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歌”的音乐表达与乐器配合

摘要：《史记》开篇便以“诗言意，歌长言”（1）表明诗与歌的配合关系，一为内心情绪抒发，一为辅以音律，借吟唱加深表意效果。《史记》中的“歌”，在音乐表达上具有丰富内涵，或着重于昂扬志气、临终恸惋、愤懑不平等情感抒发;或以百姓所言体现社会环境;或平铺直叙阐明观点。乐器配合中，既有琴、筑的独吟，亦有箫韶大乐的齐发，兼有“弹剑而歌”的特殊选择。在与实地实情实景相辅相成的同时，对后世乐曲的气氛营造、情感注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史记;音乐;乐器

《史记》有所“歌”者共23篇，本文侧重于“歌”在叙事性传记中的具体应用，因而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为统计对象，分类如表1（2）：

一、《史记》中“歌”的音乐表达

（一）情至而“歌”，所述即所感，强化抒情色彩

喜怒哀乐的情绪由事生发，而事件本身具有特定的产生空间。“歌”在简单文字表达的同时，借音乐的互补加强了场景与心境的配合。《吕太后本纪》中，赵王不愿娶吕氏之女，因而被诬告幽禁，断其膳食供给，饥饿所迫下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讬天报仇。”[1]赵王以“歌”痛诉吕后乱朝，刘氏天下危殆的政治现实，虽有藩王之尊、忠臣在侧，亦难逃受迫害的悲剧命运，强压之下只好寄托于上天可以明辨曲直。这首“歌”在情绪上充满了愤慨忧惧，一方面他自知死期将近，后悔没有早入黄泉，免受无谓的侮辱，另一方面对家国正统加以维护，且歌且叹，且悲且吟，幽闭空间与亡命悲音相映相和，而他难以消解的愤懑也成为了被“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1]的导火索。

“歌”中的情绪表达，常着力于表现人物在时势更迭中的悲悼，《宋微子世家》中，箕子以上天安民之理获得了不为周臣的身份，在途经殷墟故地时，已是满目破败，禾苗丛生，心头的积郁无法通过哭泣宣泄，便付之以“歌”，借《国风·郑风·狡童》，用狡僮比纣王，以所见触所感，悼念故国不再的同时，难以对纣王不纳谏，不明德，稚童般任性妄为的亡国之举释怀，表现出前朝遗民在物是人非中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不满于武王父丧未毕便急于征伐的失仁失孝，以不食周粟的抗争表露对政治局势的不满。贤臣良主尽失，无有托身之所的悲哀将他们推入绝境，“于嗟徂兮，命之衰矣”[2]，作歌明志落脚于对命途衰颓的认知，由个人命数推及国家大运，隐晦阐发暴主统治下难以长久的必然结果。

除负面情绪外，《高祖本纪》中的“歌”是少有的意气风发之作，但也最终滑入对家国未来的深切忧虑。刘邦戎马半生，从沛县亭长到一国之君，暮年终回归故里，一首大风歌，既有慷慨雄壮的英雄豪气，亦有因战乱频发、守业艰难而生的慨叹，此时的他垂垂老矣，“歌”中的豪迈与“歌”后的“泣数行下”[3]，将一个功业已成、胸怀天下的帝王形象跃然于纸上。

《史记》中的“歌”，直抒胸臆，因事即情，叙事笔法说明缘由的同时，用“于”“兮”等助词加长音节，输出主观的感情色彩。作歌叙情、借歌表志的举动与实地实景相配合，表现出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渲染出特定的情绪氛围。

（二）以民间歌谣反映社会背景，展现舆论导向

《史记》在叙写人物故事的同时，以民间歌谣为窗口，引入下层百姓对其人其事的看法，提供观照历史真实的新视角。《外戚世家》中，因卫子夫为后，兄弟亲族乃至襁褓小儿皆被封侯，天下因而歌之：“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4]除了从侧面展现卫子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奇外，一个“霸”字也可见其外戚权重、过度恩眷下的危机四伏。《曹相国世家》一篇中，通过百姓“民以宁一”[5]的评价，佐证曹参继承萧何法度后民众的安居乐业，以此说明曹参并非无所作为的闲相，而是全盘把握政局后，有策略的清静无为。

与此同时，民间歌谣也承担着讽刺时弊的社会功用。《田敬仲完世家》中齐王建听信奸臣之策，放弃合纵，不战而降，直接导致齐国的覆灭，齐人怨而歌之：“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6]共城处于偏远之地，少有人烟，遍布松柏，齐王建被迁居至此，齐人所“歌”意为不是松柏促其远迁，而是被宾客所误，痛恨君主在谋臣选用时不加审察，以致亡国之殃。

除了反映历史真实外，民间歌谣受其视野所限，在内容上也会偏颇失误。如《淮南横山列传》中，百姓为淮南厉王的遭际作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7]，认为孝文帝出于自身利益，迫害兄弟，致其绝食而死，他们忽略淮南厉王谋反犯上之举，将臣子罪责厉王的谏言变更为孝文帝的自我态度，体现出百姓对皇家骨肉亲情的不信任以及只能看到现象，难以触及本质的局限性。

《史记》“歌”中的民间歌谣，用词粗浅，朗朗上口，是故事脉络的见证者和说明人，反映出司马迁关注底层社会、多角度摹画史实的写作态度。

（三）注重“歌”的内容，辅助叙事

抒情之外，《史记》中的“歌”通过平铺直叙，进行观点的阐述，以歌功颂德、劝谏说理。颂德者尤以《夏本纪》夔行乐一节为代表，起首由舜帝作歌，“陟天之命，维时维几”[8]，直接点明自己奉行天命施行德政、臣可尽忠官可发达的政治作为，之后皋陶以“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和“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9]为对比，表达对帝王尽职履责、谨慎执法的期许，祈愿天下兴旺。舜帝与皋陶在一唱一和间，以叙事性语言明示治国思想、君主德行，为天下宗禹的民心所向打下了良好基礎。而在《孔子世家》中，楚国狂人接舆路遇孔子，先扬后抑，初以凤鸟比孔子，赞其德行高洁，之后又话锋急转，说其品德衰败，去者难更，但来者可改，劝谏孔子不要再以从政为念。接舆在前后矛盾的陈词中既有对孔子结交南子的不齿与怀疑，又表露出对国家政治的不满，借“歌”的内容发表自己隐逸遁世的宣言。

《史记》中叙事说理型“歌”少有助词，大多是将文辞直接断句，并不以吟唱为主要目的，缺少乐器的配合，“歌”在其时其地的出现更多是为了场景语言的丰富性，并以形式的曲折冲淡观点的冲击，更易于被接受。

（四）《诗经》直接引用，体现历史传统

《史记》“歌”中对《诗经》的直接引用集中出现于《匈奴列传》一篇，用以佐证匈奴与中原的历史关系，其中的“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10]分取自《鲁颂·閟宫》、《小雅·出车》、《小雅·六月》三篇，均是对周朝与猃狁，即匈奴间交战情形的描述，突出展现中原将士的英勇善战。在陈述客观事实的同时，不免带有对少数民族地域的偏见，如以反犬旁为部首、在部族名中直接以“奴”唤之、言败不言胜等，具有历史局限性。

除了对《诗经》句子的直接使用，亦有以标题指代全篇的做法，如《秦本纪》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11]，黄鸟之诗即《秦风·黄鸟》，全篇以其鸣声之哀起兴，讲述秦穆公以生人陪葬的暴行，集中表达对其中三位贤者之死的惋惜悲痛，“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的呼告是底层民众的愤慨哀辞。《史记》以此诗为底本，对内容加以阐发，认为秦穆公未留下典章制度却带走贤臣良民，德行的缺失使他纵然称霸天下，亦不被承认为诸侯盟主，将秦国东征艰难归结于统治者的残暴不仁。

对《诗经》的直接引用体现出《史记》的历史传承性，所“歌”者本身即带有情感取向，并富于音乐美。一方面使《史记》所述有了实时史实为例证，另一方面将诗乐传统于文字间应用，着意拓展了选材的丰富性。

二、《史记》中“歌”的乐器配合

《史记》中的“歌”，有乐器配合者6篇，根据乐器的种类和使用方式，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多种乐器齐发，为大型庆典所用，即《夏本纪》舜为大禹功成而庆一节，其中“《箫韶》九成”[8]，即是中国古代传统乐舞《大韶》，由樂师夔所作，盛行于舜帝统治时期，《尚书·益稷》（3）有载：“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其中的鼗为有柄小鼓，柷为方匣子状打击乐器，镛为大钟，众乐器齐声而作，极尽富贵雍容，是盛世之音，亦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

其次是单种乐器的独立演奏，与“歌”的内容密切呼应，便于氛围的营造。如《刺客列传》中击筑而歌，筑是弦乐器，演奏时以竹尺击弦发出音节，起源于楚地，声音悲亢激越。此处荆轲即将远赴秦国，抱定必死之心，初为变徵之声，凄婉哀伤，蕴藏着终无归期的悲恸，“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2]的慷慨陈词之后，音高陡然升为羽调，将决心已定、不问归程的坚定心性借乐器表达。苍茫水天间，寥寥乐声，几抹孤影，极具画面感和音乐美，使舍身成仁的志士风骨跃然纸上;《张释之冯唐列传》中，汉文帝倚瑟而歌，瑟同样是弦乐器，多由女性演奏，声音悲怨，其弦粗于琴，因而其音在弹奏中更为浑厚深沉。汉文帝行至霸陵，遥指慎夫人之乡，触及内心的故地忧思，瑟之哀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悲凉的氛围，与人物心境相互照应。

最后是特殊乐器的配合，如“弹剑而歌”，出自《孟尝君列传》，冯驩初时以下等门客之身寄居于孟尝君门下，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于是拨动剑身，使其发出铮铮之声，且弹且吟，表达内心的不满，孟尝君对其所求一一满足，冯驩深受触动自此尽心辅佐。冯驩通过“弹剑而歌”的举止，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对孟尝君的待士态度加以考量，并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三、《史记》“歌”的后世影响——以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例

《史记》中的“歌”不仅在文本中起到了内容补充、气氛渲染的功用，其中的音乐内涵更是在后世的乐器演绎中被不断深化，并在场景塑造中铭刻了史家特色。

琵琶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同时对垓下之围进行音乐表达，前者以战胜方刘邦为切入点，音乐雄浑壮阔，分为战前、交战、战后三个部分。《高祖本纪》载，刘邦与诸侯共击楚军，人员构成繁复，因而在乐曲战前部分，忽快忽慢，节奏灵活变化，并以长音模仿号角，构建出人影纷乱，各自列阵，却又志气昂扬、势如破竹的精神面貌;而交战之时，拨弦速度不断加快，乐曲的紧迫感不断加重，大量的扫弦对战场的风雷四起加以描画，由埋伏时屏息以待的紧张变为各方出击的战鼓擂擂，迫人心弦;项羽乌江败走，乐曲进入战后，乐调突降，弾拨速度突慢，在短暂惋惜英雄末路后，再度提速，重回刘邦视角，表现胜利归来的喜悦。整体上气势恢宏，情绪表达酣畅淋漓。

《霸王卸甲》虽然在结构上与《十面埋伏》相重合，却由项羽所经所感为出发点，对《项羽本纪》中的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13]进行了音乐性重现。战前节奏趋于平稳，虽然此时项羽兵少食尽，但依旧从容以对，表现出西楚霸王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大敌当前而面不改，志气盖世不受外物所侵;交战部分乐曲未多加赘述，直引入“楚歌”“别姬”一节，揉弦的长音与弾拨的短音相互应和，短音壮阔，长音哀婉，形成了对话式结构，模拟霸王别姬的叙说经过，两种音色此消彼长，也映射着项羽内心的挣扎反复，国已失、战已败，何去何从的悲凉层层加深;最终战后的“鼓角甲声”已无战前的井然有序，节奏零乱、急缓不定，刻画出兵士的四散奔逃，暗示项羽已自刎于乌江，前后比照下，既有霸王的刚中带柔，亦有沉痛的历史悲剧感。

后世在对《史记》“歌”的音乐创作中，常对其中的情节加以发展，使其叙事内容更加完整，但在情感取向上始终与原作保持一致。音乐成为了将文字具象化的载体，使闻着得其意、绘其景、和其歌，二者相辅相成，使《史记》焕发出勃然的生命力。

四、总结

《史记》中的“歌”，从音乐表达上看，兼具叙事性和抒情性，并以民间歌谣和《诗经》的加入凸显其社会背景和历史传承;在乐器配合中，既有雅乐的恢弘，亦有独奏的哀婉，兼具性情表达的功用，恰到好处地与所“歌”内容交汇一体。在流传于当世的同时，后代通过改写，创新性地将其中的音乐段落演化为现实可听的乐曲集合，拓宽了文字的表意空间，提供了场景想象的新方式。

注释：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39。

数据统计以（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为底本。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参考文献：

[1]-[1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403-404、2123、389、1983、2031、1902-1903、3080、81-82、194-195、2534、333.

[14]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5]王婧如.谈谈《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的审美价值[J].四川戏剧，2013（06）：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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