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中的粮食问题

[摘 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其艰难。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中，觉察到粮食问题的严峻性，并提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粮食政策是造成粮食问题的主要原因。他提出减少城镇人口、增加农业人口，调整粮食政策，解散食堂，促进粮食与商品的流通等措施来应对粮食问题。同时，他指出应总结经验教训，注重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农业发展的粮食政策。

[关键词] 刘少奇 1961年 粮食问题 调查研究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问题则是重中之重。粮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各行业的发展。1958年后，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新中国农业、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家领导人回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从1961年4月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他在5月31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体现在粮食问题上。”[1]p335

一、高度关注农业与粮食问题

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是刘少奇历来较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1950年，他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指出：“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1]p5他认为搞好农业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1958年后，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刮“五风”的错误，农业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粮食连年减产。1960年3月28日，在听取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刘少奇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2]p482的看法。1960年8月1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刘少奇针对国内严峻的粮食状况，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指出：“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积极地搞，除开尖端以外，其他的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2]p492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减产，大部分农民连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因而产生了一些违法乱纪问题。对此，刘少奇郑重地提出，现阶段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2]p501到1961年，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峻。这年1月，刘少奇出席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2]p502。

二、产生粮食问题的原因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回到湖南，先后到宁乡县东湖塘王家湾生产队、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老家炭子冲进行调查研究，他亲眼看见了人民的困难生活。通过调查核实，发现粮食问题在农村中普遍存在且相当严重。

1.自然灾害是造成农业中粮食损失的重要原因。以刘少奇在湖南考察的宁乡县和长沙县为例，宁乡县：“1953年5月发大水，淹没稻田25万多亩，死10人、伤2人；8月，再降暴雨，淹没稻田18万多亩，死25人、伤17人。两次共毁房8000多间，塘、坝2000多处。”“1954年7月发大水，淹没稻田30多万亩，毁房7369间，死45人，伤102人。”[3]p23严重的水灾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之后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相比而言，长沙县受灾情况更为严重，1954年—1961年，共发6次水灾，每次水灾均造成农田以及粮食损失，其中以1961年最为严重。1961年4月12日至30日，刘少奇正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做调查工作，《长沙县志》上记载了这期间发生的一次大水灾：“4月23日晚，长沙县洪峰水位36.81米，35个公社受灾，死1人、伤4人，倒房236间，淹田7.67万亩。”[4]p80除此以外，旱灾也是造成长沙县粮食问题的主要自然灾害。1953年—1961年，长沙县共发生大小旱灾6次，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其中：1959年受灾21万亩，减产粮食11000吨；1960年受灾38万亩，全部无收36966亩；1961年受灾21万亩，减产28740吨[4]p82。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农田的破坏、粮食的减产，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天灾造成的农业破坏导致粮食减产，供不应求，直接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2.国家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粮食问题的主要原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在全国蔓延，工作上的盲目乐观情绪和瞎指挥、强迫命令等作风使得党中央和各部门做出了一些不当决策，严重损害了农业基础。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1959年和1960年农业的严重减产，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1]p354。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兴建的大批公共食堂严重束缚了农村的劳动力，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回乡调查时，对食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他指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2]p514。

此外，基层领导干部的不负责任、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民主风气差等也严重损坏了农业生产。1961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刘少奇根据调查的情况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查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1]p399

3.统购统销政策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促成了粮食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十分尖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对缓解粮食产需矛盾、保证国家粮食供给、支持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弊端。计划收购的基本含义在于：“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5]p268统购政策规定了粮种、收购价格和数量，导致农作物单一化、征收时无视收成多少。刘少奇在回乡调查时就意识到了国家粮食政策可能存在不足之处，1961年4月15日，他在听取群众意见后说：从前的“政策”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了[2]p512。4月30日，他在谈到要带着问题进行调查这一观点时，说：“譬如我们的粮食政策……首先看这些政策到底正不正确。不要先肯定这些政策是一定正确的。到底是否正确，去调查一下。”[2]p517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报告，其中对统购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东西统统被收购起来，农民很不高兴。这样一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不解决是很危险的”[1]p335。

三、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

针对1961年回湖南农村调查得到的情况，刘少奇提出的相关观点，对解决粮食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1.减少城镇人口以平衡农业和工业人口，加强农业基础，增强农村生产劳动力。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大跃进”和不良风气的影响，国家大办工业，许多劳动力都用于工业生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工业战线拉得太长，必然造成农业劳动力减少。刘少奇看到了这一问题，1961年5月，他指出：“现在就是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减少城市里面的人口。”[1]p338对粮食困难的原因，他认为是非农业如工业、交通、文教等办多了，导致非农业人口过多，“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刘少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是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对于压缩城镇人口下乡可能产生社会不稳，刘少奇也作了一定的考虑，他认为，从城市里压缩人口下乡，也可能闹出一些事情来，如果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可以少发生一些。把农村工作做好，让农民“分了自留地，养起猪，养起鸡”，“到今年下半年，农民的自留地有了收成，副食品也比较多了，某些乡村里面的生活可能比城市里面要好一点”，“农村形势好转，动员工人回去就更容易”。[1]p338

2.调整政策以稳定农业，解散食堂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粮食生产。刘少奇注重通过调整粮食政策以缓解粮食困难。他到湖南农村调查时，发现天华大队严重的粮食问题，当即回到长沙与省委商量，决定“一九六一年天华大队定产七十五万斤，国家征购二十二万斤”。将“定产”定低一点，低于“实产”，这样农民就可以自由支配多产出的粮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还决定了奖励措施：“在定产的基础上，超产百分之十以内的国家征购四成，超过百分之十的部分全部由生产队自主分配。”这些措施的制定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的被动局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6]p866。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高潮后，全国的公共食堂急剧增加。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调查，看到办公共食堂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弊端，于是提出可以解散食堂，安定农民生活，扭转农村的困难局面。1961年4月14日，刘少奇在天华生产队干部会上提出了食堂的缺点：“用工多”，专工专用，浪费了许多劳动力；“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肥料少了”；“吃粮食不方便”；等等[2]p511-512。刘少奇首次提出准“散”食堂是在4月17日的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他认为1958年人民公社化食堂办起来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2]p512，挫伤大部分农民的积极性。此外，刘少奇对待解散食堂问题也非常谨慎，他提出：“食堂（停办）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退食堂不能影响生产，不能引起损失。”[2]p513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食堂的弊端，最终于1961年5、6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取消了公共食堂。

3.鼓励发展家庭副业，促进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合理流通，减轻城乡粮食危机。兴办公共食堂以来，农民不能自主经营家庭副业，自留地、自养家禽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生活越过越差。统购统销政策的施行，使得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流通受到限制，人们不能自由买卖粮食、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抑制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再加上当时粮食产量大大减少，因此，粮食困难的局面就更加难以扭转。如何促进粮食的流通，缓解城乡粮食危机呢？那就应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交粮积极性，而要实现粮食的交换，则必须为农民提供一些急需的轻工业品。刘少奇认为要在确保价格相当的情况下加强农产品与轻工业品的流通，“换到了农产品，也就增加了城市的供应。多拿些轻工业品到农村，就可以收购更多的农产品”[2]p509。为此，刘少奇提出了农村里面恢复供销合作社的主张，“供销合作社算作集体商业，与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生产相适应，为生产服务，同时为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的生活服务”[2]p522。同时，应该加强轻工业战线，允许农民办一些手工业工厂，多生产一些农民所需的轻工业产品，才能收购农产品[1]p339。

4.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在农村粮食问题上要加强调研。刘少奇到宁乡县东湖塘王家湾生产队调查时，目睹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听取了先期到达的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后，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说：“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2]p510在天华大队调查时，他着重谈到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2]p517。在调查研究中，刘少奇发现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造假、瞎指挥的作风，因此，他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和“走群众路线”的观点。对于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尊重当地群众经验，饮食因地制宜，绝对不能强求一律。在农业的具体工作上，特别是技术措施上，管得太多太死，这种过分集中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违反中央政策的一种瞎指挥和命令主义”[1]p338。刘少奇提出的相关观点，对纠正当时农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宁乡县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4]长沙县志[M].上海：三联书店，1995.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6]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陈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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