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范式”理论的批判与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

摘要：库恩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开创了科技哲学的新时期。用它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演进，无外非以下三种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内核”；二是对比来的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优势方法一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群里：三是实践中的发展，用实验与制度的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群。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14-04

诞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经过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时代和实践的变革进程中，它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卢卡奇也持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因此，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论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非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构建。这当然有个基本原则坚持的问题：一是要以马克思基本方法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为借鉴，构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范式；三是要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内核”，对其批判性的继承，保证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以西方经济学优势方法为借鉴，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范式，这是横向式兼收并蓄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为导向，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又是构建与发展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必须。在这三原则指导下，中国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有以下三种路向。

一、批判式的继承：从基本方法到五个命题的提出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他于20世纪60年代写下的被誉为新时代科技哲学“圣经”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技哲学的新时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认为范式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他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在库恩看来，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便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因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这样的范式不仅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它竞争模式，而且能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再者，还因其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能够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哲学观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对“范式”概念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释。概念的不明确使库恩受到别人的批评。为了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库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炼的建议，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阵”的概念之中。这个矩阵不仅包含了科学家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与模型，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首先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方面，应该坚持的是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当然坚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应该批判式的继承。批判式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批判式继承也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哲学基础。列宁曾说过，“在辨证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首先应该坚持它“原理矩阵”里面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体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马克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分析方法是继承在黑格尔的基础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认为自己研究《资本论》所使用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还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评的和革命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运用这一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史过程”,把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当做过渡的形态，当做运动变化的方式，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必然灭亡、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同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种种前景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任何的结论都不足取。

第三个层次还包括一些具体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张宇、林岗批判式的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得到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他发展了以下五个方面：(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命题1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命题2主张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下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是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题3要求把握生产关系中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从产权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4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5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性。上述第一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

二、对比来的借鉴：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的纳入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方法论上主张采用多元对话,认可多元现实,认为任何方法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都不优于另外的理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下结论。两者互有优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偏重于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时期研究，经济本质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优势。同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其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两面。在深化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参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下的借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学化，这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中越来越数学化与模型化，在分析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时博弈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数学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明显的一大趋势，波普把经济学数学化看成经济学中的一场“牛顿革命”。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派生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借助数学的分析范式，数学方法不断被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之中。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计量、可逻辑证明"这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也表明了现代经济学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时借助于数学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估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也可以对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力作出合理的检验。数学方法的运用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这一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革命经济学的阶级任务，重视“抽象分析法”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也用到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但基本的方法还是规范分析。而马克思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在《资本论》中只使用了简单的数学。但他并不排斥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他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来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中，也表现出引进数学方法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比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就曾说过：“边际计算、线性规划、数学等都是合理活动效果学的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辅助科学。”mJ另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明兹虽然在此问题上保守一点，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至少他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数学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依从关系时，才使用数学形式。”

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让位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比规范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而这离开数学的运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作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在这方面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善发展自己所必需。

严格来讲，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都涉及到博弈论。只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上运用最广泛最成功。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特别是动态博弈理论的发展贡献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论的方法归结在主流经济研

究方法的范围内。博弈论又名对策论，顾名思义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及其决策的均衡问题。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原则规定的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个人的最优策略也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预期。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并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它最核心部分毕竟还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经济人基于个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却也深刻反映了关系论的某些特点。博弈论的演化、动态、重复过程，更加贴近了经济现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主体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学习进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物质内涵就表现为物质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阶级之间的博弈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包含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些博弈关系。现阶段我们研究分配问题，中央与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我们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必须把博弈理论也纳入进去，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

三、实践中的发展：实验与制度方法的“拿来”

库恩认为范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来看，它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历史的可变性。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这种发展性和变革性，别无选择地影响了并影响着在这个领域内实践着的团体的结构，亦即当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第一次产生出一种综合，并能吸引大多数后来者的实践时，较旧的学派就逐渐消失了。“范式”转变的过程一般都是带来科学发展的过程。为此，随着苏东剧变，新老自由主义泛滥，社会主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艰难转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也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实践中发展创新出来两种研究的方法也应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

一种是“实验的方法”。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可能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曾经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所以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到：“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然而当今，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经济学实验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相当成熟的工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史密斯因为在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实验经济学方法虽然首先由西方经济学家首创，但由于产生的环境，实验的过程，实验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西方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一般在大学课堂上，或者经济实验室进行，在一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让参与者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选择。而我国的经济实验，是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区或者针对特定的经济主体进行的试验。例如当年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在四川的试验，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的试验等等。其次，实验过程上来看，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一般都要经过五个步骤。从选择课题一实验设计—选择参与者一实验控制一实验结果及分析。而我国的经济实验可以看成渐进性改革的试验，先是国家从宏观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经济主体结合自己的实际，推出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过成本收入的比较评价政策绩效。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各地创造出来的不同模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北京顺义的“反租到包”；广东南海的“土地入股”；陕北“四荒的拍卖”等等。再次。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从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检验。如“阿莱悖论”实验对个人选择理论的检验；“囚徒困境”实验对博弈理论的建议；“拍卖理论”对市场理论的检验。我国进行的经济实验主要用于构建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服务。如经济特区在深圳的设立的实验，首先中央拍板在濒临港澳的深圳实行优费的政策，招商引资。通过几年的发展经验，国家给予成本收益的评估。最后下结论，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把开放的格局由点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种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学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更有发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范式创新。制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偏重于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出发，个人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强调解释，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比如说，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博士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提出一种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周其仁撰写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结论

库恩理论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库恩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演进。基于库恩理论的分析表明。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外非以下三种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对比来的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群里：三是实践中的发展,用实验与制度的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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