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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的方法论

时间:2022-05-12 19:40:06  浏览次数:

摘 要:《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一书为李纯一先生所著,该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类型学、音乐声学、音韵学、乐器学等,反映出纯一先生高度的学术素养和广博的知识体系,堪称音乐考古学科古乐器学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杰出著作。

关键词:《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李纯一;方法论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本文中简称《综论》)一书为中国音乐考古泰斗李纯一先生所著,近50万字,于1996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语言流畅精练,逻辑明晰,学风严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中国音乐考古学领域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之一。

关于《综论》一书的写作背景,纯一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我自50年代起就留心于此。由于自己是半路出家,根基浅薄;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进展一直缓慢,甚至中途停顿了一个时期,以至收获甚微。前些年我曾试写过一部综合研究的初稿,自然是十分简略粗疏,想再花五六年时间,争取到一些必要的仪器配备,到全国各地跑跑,……可是年岁不饶人,身体越来越不济,必要的配备非近期所能争取到,不少模拟实验也难如愿,只好现实一些,因陋就简,略加补充修订,權作引玉之砖抛了出来。”同时,在《综论》的后记中说道:“尽管几经努力,有不少图版至今仍配不齐,有少量器物也未能亲验,目前只好如此了,但愿这种缺欠将来能够得到弥补。”

即使在“既没有像样的理论体系,又没有像样的方法论”,“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是很乐观”的条件下,纯一先生仍旧完成了这部恢弘巨著,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类型学、音乐声学、音韵学、乐器学等。并应用纵向比较、横向比较以及层次比较等方法,总结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并针对历史上发展的重大事件进行详细、贯通的比较研究,进而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且在应用研究方法的过程中秉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略述如下:

一、古文字学、文献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第五章中关于“庸”名起源的探讨,纯一先生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许慎和郑玄两家的诠释进行辨析。随后作者举出各家说法:如罗振玉将其称为铙,容庚将其称为钲,郭沫若则将其称为铎、镯,陈梦家则将其拟名为执钟。并评论道:“这些说法虽然都各成一家之言,但都未被普遍接受。目前多从罗说,其实也只是一种权宜的做法。”作者认为:“起初我们主张钟说;后又自觉欠妥,改主庸(用)说;近经再次考索,仍觉庸说还可聊充一说。今重新提出,以就正于大家,并补前论之不足。”纯一先生运用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

二、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综论》一书中,纯一先生就充分利用了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在该书第八章甬钟的第一节指出:“上古甬钟大体可分为四型,即:以中原地区周式甬钟为代表的Ⅰ型,以江汉地区楚式甬钟为代表的Ⅱ型,以五岭地区越式甬钟为代表的Ⅲ型,以及以川鄂湘地区巴式甬钟为代表的Ⅳ型。每型可分为二或三式,多数式还可再分为两三个亚式。”从该书的甬钟分型分式图(参见该书表42:甬钟型式表)可知,四型甬钟是根据不同的地域来划分的,其中Ⅰ型可以分为两式,划分标准是铣棱斜直还是铣棱弧曲。根据不同的枚形,将Ⅰ1式和Ⅰ2式又分为若干亚式;根据甬钟不同的悬挂部件,可以将Ⅱ型分为两式,根据枚的有无和枚型,可以将Ⅱ1式分为3个亚式;根据甬钟的铣棱斜直还是铣棱弧曲,可以将Ⅲ型分为两式,根据旋的有无,可以将Ⅲ1式分为2个亚式;按照翼的有无,可以将Ⅲ2式分为2个亚式;根据钟枚数量的不同,可以将Ⅳ型分为两式。从以上论述来看,该书对于甬钟的分型分式,有着严密而清晰的逻辑和原则,彰显出作者高深的造诣和治学严谨的学术精神。

三、音乐声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音乐声学是研究乐音和乐律的物理问题的科学。在本书中,纯一先生运用音乐声学的研究方法对编磬、镈、甬钟、纽钟等定音乐器的测音数据作了大量研究。例如,在该书第八章甬钟的第六节中,纯一先生通过对甬钟测音数据的深入分析,对甬钟的音列结构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详细参见该书表52:十一例Ⅰ、Ⅱ型编甬钟组合登记表)。

文中指出:“滥觞期的编甬钟都是三件一组。它们的内壁光平,没有调音痕迹,正侧两鼓音音程大小不定,侧鼓又无第二基音标志,足见这一时期尚未正式使用侧鼓音。”“发展期的编甬钟大多八件一组。这一时期的测音材料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比较理想的实例。因此,可以有把握的断定它们的组合是一种三声羽调即‘羽·宫·角·羽’模式。十分明显,它是在滥觞期的组合基础上加以充实和扩展的。“繁盛期Ⅰ、Ⅱ两型编甬钟以八件和九件一组的为最多,十件以上一组的则较少。它们的组合较前大有进步。就正鼓音而言,由于增加了商、徵两个正音而五音俱全,甚至再增加一个变音(例42、47的商角)或两个变音(例39的羽曾和变宫)而六声或七声齐备;而且它们并不死守一种调式,而是较多的使用徵调式和商调式。因此,可以把它们叫做五声或六声或七声徵调模式和商调模式。”该书的音名采用曾侯乙编钟铭文体系,所谓的商角即#F,羽曾即F,变宫即bC。这些真知灼见,直至今天仍被学界专家频繁引用,并对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指明了方向。

《综论》反映出纯一先生高度的学术素养和广博的知识体系,堪称音乐考古学科古乐器学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杰出著作!■

[参考文献]

[1] 王清雷.西周甬钟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述评[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12.

[2]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3]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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