发生着激烈的对抗，然后生命本身的能力还是占了上风，孩子还是一直在发育成长，一直到走路的时候忽然发现脚倾斜了，脚变形了，才明白是特别慢性的一种病在与身体长期争斗。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但又隐隐约约觉得不是，因为小时候吃过预防的糖丸，按说不会再得这种病，况且发病时我已经有八、九岁了。这种疑问甚至在这次来北京时还困扰着我，但这次来是为什么看脚烂，结果在304医院作全面的检查时，终于把以前出现的问题搞清楚了。其实我是因为脊髓发育受到影响，也就是三岁时作的那个腰后的手术所造成的后遗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脊髓栓系神经粘连，所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脊髓不断的变拉长变形。（脊髓被先天的那个肿瘤粘在底部了，不能升高，三岁时虽然作了肿瘤切除，但没有作进一步的神经分离，只是把外面的肿瘤切掉了。神经分离手术就是为了解开那个被栓在底部的神经结，这个手术越早作越好，最好是在发育之前，在十岁之前，或者更好的在三岁五岁之前，根据目前的临床实践在三个月时就可以作，甚至国外在胎儿未生之前，已经可以检查出这种病，然后在母亲的肚子里作。）然而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谁知道这病的真相呢？我安慰自己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国家的医疗条件还很落后，哪有今天这么发达，他们医生现在给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基于目前水平的判断。

无论如何，把事情搞清楚就足以使人得到安慰，尤其是我多年以来的疑惑一旦廓清，不免有些爽然，仿佛失去了什么似的。我意识到，伴随着我的病如今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虽然我通过病来认识自己难免偏颇，但我又如何能够从容的在开始之时就能直接认识自身呢？不可能，我不可能在当时就能穿越存在的现象理清追溯的线索，因果之外，更大的循环使人投入，这种循环就是生活的力量。“生活，生活，不惜一切代价地生活。”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如是说。

正是在生活中，往事千回，可以是许许多多的事情齐上心头，也可以是一件事情反复出现，所以有沧桑之感，有动情之时。去年生日偶然追怀，就写成了这首诗：

廿年回首识无端，却认古井旧波澜。

峰藏奇诡盘根柳，梦隐苍茫纵横山。

因果方来无根地，随风荡堕有情天。

曾惊子夜辜负了，敢道平生亦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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