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

［摘要］本文专论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延安史学界顺应局势需要，秉持学术敏感，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在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争鸣聚焦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当时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走向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经略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若干根据地。从历史的前后延续来看，延安根据地政权建设其实已启动了对新型国家机器的全面打造。这种全面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领域，还表现在极富远见的新文化建设领域。史学建设作为当时红色政权制度建设中的一环，实已具有一种新文化体制的特征。延安的史学建设，不仅顺应国内局势的需要，体现了学术研究为抗战服务、学术中国化和学术思想通俗化的趋势，并且还在观念、方法、功能和体制上，都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延安史学建设主要表现为在健全历史教育、运作研究机构、畅通交流渠道三个方面擘画长效机制。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来探讨“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在战争形势下，必要的史料往往不可能获得。“为要预防书籍和原稿遭受敌机的轰炸，就得取出图书馆和藏书室中最有价值的书分散到各个地方。如果研究结果获有一定的成就，那要把这些著作印刷出来又会遇到不少的困难。”１尽管如此，延安史学界依然秉持着学术敏感，并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表达自己的理论见解和研究成果，向全国学术界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

一、延安史学成果的主要发布渠道

延安出版的报刊杂志，不仅是红色根据地的政治喉舌，同时也是向全国发布其学术见解和成果的主渠道。当时，在延安新华书店，有《解放》、《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团结》、《群众》、《国防卫生》、《通讯战士》、《前线画报》、《敌国情报》、《新文字报》等十大定期刊物。在延安主要院校图书馆陈列的报刊一般都有中共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历史类文章主要发表在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理论刊物《解放》、《群众》上。同时，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也不时地有一些刊载。

《中国文化》是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唯一一份学术刊物。由中国文化社创刊于１９４０年２月，每卷六期，出至第三卷第三期，１９４１年８月停刊。《中国文化》作为综合性学术杂志，其文章选题的涵盖可谓面面俱到，史学论文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只有１０％，较之文艺类和哲学类作品的数量，还看不出对历史学科有特别关注。但这只占《中国文化》全部文章总数１０％的１２篇历史论文之所以能成为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是因为其中涵盖了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最新成果等当时最为热门的几大课题。

《解放》是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杂志（１９３７年４月创刊至１９４１年７月）。设有“时事短评”、“论著”、“通讯”、“来件转载”、“文艺”等若干栏目，主要特点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主张，讨论一般原则的理论问题。因此，《解放》周刊刊发历史类文章，通常都是一些有关史学理论的作品。其内容涉及史学著作、历史人物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等比较宏观的层面。

《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４７年３月）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主要任务是反映党的方针、任务、政策、策略，报道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情况，特别是当时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人员活动，以及当时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日报发布信息的即时特点，使《解放日报》选登历史类文章的内容更为多元，形式更加灵活。依据“短、平、快”的一般办报原则，大量历史知识和著作点评都紧抓时间序列，以最快的速度新鲜出炉。尤其是当副刊的有限版面多为专家、名家抢驻之时，一些文章的重心也不再囿于发展趋势的整体鸟瞰和泛泛而谈，开始逐渐转向对个别问题的深入探讨。

抗战时期的延安，在一书难求、一书难印的情况下，其史学成果通过学术刊物、政治和时事报刊多渠道发布的格局，无疑为其走向全国并形成广泛的影响拓展了空间。

二、延安史学界的争鸣聚焦

见于报刊杂志的延安史学论文，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１）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问题。

延安史家在强调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学术科学化的主张。对此，杨松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曾从意义、历史发展、中国化的成绩和缺点、当前具体任务和方法论等六大方面作了讨论，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２中国学术的马列主义化，就是要学会一种“把握着全人类社会、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要求运用这种方法去“把握和发现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特殊性”。３

与此同时，杨松还提出了一个“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概念，要求纠正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以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艾思奇也撰文对“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和“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问题作了论述，重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４

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则从史学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他把整个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封建时代的历史学、资产阶级方面支配下的历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历史学。指出封建史学存在三大缺点：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５晚清以来，中国史学虽然出现了历史观的改变、中国通史及各种历史的编著、专题的研究与实证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发展趋势，但其致命伤是“以精神、心、道等唯心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过分估计了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民本的意义”。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输入和运用，使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它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阶段，目前则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阶段”的判断，被认为是最有力、最科学的划分。６并说，今后中国史学的方向：“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今后的历史研究者，要越过那种以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随便配合上一点历史材料便算解决了中国历史问题的低级阶段，他们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７

叶蠖生的《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则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立场出发，着重对各派历史观及其党性展开分析。他认为，各派政治力量在抗战中无不注意运用历史学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其学术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但抗战营垒和日寇及投降派营垒之间存在着激烈斗争，即使是抗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文章猛烈抨击了日本军阀御用学者秋泽修二和国内对日妥协派种种谬误的历史理论，肯定了翦伯赞、吕振羽、吴泽、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设历史学科理论和反对各种日寇汉奸及投降方面所作的贡献，强调了未来史学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

他们还对历史研究应取的一般方法提出了意见。如吴玉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中指出：“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阶级社会底产生、发展和衰落底科学；是研究阶级斗争底科学。”８他希望人们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了解人类真正的历史，深刻研究我们的历史，把历史科学作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工具。

叶蠖生的《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对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和研究程序等提出了一些看法，主张对旧有的史料严加判别而取舍，因为“第一，它们真伪相杂，错误难免；第二，无论官修私造的历史著作，皆常有一定的阶级意识；第三，旧史著作包括很广大的范围，许多部分在今天用处很小；第四，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社会情形只能附见而已；第五，史料的深厚非常不平衡；第六，愈是接近平民生活的记载，愈容易为当年的历史家吐弃。”９又说：“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的，不在于记诵故事，批评人物，而是在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求得其一定的法则。” １０

这些，都体现了延安史家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

（２）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的争论。

八年抗战期间，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国统区和延安史家承接社会史论战的余绪，对古史分期继续有所争论。１９４１年的《中国文化》几乎全程载录在延安史学工作者对于上古历史阶段的辩驳。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有关殷商社会性质的讨论，期间曾先后掀起了几度波澜。

第一回合是范文澜与尹达之间的商榷。１９４０年５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文章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工具、生产部门等方面来考察“奴隶社会的基本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具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虽然仍有奴隶，“但主要的却是农奴”，从有关材料看，“西周文王时代，农奴已是主要的生产者”。１１

同年９月，范文澜的观点遭到了其延安同事尹达的反对。考古学者出身的尹达在《关于殷商社会性制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传世文献有关殷代历史的记载，大多出自后世文人之手，其中有不少“修饰和重编”的成份，因而不足为据。他批评范文澜“以后代史料移置于前代”，以致对殷商社会性质判断有误，高估了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并认为，从考古材料看，殷代“社会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其纽带之氏族社会的组织”，即处于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１２

与此同时，《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在重庆《群众》周刊转载，郭沫若并未予以直接的正面回答，而是对殷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新的论证。他于次年起陆续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屈原研究》等文，明确表示：“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这一层近来已得到一般公认，”１３范文澜的商榷文既引发尹达与之疑义相析，又促使郭沫若正式抛弃旧说，重新认识殷代社会性质，由此可见延安史学成果发布、争鸣聚焦的积极影响。

继尹达文章发表之后，第二回合的争论旋即爆发。谢华和叶蠖生分别撰文提出相左意见。谢华在《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认为《尚书》、《诗经·商颂》、《史记》等记载“是殷代最宝贵的直接史料”，１４片面地用甲骨文来反对古书是“一种很幼稚的办法”。根据“最可靠的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谢华对殷代奴隶国家提出三个论据，进而强调“在某种程度的生产力之下，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之存在的。”１５紧随其后发表《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的叶蠖生更是紧扣地下史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研究这些史料必须注意到材料的缺陷性，即是发掘成果还很小，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１６从殷墟发掘的考古史料中，完全可以找到“奴隶与奴隶主、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对外贸易、贫富之差、强迫劳动、金属制的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说它不是原始公社，而是奴隶占有制。”１７此后，答辩还在环环相扣得进行着。尹达在《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意见之所以分歧的中心环节，在于对殷代史料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些出入。

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文化》为延安史学界提供了一个相互启发、相互质疑、相互争鸣的平台，较全面地反应了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学术走向。在这场活跃的讨论中，各家的观点虽相持不下，但学术方法论上却日趋于一致，即都认识到，“如果想正确地把握社会的本质，必需依据正确的史料，必需正确地分析史料本身的可靠程度，才可能得到相当安定性的结论。”１８

（３）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反映在一些具体评价历史人物的论文中。如《屈原思想》、《王充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纪念孙中山特辑”和《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

在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陈伯达、艾思奇特为《解放》撰文《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和《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１９对孙中山学说提出了供大家研究与讨论的新见解。陈伯达通过梳理孙中山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进程，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命运和三民主义有着决定一切的历史意义。

何思敬的《论孙中山先生底思想底研究问题》则对孙中山评价中存在的“隐恶扬善、牵强附会、前后颠倒”倾向提出了批评，要求从“民族大众的立场”和“发展的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出发承认一个事实，即“孙中山在他生存期间实在亲自改变过他自己的历史。因此，在他的生活史进程有过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有过很伟大的发展。我们不能改变他的历史，也不能改变他自己改变的那段自己的历史。”２０

叶蠖生撰写《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却从唯物论的立场上，批评“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一些消极的二元的观点。”说民生史观是“某些人们为着政治作用，企图向科学的历史方法反攻”，因而“他们的成就，除去玩弄太极、诚、动静、体用、生这一套玄虚的名解去建立不可捉摸的民生史观的体系外，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歪曲和攻击。然而，除此外还没有谁能应用民生史观的法则去研究历史和写成历史作品。”２１这种批判的激烈态度固然事出有因（主要是针对陈立夫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发挥为“唯生论”的做法），但对于孙中山民生史观本身的评价则并不公平。

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更是当时延安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的代表作。该文最先连载于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５、２６日的《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文中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１９４３年）中大力吹捧曾国藩的做法，斥责“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２２表达了他对曾氏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阶级义愤。同时也有借用历史批判蒋介石的用意。范文澜对曾国藩的这一定性批判，对建国以后史学界有关曾氏乃至晚清洋务大僚的评判都起了深远的导向作用。

此外，这些报刊杂志作为延安史学界的窗口，还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经常选登一些延安史家的史学作品，如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草稿）等。在出版的物质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解放日报》等通过节选等方式，把延安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对于扩大这些作品的影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二是以文化新闻事件或历史纪念日为背景，通过“历史知识”专栏，刊载相关评论，有针对、有时效地介绍历史知识和研究成果的概况，用快速反应机制吸引读者、凝聚人气。如１９４３年５月１日的《“五·一”劳动节历史》、１９４３年５月９日的《“五九”》、１９４３年９月７日的《“九七”国耻故事》、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８日的“纪念李大钊同志专刊”《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的《辛亥革命》和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３日的《十月革命的故事》等。这类文章紧扣历史时间表，以简明扼要的史实和晓畅生动的表述，担负起了日常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某些关键词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著作发行难、历史知识普及难的矛盾。三是历史作品评论。如金灿然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介绍〈中国史话〉》，刘亚生的《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和燕庐的《读了〈中国历史讲话〉的意见》、尹达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这些评论不再仅限于传递信息的初识层面，而是融真实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撰文者往往以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细腻的感受，解读着历史著作的核心要义。或赞成、或反对的读后评议，对延安地区所能见到的历史著作开展了有益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论证。

三、在内外沟通中发展和壮大自己

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形态因报纸期刊的出现而改变。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虽然处在一个被封锁的境遇中，但正是以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区域内外的各类信息才如缕不绝地相互传递，而有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也在其中占据着一定比重。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７日《解放日报》刊发《关于〈盟利社〉和〈延安一月〉》，回答读者有关重庆出版《延安一月》的主要内容；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新华日报》第３版《陈伯达等撰著“社会科学读本”》；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新华日报》第２版《延安文化零讯》介绍延安新华书店最近发行了杨松、邓力群等合编之中国近代史参考材料上册……就都属于“短平快”的文化资讯。

而在行文中涉及某个学术成果的单篇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例如，刊于１９４２年第七卷第九期《群众》的《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作者张燕西就先后提及“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叶蠖生著《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中，已经有了何干之编著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杨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近代历史事迹的论著，［群众］周刊曾经转载过一些”……文章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动态综述的手法密集介绍了延安地区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把这些学术信息相应地贯穿到自己的行文结构中。再如，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关于学习历史的问题》和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中国学术》刊发的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都提及有一本中国通史连载于从九卷十期开始的《群众》上。借助两篇文章的他证、互证，便为后人了解《中国历史讲座》的作者情况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背景资料：即一部叫做“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的历史家范文澜、吕振羽和尹启明合写的。其中一部分已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上。２３

文化信息、学术成果的异地发布，不仅综合反映了史学研究成果和文化领域的即时动态，也使学术交流能够很快得到学界反馈，这对引导当时历史研究的学术走向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延安区域内外历史研究论文的异地转载主要就发生在《解放日报》、《群众》、《新华日报》等报纸刊物之间。其中，《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创刊于汉口，至同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汉沦陷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至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停刊。共出版３２３１号，出版时间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迄解放战争初期。《群众》周刊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筹办于南京，同年１２月创刊于汉口，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从武汉撤退，继续出版于重庆。是在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的理论刊物。

相互间转载最为频繁的要数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群众》周刊。报纸看重的是文章借古说今、鼓动舆论的煽动效应，而期刊瞄准更多的还是文章所具备的学术理论水平。抗战时期的历史研究论文一般都有既政治又学术的双重属性，因此，相应出现了一些重要文章即被机关报刊发、又被理论刊物选用的普遍现象。其一是延安地区的史家文章多为《解放日报》首发后，再由其他报纸刊物转载；其二则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章均有延安区域外的报纸杂志首印后，再传入延安地区。这就构成了真正意义的“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交流。互动区域内外皆有源头活水，使历史研究成果在抗战时期也处在了一种良好的循环状态。走出去，可以把延安地区史学建设的成果和机制辐射到全国；引进来，可以确保延安地区始终还能与学界前沿保持密切连通，不断有新的碰撞。双向交流构筑了学术成果及时发布、辩论驳难的平台，这对促进中国史学的长远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这两大传播路向表现最为集中的个案就是有关郭沫若的研究文章之转载。以延安为考察定点，既有“引进来”的郭沫若所写《甲申三百年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也有“走出去”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

《甲申三百年祭》为郭沫若研究农民战争的第一篇专门论文，用于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９日纪念明末农民战争胜利三百周年。文章“一方面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指出崇祯及其臣属应负亡国的主要责任、打破历来统治阶级的‘明朝亡于流寇’的歪曲历史的论调，推翻流俗关于‘李闯造反’等许多无知胡说。另一方面，也极严格的批评了李自成的失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的经验教训。”２４当时，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以起于陕北的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来比附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力量，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为宣传唯物史观和驳斥各种谬论，郭沫若中断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转而撰写了这篇既具学术意义和又有战斗性的论文。文章发表不到一月，即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除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外，毛泽东还向党的高级干部要求：“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２５于是，党中央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广为印发，据说该书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个礼拜就销售告罄了，２６可见一时之盛况。

１９４４年，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重庆的《群众》和《新华日报》发表之后，《解放日报》也作了全文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要延安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就此发表意见，尹达遂在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３日《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一文，并于四月间被重庆的《群众》所转载。尽管，大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在个别阶段的形式和顺序并未形成最后共识，但就是在这样轮回的循环交流中，唯物主义历史这一基本思想，已为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和运用。所以，周恩来也对此颇为赞赏，要求尹达“继续写文章，以便使重庆和延安两地文化工作者相互配合，开展工作。”２７

行文至此，延安史学成果传播机制的概貌已依稀可辨。抗战时期，无论是为了阶级革命，还是为了民族救亡，研究工作的“致用”目标始终都是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紧密结合。研究成果通过报纸期刊的传播，使延安史学的影响得以向外辐射，但当史学工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有限的选题上，刊发大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板解释，那么学术传播渠道再畅通也只徒有一个大的流量，而无法使交流双方真正实现研究成果的存量递增。所以，有人总结说：“在抗战时期，空间的分离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工作关系，不仅影响到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观点，而且对于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学术讨论和政治争论也具有重要意义。２８

在大政方针尚属试验阶段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便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得到了重点扶植。虽然，制度保障确实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快速发展，可当历史学介入政治事务、融于现实斗争过深后，完备的建制带来权威的导向，由体制派生而出的战时标准、战时要求导致历史视角为之一转、研究风气为之一变，意识形态的考虑渐占上风。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处于巅峰、还是跌至谷底，也就因此都能从延安史学觅得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注释：

１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

２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１９４０年７月，第９页。

３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１９４０年７月，第１５页。

４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解放》第１２６期，１９４１年３月，第２６～２８页。

５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第４版。

６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第４版。

７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第４版。

８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第５２期，１９３８年９月，第７页。

９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１３３期， １９４１年７月，第３３页。

１０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１３３期，１９４１年７月，第３４页。

１１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１９４０年５月，第１８页。

１２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制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１９４０年９月，第３７页。

１３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８页。

１４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１９４０年１２月，第１３页。

１５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１９４０年１２月，第１９页。

１６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１９４１年５月，第３９页。

１７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１９４１年５月，第４６页。

１８叶蠖生：《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一期，１９４１年６月，第１４页

１９ 《纪念孙中山先生特辑》，《解放》第３３期，１９３８年４月，第５～１４页。

２０何思敬：《论孙中山先生底思想底研究问题》，《中国文化》创刊号，１９４０年２月，第４７页。

２１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１９４１年８月，第５４、５５页。

２２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１页。

２３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

２４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民国丛书》第四编，野草出版社１９４５年版，第７４页。

２５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４８页。

２６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１９４６年版，第１６６页。

２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史研究会编：《尹达史学论著选集》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２３页。

２８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版，第８页。

责任编辑梅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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