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三秦文学地域特色机理研究

摘 要：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新兴分支，是从地域的角度，用空间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文学。文学作为文化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关系密切。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不同区域内的文化以及民风民性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从而在文学上表现出相异的地域特色。处于农耕文明的地域环境对三秦文学影响甚大，其表现出与地域环境、区域文化相协调的“重农恋土、重质轻文、史诗情结、忧患意识”美学特色。

关键词：三秦文学；文学地理学；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6－0145－05

Geographical Probe Into the Regional Character of San-Qin Literature

LIANG Lu

（Tourism College，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Literature geography is one of the new offshoots of cultural geography，it is such a kind of subject that analyses literature with the point of space.As a special kind of represent style， literature are tightly connected with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This can easily explai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Having mad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environment function system，it presents a reasonable prosp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Liturature” result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It points out that San-qin literature shows an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 in geography.The reason of this character is that the San-qin literature is deeply affected by both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living style of San-qin region.San-qin living style is of agriculture，as a result，the regional characters of San-qin literatur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griculture，like the simple style but not the complex one，pursuing the magnificent and profund representation，behaving a kind of hardship of society.In one word，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mposes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San-qin literature.

Key words：San-qin literature；literature geography；regional character

一、引 言

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刚起步。它是用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的组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地域文学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和差异，以及文学在不同地理和人文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创作个性，从而认识文学艺术在不同地理背景中的不同表现功能。80年代初台湾学者陈正祥在《文化地理学》中对于历史时期诗人、词人地域分布图表的描绘，可看作文学地理学

发展的滥觞。^[1]随后，金克木提出了研究“文艺的地域学”的设想，认为文学研究可从历史的线性研究扩展到时空合一的多维研究，首先便可扩大到地域性的研究。^[2]胡阿祥等人进一步明确提出创建“中国文学地理”学科^[3-5]，并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模式和研究方法。袁行霈等人对文学的“地域性”进行了论述^[6-8]，指出地理环境对文学地域差异存在深刻影响。文化地理学类书籍辟专章介绍文学与地理的关系^[9-11]，表明文学地理学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说，国内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在文学风格的地域分异等描述性文字中，缺乏科学的计量分析和实证性论证。文学地理学内容丰富，本文仅选取三秦文学研究其地域特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试图从这一角度以窥全豹。笔者认为，当代三秦文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黄土气息”，即“重农恋土、重质轻文、史诗情结、忧患意识”，这种地域特色源自于作品内容与陕西独特的地理环境的紧密联系，是文学家对当地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反映。

二、自然环境特点所造就的“重农恋土”

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环境特点及其对于生产生活的重要性，使文学有针对性地深描或淡写某些环境要素，从而绘制出各自独特的环境画卷。

受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位于黄河流域的三秦大地，自古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尤其是关中平原，坦荡肥美、河流纵横、灌溉便利，自古被誉为“陆海”、“天府之富饶”，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精耕细作的农业是三秦人民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他们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农耕文明所导致的价值观念加强了三秦文化“重农恋土”的特性。精耕细作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要求有固定的农业定居点，人们必须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汉书·元帝纪》有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农耕文化“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乡土情蕴”^[12]，这是“重农恋土”情结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以农立国”的统治者意识到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对农业给予提倡、重视，进一步强化了“重农恋土”情结。

自然环境的独特风貌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高度成熟的农耕文明，使三秦文学对土地和农民的生活状态描写极为重视。丁帆明确指出文学“陕军”有“恋土”情结^[13]，陕西评论家武宝瑞也认为：“陕西作家群的共性，是作家站在当代的高度上，俯看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那群人和那段历史”。从早期的神话传说到当代的文学创作，“重农恋土”一直是三秦文学关注的重要命题。

作为农业民族，周族的祖先神是田神、谷神，对周族祖先后稷的崇拜可看出对农耕的重视。秦地的神话传说，以及《诗经》的《豳风》和周族的史诗与颂诗中，有许多农事诗，歌颂土地的广阔、庄稼的茂盛、粮食的丰收，叙述从春到秋的生产情况。在诸多方面体现出农业文明的显著特征。这些作品的出现与秦地的地理环境及当地好农务本的民风有关。所以班固说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之本甚备。”

至于当代，陕西作家对于农村题材和农民生活状态的关注在全国更是十分突出。三秦文学大都表现农村题材，体现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据笔者统计，出版发行的《陕西短篇小说散文选1949-1979》（上、下册）收入的52篇文章中，农村题材占22篇，约占总数的42%；《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上、下册）收入农村题材有14篇，约占总数19篇的74%；《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上、下册）收入农村题材约35篇，约占总数57篇的61%。如若有长篇小说结集出版，估计农村题材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因为陕西当代长篇小说几乎都以农村题材为描写对象。即使少数的城市题材也被评论家视为“陕西文学中的城市是都市化的村庄”^[14]，这表明陕西作家对农村题材的熟悉以及执著。正是陕西的地理环境特点及当地好农务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三秦文学体现出“重农恋土”情怀。

三、民风民性的价值取向所导致的“重质轻文”

三秦文学总体上追求拙朴，不喜雕饰，这种审美情趣的形成与环境密切相关。

陕西（尤其是关中）天地划一，地势辽阔，这里四季分明，景物、植物相对单调，景观变化较单一，少有神秘感。人们感知这一地理环境时不会激发太多遐想。汉学家青木正儿说过，“就风土来看，一般地说，……北方……气候寒冷，土地高燥，草木稀少，很少优美风光，缺乏自然资源，所以……北方人要为生活奋斗，因而性格质朴，其特点是现实的、理智的、散文的。从而其文艺思想趋于有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力行的质实敦朴的精神。”刘师培也有类似看法：“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陕西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性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自古民风淳厚、尚实，并在文学上有明显表现。正是相对单调的景观和艰辛的环境使得三秦民风质朴而注重实际，富于理智，进而对文风产生影响。

传统农作方式以及由此衍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加深了“重质轻文”的地域特色。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期，经验在农业生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愿意依靠经验而不愿创新冒险，求稳而不思变，导致了稳定持重的心理趋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人民笃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导致了取验务实、重视实效的民性，确立起“重人事”的“实践理性”态度，形成“重实际而黜玄想”的价值取向，进而促进了三秦文学“重质轻文”倾向。

陕西民风的“尚质”、“不善淫巧”也对文学风格产生影响。“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厚重朴鲁”^[15]，笔者根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所引述的方志材料中的“习尚”，将涉及到陕西各地民风民性传统特质的条目归纳，其中淳厚朴实或类似意指共有46条，节俭朴素42条，远远大于其他特质，而不善淫巧有11条，也算三秦民性的传统特质之一，但数目相对不大，原因是陕北地区未记录此条录，而陕北地区以农牧业为主，之所以未记录，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鲜有“淫巧”可录。这由道光《清涧县志》就可清楚看出：“工匠拙于制作，无论细巧秀韵事不能为，即粗器卤物，斧斤炉锤等工，俱盼外省匠作”。由此可知淳厚朴实、节俭朴素以及不善淫巧是三秦民性中最突出的传统特质。“一个地方的山川可以变迁，城镇可以兴废，人事可以更迭，而这里形成于先秦的一些文化传统却历久不衰。许许多多的生活观念、民风民俗等，都根植于越文化的土壤之中，都有着一定的继承性。”^[16]可见，三秦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这一地域民众的社会生存。自然，这种制约之中也包括对本土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等产生的深远影响。^[17]

三秦文学属北方文学，北方文风有“重质轻文”的传统：黄文焕《自课堂集序》云“北方风气高劲，不坠纤丽”，文学“……重气质，质胜乎文”，推崇“为文不尚其浮华”^[18]，直言作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19]，这种传统自然对三秦文风产生影响。历史上三秦文学自觉追求质朴文风：陕西学子“性朴茂，而词藻不工”^[20]，西魏时期号称“秦中才子”的苏亮、苏绰提倡文学复古主义，用质朴的古文代替齐梁浮靡文风；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李谔继承“二苏”反浮靡复古文风思潮，写了著名的《上隋文帝革文化书》通过政治压力来改变六朝以来的绮丽文风。当代三秦文学也表现出“质朴”特色：贾平凹悟出“要做我文，万不可类那种声色俱厉之道，亦不可沦那轻靡浮艳之华”。^[21]他的小说被视作“兼擅楚骚的神奇诡异和汉魏的古拙质朴^[22]”，陈忠实的作品被评为“粗犷质朴，深邃细致”^[23]，不单几位名家如此，“质朴”的文风已被视作陕西作家的鲜明特征之一。

四、作家的审美情趣所生成的“史诗情结”

所谓史诗，是指文学作品“要有民族之魂、历史之魄、崇高之思、整体之象、宏大之体、超越之态”^[24]，其美学标志是“宏大”“雄浑”与“深刻”。^[25]

三秦文学有明显的“史诗情结”。《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指认为“史诗”的长篇小说^[26]；《创业史》（第一部）被直接定位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平凡的世界》被誉为“史与诗的恢宏画卷”^[27]；有关《白鹿原》的评论几乎都使用了史诗或类似意指的称谓。^[28]《最后一个匈奴》是一部社会政治史、文化史和人性史多维交汇的长篇，具有明显的史诗倾向；《秦腔》在上海的研讨会上也被誉为更贴近“史诗写作”。^[29]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另一个区域作家群或创作流派，如陕西作家群这般，如此地一致地在创作中追求雄浑的史诗效果”。^[30]而史诗的“宏大”“雄浑”“深刻”美学标志在三秦文化传统中可寻到根源。

（一）地理氛围的直观感应

正如黑格尔所说，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人的审美心理。“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31]北方多崇山高原，植被和色彩都显得单调。同时，这单调又是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目光所及，是巨大而高远的世界，久而久之，自然界这种美感类型便成为记忆中一种固定的审美感受，而这种审美感受在以后的审美过程中又以审美经验的形式出现，成为审美判断的一个基础。因而生活在北方的人心胸随之扩展，喜好刚毅雄强、粗犷豪迈、意境开阔的美感类型。黄土高原有宏大、质朴的自然风貌，辽阔无际的意境与气势，“西北的黄土地是东方汉子的美，它美得雄壮，美得深沉、美得不艳，乍而常看常新，愈看愈初醇味”。^[32]由这种地理氛围所感应的生成的文学作品自然也会带有“雄浑”、“深沉”的美学色彩。

（二）文学传统的风范传承

北方文学传统趋于“雄奇”、“开阔”：谢之淮在《填词浅说》中说过“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谢坤的《青草堂诗话》也认为“北方刚劲，多雄豪跌宕之词；南方柔弱，悉艳丽钟情之作”。

除受北方文风影响外，三秦文风自身带有雄健色彩：“关中文学既具北方文学的许多共性，又有其独特性，这便是崇尚雄深雅健”。^[33]班固曾说“秦人迫近羌胡，民俗修习备战，高尚勇气鞍马骑射，故秦诗《诗经·无衣》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而”。元好问认为“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道出了秦地文学的特色“慷慨”。所谓“慷慨”，便蕴含雄壮之意。三国时，陕西属魏境，文风受“建安风骨”的影响趋于“刚劲”；唐代时，诗歌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提倡，全国著名诗人云集长安，南北诗风交融互补，形成雄阔健举，淳朴刚奇为基调的“唐诗”品格；南宋时陕西属金境，其文风“雄健”^[34]；现当代三秦文学自觉追求宏大开阔的意境：畅广元在《地域文学的文化根基》中直呼重建“汉唐气魄”，陕西作家协会致力于“铸文学大省黄钟大吕，绘西部开发宏伟画卷”。可以说，《史记》、汉赋、唐诗等文艺作品的一脉相承，形成三秦文学雄深雅健的审美趣味。究其原因，则“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水土之风气”^[35]应是其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五、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催生的“忧患意识”

三秦文学风格悲凉，普遍具有一种忧患意识。“陕西作家群多以朴实、悲凉的风格见长——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健群……就像贫瘠、坚韧的黄土高原一样。”^[36]

严酷的生存环境，导致三秦文学表现出悲怆、忧患意识。“唐风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37]自然生态遭严重破坏的黄土高原，陕南山区以及全省远离海洋的闭塞的内陆地理环境，使三秦人民长期受大自然的威逼和贫穷的困扰，陕南“北乡皆崇山峻岭，土地瘠薄”^[38]，许多地方生产方式落后，清初时还实行“刀耕火耨”，“不知讲求肥料灌溉”^[39]，生产效率低，难以满足温饱。陕北自然条件更差：“地瘠民贫，寸步皆山，坡高岭陡，耕种艰难，且土性干燥，雨泽稍有不调，禾苗即行枯槁”，加之“鲜膏腴之野，又无水利之饶，以故人多贫窘”。^[40]三秦大地以农业求生存，而农业在当时条件下极为脆弱，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使其受到影响。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了忧患意识并积淀为文化心理。

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种族的杀戮和战争的洗劫，构成三秦文化沉重、古朴又充满苦涩的独特文化氛围，影响着三秦文学家的审美情感，使他们始终与苦难感相伴随。因而有了《白鹿原》上的百姓们备受煎熬，《最后一个匈奴》中陕北高原上的困苦生活，《平凡的世界》中生存的艰辛，《高老庄》的落后和愚顽。营造出悲凉的意境。

如果说生态恶劣、资源匮乏是滋生忧患意识的先天条件，那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则是忧患意识萌生的动力之源。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说过“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独特基调”。儒家的入世精神使得文学家们承担起对社会发展的干预责任。忧患意识既是作家探索为实现人生理想过程中的深邃思考，又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的艺术体现。浸润在传统文化深厚的氛围中，三秦作家表现出强烈的对社会的关注，他们提出了大时代浪潮中农村面临和亟待解决的诸种复杂问题：改革开放中被唤醒的进步意识与人性的缺陷、堕落之间的矛盾（贾平凹《阿吉》）；传统恶俗对农民的思想禁锢（杨争光《鬼地上的月光》）；商品经济对农村的经济文化的震荡下，人们的浮躁，盲目的心理状态（《高老庄》）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使作品表现出忧患意识。

六、结 语

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人类精神产物正如活的自然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三秦文学也是如此。地理环境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可直接赋予文学作品以色彩，对文学作品特色的形成有强烈的“渲染”作用，如三秦文学所表现出的厚重、质朴、粗犷等；除直接对文学产生影响外，地理环境更多地是通过影响人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以及创作方式，间接地对文学的题材、内容、风格等发生影响，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这在三秦文学的主题多为乡土题材，美学趣味侧重于宏大开阔等方面有明显表现。总之，三秦大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构成了统一的文化环境，为三秦文学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其颇富魅力的文化氛围，又塑造着文人们的艺术气质、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从而对其文学创作发生更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表现出独树一帜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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